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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熊黎民追踪程序的过程中，学会了渗透到机器内部的技巧。根据推想，我认为王安的中文字形一定是贮存在那方盒子的硬盘中。
我又花了两天时间，由沉红莲帮我记录，我则一步一步地追踪，果然被我找到中文字的点阵。这时我在巴西学的画地毯技术立刻派上了用场，我试着用地毯的坐标方式，把所得的二进制数据，在纸上以平面展开，果然，字形出现了。
最后一步，是我选了几个王安的字，将之改成我们的码，再用程序一调！奇迹一般，键盘敲处，我们辛辛苦苦编的字码，就变成了屏幕上的中文！
当然，程序还有些问题，我找熊黎民来看，请他指导。他一看，大吃一惊：
“朱先生，这个程序是你写的？”
“是呀，不过还有些问题，我……”
“这些事应该由我来做的，你告诉我就好了，不必你动手。”
我追忆之下，了解计算机大约花了六天，由学到写出程序来，大约也是一个星期。其中唯一的诀窍，就是瞄准目标、心无旁骛。（后来我才知道，居然有人怎么都学不通。）
一个月后，沉红莲把王安与我们的字码，全部列成一个总表。熊黎民则将表用在输出入程序上，我们再向王安公司借来一台终端机，分别把两台机器放在两个教室中。我们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教室中输入，都可以将讯息显示在另一端的屏幕上。于是，有线的中文通讯终于大功告成。
实际上，中文无线通讯也同样可行，技术问题解决了，所剩下的只是设计与生产的细节而已。我也将之写成计划，可以按步实施，只是不记得当时预估的成本如何。
再一次见到了蒋纬国将军，他仍旧是风采奕奕，精神抖擞。他问我这个输入法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形意输入法”。他一听就说：
“不好，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你这个输入法，应该叫做仓颉输入法。因为仓颉是创造中国文字的始祖，你则是继承他的造字，将之发扬光大。”
的确，“仓颉”这个名字恢宏响亮，但若非蒋将军赐用，我是不敢僭越的。
自后计算机中心成为展示中心，每天都有来自各军种及各单位的参观人潮，三大的学员更是不用说了。蒋将军听我讲解了几次以后，立刻掌握住了重点，其智能之高，实在少见。到后来我只介绍开场，其它应用以及发展，都由蒋将军做“助教”说明。
在那阵子的展示中，我们所见到的“星星”，真比天上的还要多。有一次，在教室中坐了四十多人，星星多的在前，少的在后，沉红莲直数到最后一位，还是两颗星。
我把这套成果呈献给蒋将军，蒋将军又呈给国防部。我以为今后必然否极泰来，国防部采用后，我们就不愁没有支助了。再加上这么多“星星”做证，就算国防部看不上，总有一两颗星有兴趣。再不济，有蒋将军做后台，还担心什么？
我找了个机会，又去国安堂，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那知道他无动于衷，说：
“你的运还没有到，连皇帝都帮不上忙！”他看了看所占的卦。
“可是，我现在已经成功了呀！”我觉得他太主观了。
“你看吧，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的。”
果然，在三大我们接待过副总统、行政院长、政府各部会首长以及许多高级官员，人人赞好，但都无下文。最后国防部的回文也到了，上面写着：“已通令三军参考”，根据不成文的惯例，“参考”的意义就是参考，爱用不用。
一九七九年夏天（月份已忘），三大派我去参加一个“中文计算机编码会议”，我丝毫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为了学习和见识，我搭上了交通车。
会场在台大的溪头林场，是著名的观光胜地。在台北房屋时，我曾经随大伙来过一次，很喜欢这宁静安祥的环境。
领队的是国科会副主委何宜慈博士，同车还有三十多位学者专家，都属国内计算机界一时之选，只是我一个都不认识。印象中好象电信局的专家最多，其次是各校的教授，至于军方的，却仅有我这一位冒牌货。
