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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先生之前，大同公司也很有兴趣，林挺生先生请我吃饭，并合影为念，其技术人员也与我详细地讨论了所有的技术问题。最后开给我的条件是由我提供所有的技术，他们全权生产销售，给我的报酬，则是一台中文计算机。
这事我也曾向蒋将军报告，他听了只含蓄地说：
“邦复，别急，我会给你找一位有见识、有能力的人来合作。”
自与应先生初次见面后，每次讨论时，应先生都带着一位律师，我以为这次应该有结果了。不料谈到实质问题时，我说需要三四位研究人员，他听了大为讶异：
“要三四位研究人员做什么？蒋将军说已经可以生产了。”
“即使可以生产，也要设计应用程序，开发新产品呀！”我耐着性子，一一地为他解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颇不以为然，但他表示工作上尊重我的看法，经营则由他作主：
“那么研究人员薪资要多少呢？”
我已经看出来，连三四个工作人员都计较的人，一谈到钱可能就吹了，但为了使计划成功，我只开出一般行情的一半，每个人每月一万二仟元。
“一万二仟元？我们服装公司薪水最高的才一万元！”
“应先生，搞计算机不是卖衣服呀！”
我谈不下去了，我倒不是想与服装公司的人比什么，而是看出来应先生的格局不外乎指挥一条船、管理一个店面而已。
虽然以后还陆陆续续地谈了几次，问题却越谈越多，到最后我才知道，在他的想象中，所谓中文计算机事业是坐在办公室里打打字，印出几个中文字来。
一再的失败，我很难向蒋将军报告，难道都是别人不对吗？但是我自信没有做错，只是蒋将军介绍的人大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将军前后都有两套嘴脸。
我决定自己去找，找谁呢？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位上海帮的企业家，说是有名的鬼才，最能赏识有创意的科技，而且在好些有名的电子公司都有投资。
我邀了沉红莲同往，为的是怕说错话弄砸了大好机会。
会面的地方是中山北路一所高级餐厅，我诉求的重点是投资报酬的利润。谈了一会，他很礼貌地打断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要做事就要有钱，对吧！搞什么中文呢？当中国人都要改用英语时，在做生意的立场来看，这就叫做机会，谁会放着赚钱的机会不做？”
沉红莲差点气炸，我们痛定思痛，决定不再求人，最好自行筹钱，自己动手！
说来简单，到哪里去筹钱？而且还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打听了一下，当时王安计算机的2200T 售价是一百六十万元。东元只有终端机（主机是大计算机，连想都不要想），售价六十万。伏羲也有中文终端机，可以独立作业，售价记得是两百万元，神通计算机公司则声称半年后他们也将推出中文终端机。
几乎要放弃了，突然看到一则广告，是一部称为“小教授”的学习机，售价不到十万元。虽然是学习机，却是唯一买得起的“计算机”。生产小教授的是宏碁公司，我特别到他们公司去，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
当时的宏碁公司还在民生东路，一栋四层楼的公寓，他们占用了一半。小教授名符其实是一部学习机，连屏幕都没有。由于当时宏碁主要的业务是电动玩具及电子零件，不像王安和神通那样，有着宽敞的门面与操作展示的陈列室。我非常失望，只好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临走时，顺便问他们一下，有没有卖计算机。
接待我们的业务员也姓朱，叫朱和昌，他说：
“当然有，有微电脑，也有发展系统，我们卖了好几台呢！”
好几台？一定是太贵了，没有几个人买得起。我小心地问：
“大概多少钱一台？”我心里猜，一定在三百万以上。
“MCZ 售价七十万，发展系统另加…”
“是计算机吗？七十万？”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当然价钱还可以谈，要看你要些什么…”
七十万！可是到哪里去找七十万？我想向叶条辉借，回到台北房屋一看，发现情况不对，各关系企业都在，只有台北房屋的招牌不见了。