时正值炎夏，一上山，清新沁凉的空气与葱翠叠嶂的山峦，就令人心旷神怡。待得到了溪头，那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树，搭配着掩映在林间的木屋，天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在行走间，连地上的影子都似染上了浓浓的青色。
甫到溪头，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青色的会议，充满了幼稚、冷淡、敌对的气氛。由分配宿舍这样简单的小事起，有两派人马就几乎争执了几个小时，各不相让。
与我分配到同一房间的是一位电信研究所的工程师，他感叹地谈起，为了争取研究经费，与会的有好几个派系彼此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兼容的地步。
“各做各的研究，有什么好争的呢？”我并不想探听什么，只是顺口说说。
“有什么好争的？”他不相信有我这种白痴：“涉及上亿的经费呢！因为主发研究经费的国科会没有人懂计算机，所以想藉这次会议选择一种方案。你想想，要是谁的计划被采纳了，就将成为国家标准，其中利害有多大！”
我更是胡涂了，据我所知这个会议是来讨论计算机的内码，各家用各家的内码，就像各人在家中说不同的方言一样，凭什么来订定国家标准？目前参加的都只是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文字学者在场，怎能越俎代庖？
“什么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吗？由我们来讨论吗？”我问。
“当然，因为计算机涉及生产，必须有统一的标准。”
“可是，为什么没有文字学者参加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
“文字学者不懂计算机呀！”
“难道计算机专家就懂文字吗？”虽然我们才第一次相谈，我却忍不住要反驳他。
“我们又不是来研究文字，只是把我们要用的字编序而已，有什么多大的学问？难的是怎么摆平各人的利益！”
这就是了，计算机专家都以为自己是高级科技人材，字谁不认识？殊不知文字认知的难度远高于计算机技术。然而在这个“工匠当道”的时代，西风压倒东风。读书人所读的不再是人生大道理，只是钻研技术，人人成了工匠，各比刀斧神通。
果然，第一天的会场上，在接近讲台的两侧，左右分明地各坐了一个小集团。另外在较远的外围，又零零落落的坐了一些人，我亦忝属其中之一。何宜慈一到，就呼吁大家向前坐，集中一点，以便讨论。
室内的宁静与室外的山光水色交融成一片，那份安祥有如佛寺中的大雄宝殿，五百罗汉文风不动。
何宜慈不得已，只好扯开了嗓门，先来个开场白：
“兄弟这次奉命主持这个会议，实在是不得已…”
我后面传来愤愤不平的声音：
“骗人！以为别人都是傻瓜！”我回头一看，有几个人在低低和语，手中拿着笔记本，好象是几个记者。
“兄弟不懂计算机，年纪也到了，要学也学不会…”会场上零星地响起了认可的笑声，何宜慈自己也笑着说：“所以，兄弟只负责主持，请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意见。”
会场立时又冷静下来，似乎人人有主见，个个没话说。
过了半响，在我身后有人站起来说：
“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这次会议集合了国内政、学、产各界的菁英，各界都抱着极高的期望，能不能请何副主委先说明本会议的首要目标？”
“是的，是的，”何宜慈忙接着说：“我只希望大家先沟通一下，目标当然有的，就是要决定中文计算机的国家标准码！”
这句话立刻像是一颗炸弹，震撼了原本冷清的会场，尤其是讲台下靠左侧的那一群，纷纷交头接耳，乱成一片。
“决定中文计算机的国家标准码？难道就这样草率？”有人抗声说。
“当然不是今天！”何宜慈连忙解释：“我们的会议一共是三天，大家手上都有程序表，请看看…”
“笑话！中文计算机在哪里？有谁看到了中文计算机？有谁够资格来定标准！”不知是谁又丢了一颗炸弹，足证明理的人还是不少。
何宜慈大不以为然：
“在场各位哪一位不是专家，而且是国内第一流的，当然该由我们来决定，先有了标准，大家才有方向！”
会场上更乱了，人人都有话要说了，只有台下右侧的一群，彷佛胸有成竹，深以何宜慈的看法为然。
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大堆资料，要上台说话，却与何宜慈在台上争执起来。我由坐在后面的记者口中，渐渐了解了全场的概略情况。
那位老先生是一种“首次尾”中文输入法的发明人，他自费来此，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他的中文输入方法。台下左侧的一群被称为“民派”，以交通大学的谢清俊教授为首，尚有发明“三角检字法”的黄克东、胡立人等学者。而右侧的则是以电信局为班底的“官派”，以王金土为代表。据说这次的会议就是要以电信局的方案为准，假借会议之名，强渡关山，将之订为国家中文计算机的标准。
这个会议的起因，则是年初ISO 国际标准机构，在马尼拉举办了一次会议，因为以往的汉字编码采用日本国家工业标准 （JIS）。有一位美国学者知会了谢清俊教授，认为中国人必须出面争取，否则一旦订定国际标准，对中文将有负面的影响。
谢清俊为此提出计划，建议国科会派员参加，但国科会婉拒了。于是谢清俊邀请了黄克东等人，自费出席马尼拉的会议，并据理力争。认为日本工业标准只有七千余字，即使在日本也只被认定为“工业标准”，当然不能代表约有十万余字的中国汉字。
中共同时也派了代表参加，且提出以6763个“国标码”作为中文标准。当然，这更不值得一驳，中共的“国家标准”码是日本“工业标准”的翻版，比日文汉字还要少。
ISO 也同意这种看法，决定将讨论延至次年。但却指明如果中国人自己提不出可行的方案，则不论好歹，必将决定一种。
谢清俊回国后，他所提的什么标准不标准并没有人重视，只因为中共参加了会议，才有重量级人士由梦中惊醒，发觉连文字也是一个战场。于是一道命令，近水楼台先得月，电信局立刻将电信明码加以扩充，由八千字加到一万六千字。
其实谢清俊一直在从事中文文字的编码工作，他的编码当时已有数万字，当然不能接受电信扩充码。
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才有这次溪头会议的产生。各媒体无不将之视为“官派”、“民派”之间的角力与斗法。
再观与会者，计算机公司约有七八位，记者四五位，其余不是官派就属民派。唯有我什么都不是，原先是为了学习而来，这时才知道我是来削董狐笔的！
下午的会议由王金土博士主持，他说他有种划时代的发明，称为“跳号编码法”。这种编码法与 BASIC语言的写作相似，即是令程序的条目隔开，以便于增加修改。王博士的跳号编码只编双数，单数留空。也就是说，两编码之间，还可以再加一个字。可是目前只收万余字，中国字有近十万，只能加一个字，够吗？
王博士的理论是，当然够！根据交通大学的统计，报纸上8；000 个常用字已代表了99％ 的中文：“我们现在所收的字集，已有一万多字，那百分之一有什么用？更何况跳号编码还可以增加一倍！”
数学是非常奇妙的魔术，我经常看到有人玩百分之一的游戏，报纸是日常生活的媒体，目的是方便快速，过目即忘。为了顾及普罗大众，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字，最多只能代表百之一的文化。而这不收的“百分之一”，才是问题症结所在。（以国人姓名为例，十五年后台湾的户籍计算机系统问世时，人名用字已高达五万九千，请问这些人怎么办？）
再若顾及专业用字、科学名词、动植物学名词、新生造字以及古文用字等，更难以计数。图书馆是信息的总库，如若图书馆用字不能满足，则信息中心不可能成立，全国信息的交流与应用，则又是另一个幻想。
信息只是一台计算机吗？只为了供人写写信，记记帐吗？如果户籍不能用计算机，财税不能用计算机，海关不能用计算机，军警不能用计算机，学界不能用计算机，图书馆不能用计算机，我真不知道计算机还有什么用？
计算机的最大功能在于全面联结，在信息上互通有无，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借着计算机无远弗届的机能，大量且迅速地处理各种资料。如果只把计算机当作个人应用的文字工具，仅以常用字为国家明定的标准，是则不仅失去了信息的整体价值，而且扼杀了中国文字继往开来的生机。