所幸工作人员都还认识，打听之下才知道公司已经被杨副董事长接管，叶条辉只保住了“台北房屋”这个老字号，早被扫地出门了。
剩下唯一的希望是把房子卖掉，打听了一下，目前市价可以卖到一百多万。可是行得通吗？不要说开口跟家里商量，我自己都认为不妥当。
有一天，廉广全和雷俊到我家来，廉广全说要由军中退休，可以拿到一笔退休金，但是不知道投资什么才好。我便顺口提到中文计算机的事，他们听了都很感兴趣。
“那么开个公司要投资多少钱？”雷俊问。
“开公司倒不要多少，一二十万足够了。但是我要先把机器做出来，要做就得先买设备，目前还差几十万块。”我说得很含糊。
“几十万？那算什么？我们几个哥们一凑，不就出来了？”雷俊拍着胸脯说，他在黑白两道还有些朋友，这些钱对他应该不成问题。
果然，不到三天，雷俊找来了几个功夫界的朋友，加上廉广全、赵蓝平等，每个人凑了十来万，共有百把万。其中六十五万借给我做样品，其余的打算投资组织公司，连名称都有了：豪邦计算机公司，甚至连办公室也找到了。
江湖人做事总是大刀阔斧的，也就难免粗心大意，一切想当然耳。
“你们现在就把公司成立起来，不怕冤枉花钱吗？”我问他们。
“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名字取得多好，笔画是名家算过的，上上大吉，豪是指豪侠，邦就是你老哥的名字，计算机公司！嘿嘿！”赵蓝平答非所问。
看他们那股劲，我也不忍心多说。但公司做什么生意呢？买卖计算机要大本钱，我的东西还没有做出来。即令做出来了，也不是凭一个空办公室就有生意上门的。
不过，我倒想到一种事业可以让他们开始，就是教别人用计算机。这种工作只要懂一点技术就好了，就算他们不懂，以我学习计算机的诀窍，也可以负责训练。
“不行！不行！我学什么？打架还差不多！”蓝平说得很坦白。
“我也不能学，这么一把年纪了，只能学做老板。”雷俊也说。
“这样好了，我们请些小姐来，你负责训练她们…”廉广全比较冷静。
“对！对！我负责管小姐！”这边叫。
“我负责挑选小姐！”那边喊。
于是，我向宏碁公司买了一台MCZ （Micro puter of ZILOG） ，价钱是六十五万。为了安心工作，我离开了三军大学，和沉红莲两个人，在内湖丽山街租了一间房子当作我们的实验室，正式下海。
老实说，我当时对计算机根本是门外汉，只懂一点 BASIC语言。要问我凭什么敢这样孤注一掷，我确实说不上来。但是，我有信心我能从头学起，不破釜沉舟，还谈什么奉献？再说，既然计算机是人做的，别人能，我就没有学不会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成功及失败的问题，我只觉得应该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根绳子，早已把我栓得牢牢的，非得走上这条路不可。至于万一失败呢？我不大相信有这种可能，大不了重头再来。事实上自从我觉悟的那一剎以后，整个人的身、心都起了变化。“我”只是一个残留在世间的机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怎样才叫“应该”，判断的原则也很简单，即以长远的大利为依归。
总之，我开始学习Z80 的汇编语言、研究计算机的硬件结构。几天下来，我立刻找到了问题核心－－这部计算机没有图形功能，所有英文字符都由硬件提供。而没有图形态，我又不能改变它的硬件，就不可能显示中文。
解决方案之一，是加图形功能，再不然得由显示器的英文字符产生器下手。我打电话给朱和昌，他建议加图形卡，并对我买计算机的动机极感兴趣，特别来我的实验室造访。我向他说明工作计划以及欲达成的目的，他说：
“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不懂技术，能不能请我们总经理来看看？说不定我们能够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
第二天，宏碁的总经理施振荣先生来到我们的实验室，在仔细听完我的讲解后，他慎重地考虑了一会，说：
“我不太懂你的做法，可是假如能做成功，我们公司很有兴趣合作生产。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公司去，向我们的工程师讲解一下？”
我原本就希望找人合作，宏碁虽然规模不大（当时的确如此），但却有眼光。不论如何，以他们的技术及人力、设备，哪一点都比我强，当然能合作最好。
那时他们公司总共有二、三十人，我讲解时，所有主要成员都到齐了，小小会议室中，坐了十来个人。我画了一张流程图，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只会土法炼钢。每逢有分支的流程，我就在流程下方贴上一小张纸片，展开来好象乱七八糟的刺猬。
内行与外行的分别，就在于会不会说“行话”，也就是所谓的专门术语。我所用的“行话”都是自己发明的，对宏碁的专家而言，无异天书。
讲了一个上午，由他们的眼神以及若干人的睡姿中，我心里早有了最坏的准备。原本就是我自己的责任，有宏碁参加最好，不参加，我也得做，没有什么分别。等我讲完了，施振荣站起来，对大家说：
“说老实话，我还是没有听懂，问题很单纯，你们看可行不可行！”他面向前排左方，一位玻ё潘郏莘鸹姑挥兴サ那嗄晁担骸笆┏缣茫憧醋龅玫铰穑俊�
我一听，完了，在我讲解的过程中，他多半双目紧闭，要问他，准没指望。
施崇堂慢条斯理，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情，说：
“以他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简单得不可思议。”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认知，接着他转过身去，像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方法，怎么会没有人想到过？”
会场上激起了各种回响，施振荣又紧跟着问道：
“那你看要多少人多久时间做出来呢？”
施崇堂想了一下，肯定地说：
“三个人，半年可以完成！”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我们签定了合约，将来销售所得，提出百分之十作我的权利金。至于豪邦计算机公司，则由宏碁负责提供各种协助以及各种优惠待遇。
由于感恩图报，我也捐出我所得的百分之十以降低豪邦的成本。豪邦的兄弟们对这些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他们整天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面对一大堆我送过去的计算机资料（全是英文的），简直不知从何下手。
赵蓝平心直口快：
“妈的！咱们来搞中文计算机，为什么还要学这些洋玩意呢？”
雷俊把脚跷到桌子上：
“这就是做总经理的好处，孩子们，你们好好学吧！”
不知是谁替他们请来一位由加拿大回来的计算机博士，来审核我的计划。结果这位博士给大家浇了一头冷水，他首先认定中文计算机在技术上绝不可能。其次，根本就没有中文计算机的市场！至于宏碁公司，他不屑地说：
“台北计算机界我熟得很，什么宏碁公司？没听说过！再说，计划谁不会做，但失败的占绝大多数。尤其是中文计算机，连美国政府和 IBM公司都做不出来，你凭什么？不到产品上市，亲眼看到东西，打死我，我也说不可能。”
谁能反对专家呢？尤其是归国的计算机博士？豪邦人人听得面如土色，他们决定散伙。实在难怪，几个两肋可以插刀、胳膊上能走马的彪形大汉，天天窝在办公室中。面对如山的“蝌蚪文”资料，全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他们能委屈多久？
我还没嚣张到认定中文计算机只有我做得出来的地步，可是天下事变化万千，时机非常重要，假如“天龙”晚几年问世，谁知道中文计算机又将是如何呢？就以我这段历史而言，如果要评功论赏，这几位江湖汉子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好在中国游侠一贯的精神就是不居功、不贪荣禄，大家聚是缘，散也是缘。在飞砂走石的大漠里，或是山道崎岖的绿林中，刀光剑影，马嘶人啸，笑谈千古佳事，亦一乐也！
后来我在中央日报上看到有一位姓许的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空军研究部门曾与IBM 公司合作研展中文计算机的内幕。自一九六○至一九七○，前后十年，共耗资六千万美金，动员的专家以千计，最后只得到一个结论：中文不能在计算机上使用。