有人认为基于技术瓶颈，与其不能达到，望梅不能止渴，何不暂且因陋就简，恶法亦法，胜于无法？说这种话的人，经常是那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任用亲信，急功近利之徒。因为中文计算机的可行与否，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技术问题，只要公正公开，不循私，不苟且，虚心求证，再来说这种话也不迟。
当时我人微言轻，虽然对中文计算机已有了部分的答案，且一再详细解说，而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竟无一人愿意就技术观点深入讨论。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两派之中究竟何派成为主流。因此，这种形式性的会议，我可以断言，不外乎一场科技“秀”。其草率的决定，必将为中文信息长期的发展，带来无可弥补的祸害。
我仍然一本初衷，文化大业不是一两场战役所能决定的，眼前这些人还没有认识到文化与信息的关系，一时有什么好争的，尤其是在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
几天的讨论下来，更是令我大开眼界，国内第一流的专家们，官派、民派所争的“微言大义”，竟然只是究竟应以部首或笔画为先的排列顺序之争！
王金土攻击谢清俊说因为谢的姓笔画太多，排名太后，所以才主张先部首后笔画。而谢清俊正好反击，说王金土在争排名的先后，所以坚持先笔画后部首。
说来似乎是笑话，令人匪夷所思，我确实听不懂其妙何在。对计算机而言，先笔画或先部首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时到今日我个人从事中文计算机，少说也有二十来年了，始终没有想通在技术及应用上，部首与笔画之先后到底有何奥妙？
在两派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我只好挺身而出。花了不少唇舌，先与王金土沟通，希望他稍让一步，好不容易才得到他的首肯，同意放弃其伟大的发明。然后再去找谢清俊，他倒是不想争这些，只是不满意官方的态度。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个折中案，不妨说是官方的修订版，扬弃了王金土的跳号编码，但却采用他的笔画顺序。
这就成为何宜慈出掌资策会的尚方宝剑－－溪头码，后来由何全力促成、并行改定为13；053字的“国家标准码”。这套内码虽然使不少人获利，不幸对中文计算机却毫无助益。反正纳税人是沉默的，大把大把的研究经费，不断用在研究中文字码、字库。尽管已有完整的中文系统上市，但是利之所趋，有些人就是闭着眼睛，死也不肯相认。
这种现象能怪谁呢？在一个只重物质享受，只重名利地位的社会上，人人为己被视为天经地义。只要有人贪赃枉法，就有人私心自慰，甚至大骂出口：
“你看！这些人简直不象话！”
这样说法有什么玄机呢？喜欢浑水摸鱼的人，决不会到清澈的溪流去，也不可能喜好明净的环境。有前车之鉴，有他山之石，才是自己最佳的保障。
社会是社会人共同组合而成的，社会风习则是社会中每一份子相互影响形成的，果若人人只顾近利，竭泽而渔，还有谁看得到明天？
溪头会议虽然开了，中文计算机依然是个不可企及的神话。我在三大的表现虽然得到蒋将军的赏识，可是没有资金及人员，仍然是一场空。
智慧之旅 （第三部） 三、计算机 仓颉、天龙、零壹、汉卡听说在我还没到三大以前，有一位先生发明了用水来代替汽油，并曾表演给蒋将军看。蒋将军认为如能以水取代汽油，对国计民生将有大利。于是介绍了一位高雄拆船业的巨子，准备投资生产。
这时，蒋将军想到了中文计算机，也劝这位拆船巨子投资。不幸那位以水代油的发明人一口咬定要先付钱，否则拒绝接受化验。我的中文计算机更有如神话，尚在未定之天，自然更令人却步。蒋将军再接再厉，又找了一从由海军退役的应将军。应先生的夫人是位有名的模特儿。他因经商赚了钱，特别向蒋将军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在应先生之前，大同公司也很有兴趣，林挺生先生请我吃饭，并合影为念，其技术人员也与我详细地讨论了所有的技术问题。最后开给我的条件是由我提供所有的技术，他们全权生产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