但对我们而言，一切进度都在控制之中，我与沉红莲负责系统分析及数据结构，施崇堂则带着两位工程师郭钦阳及黄丰约编写程序。
由于我的目的明确，对自己设计深具信心，所以很容易看出过程的症结。在他们每写一段程序之前，我先详细解说处理的方法及原则，施崇堂很谦虚明理，他总是耐着性子，仔细聆听。黄丰约则不然，他认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汇编程序，理想归理想，实践归实践，所以有些方法不见得行得通。
我在解说的过程中，等于已经把汇编语言全面流览了一遍，精要已能掌握。施崇堂采用汇编语言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是执行的效率高，更能够直接控制一应的细节。我之所以能够在计算机界站住脚，施崇堂的帮助至大，因为第一步走对了，以后才能水到渠成。
人与人的沟通是门大学问，要有会讲的人，尤其难的是要有会听的人。好几次程序不能执行，他们认为我的理念有问题，我则指着程序，一条条地说出错误所在。后来黄丰约干脆把印出的程序锁在抽屉中，不让我看。这一来，又激起了我的斗志，花了两天时间，我自己写了一段程序，交给施崇堂，请他测试。黄丰约笑着说：
“朱先生，程序写起来很容易，但是要能够执行才行！”
施崇堂则把程序仔细地看了一遍，说：
“朱先生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行得通，你照这样去改过来。”
几个月的合作，虽然难免小有争执，但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由于施崇堂的指点，我发觉汇编语言很像武侠小说中的筑基功夫，是认知逻辑的根本。学者要有耐性，要有恒心，更要心思灵活，不断地练习，以至成为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这时，人便能专心思索所面对的问题，透过精简有效的步骤，加以实现。
不错，很多人都会写程序，不会的，花上几个月也能熟练。但是汇编语言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把程序完成就好，段数的高低全看其中处理的过程、采取的解决方案。因为汇编语言相当于机器码，直截了当，对计算机有绝对的控制力，其实现的方式最具效率。
人的能力大小，说穿了也就是效率的高低。了解了汇编语言的效率根源，人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再加上自我的反复印证，思考力绝对可以提升。当然，只把汇编语言当作吃饭工具的家伙，等于是卖《金刚经》的书商，只为赚钱，是得不到明心见性的智能的。
我们的做法有两大特色，一是小键盘的中文输入设置。一是图形及中文字库。当时所有的中文输入观念都把中文当作特殊的例外，不是用2；400 键的大键盘，就是约 300键上下的中键盘。唯一的小键盘是王安的三角号码，但它只用数字键而非英文字键。
（注：当时之中文系统皆为终端机式，王安的三角号码用十个数字键。工技院中华一号到中华三号，采用 228键。神通 CCRT 280 中文终端机采用 332键。台大之研究计划中，采用江德耀教授的字根输入法，有 40 键。东元采用周俊良之注音及四角号码输入法，有 100键。通用伏羲4674，采叶晨辉博士的大键盘输入，每页有2400键。）
我的理念则不然，既然有英文文字键，而英文系统已经成为举世通用的标准，所以中文必须与英文键共享，仅留一键供中英文的选择。可是当时同意我观点的人不多，甚至与宏碁合作时，还有人建议改用大键盘。其立场是为了便于行销，因为当时至少有二三万个打字小姐都已熟悉了大键盘的操作，不需要再教育，马上就可以进入市场。
我坚定不移，再加上成本的考量，施振荣也全力支持，所以小键盘才能定案。此外，字库是成功的关键，我用向量组字法，把每一个字的坐标值设计成为一种压缩式的资料，以仓颉输入码的前缀及字身分别指向其字形数据。当使用者输入仓颉码时，立刻可以找到该笔资料，并根据数据结构立即画在所指定的位置上。
我们收取的字根，足可排列组合成三四万个有效的字形，仅需不到60KB的空间。话虽如此，当时我们所用的MCZ ，其最大容量只有64KB，全给了字库，别的工作就不能做了。施崇堂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