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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开车到青木关，大约只需二十分钟的路程，这时走了四五个小时，已经是三更半夜了，路上人车拥成一团，却还不知离青木关有多远。
又挨了一阵子，只见路旁两侧的人群不断地向前移动，车队反而一部紧接一部，前灯照着尾灯，大家都动弹不得。远远望去，活像一条咆哮的火龙，瘫痪在黑暗的大地上。
小陈开始有点不耐烦，便走下车去，活动一下筋骨。过了一会，他懊恼地回来说：
“看样子青木关到不了啦，共产党故意开些烂车子来，把路给堵死了。”
我们后面早已接上了长长的尾巴，这里又没有岔路可走，真是进退两难。姚伯伯急得抓耳挠腮，母亲不住地念观音菩萨，只有妹妹和爱珠挤在一堆，睡得香甜。
等我打了个小盹，醒过来时，车子又在缓缓前行。果然路边的田埂上有很多东倒西歪的车辆，有的还四轮朝天，看来都是被人推过去的。
路边除了逃难的老百姓以外，也有不少军人。他们多半披着破旧污秽的军服，肩上倒挂着步鎗，情况和难民相差不多，个个面露疲倦之色，步履维艰地往前挨着。
才走了没多久，车队又停止不前，小陈再去打听，这次的消息更糟。原来军队在前面设下关卡，拦下所有经过的民用车辆，一律充公。
姚伯伯生气的说：
“是谁的部队，简直无法无天。”
小陈意味深长地说：
“要是有法有天，就不会打败仗啰！”
姚伯伯突然想到：
“我身上还有重庆市长的公文，不知道管不管用？”
“您有没有枪？有枪一定管用，前面好几部车上都有，有的还是机关枪哩！”
果然，走了一段路，几个军人把我们拦了下来，姚伯伯拿出公文说：
“我们有公事，再说车子这么小，你们拿去也没用。”
那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向姚伯伯说：
“老乡，我们也不为难你，但有两个兄弟走不动了，借你们车顶坐一下，过了青木关就放他们下来，你说怎样？”
姚伯伯连忙满口答应，想不到这一来，那两个军人反而成了我们的护身符，一路上再也没人找我们的麻烦。
又走了一程，姚伯伯突然指着路边说：
“那些不是抢我们车子的人吗？”
一点也不错，十几个男男女女，挤在难民丛中，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真是又可恨又可怜。显然他们的车子被充公了，天下事真是祸福难测，如果先前没有被赶下车，现在走在路上的就是我们了。以母亲的病况，那种惨状实在不能想象。
直到天上泛起了丝丝曙光，车子才开到青木关。这时路上人车已很稀少，放下那两个军人后，小陈这才舒了口气，踏足油门，向前风驰疾驶。
刚走了一段，小陈就觉得不对劲，每当车要向左转弯时，车身下就咯咯作响。小陈停车一检查，又带来一个坏消息：
“钢板断了，一定是刚才超载，又走走停停，震坏的。”
“还能开吗？”姚伯伯问。
“到北培还可以，但北培没有修车的地方，去了车就报废了。”
“车子一定要修，你知道那里有修车的地方？”
“往成都的方向有几个大站，我曾经去过，但这一去一回，就得多担搁一天。”
姚伯伯叹口气说：
“一天算不了什么，修车要紧。”
一路上，小陈小心翼翼的开着，还算很顺利。走了半天，我们只看到二部装甲车，与我们反向而行，其它倒是毫无异状。
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镇上，我们先下来休息，小陈则去修车。在一个小铺子里，姚伯伯买了几碗面，店家不收法币和金元券，坚持要用现洋（银元），而且是一块钱一碗。我对金钱没有概念，但与上次在巴东时，几个银角子就买来一担樱桃相比，其分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已经饿了很久，这碗面之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虽然馋得要命，但我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五十块现洋，看看大人们，连碗底都舐干净了，当然不敢再要。
店家问我们去哪里，姚伯伯说要去北培。店家说：
“老哥去不成啰，当兵的把桥都炸啦！”
姚伯伯不相信，说：
“瞎说！我们刚从那边过来的。”
“老哥，你刚才过来，一定看到两部怪车子啰，那是去炸桥的！听说共产党已经过长江了，我真不懂，这么丁点小桥炸了有啥子用？”
小陈修车回来也证实了这件事，大家商量之下，北培既然去不成，就只有去成都了。母亲虽然舍不得那些行李，但是说不定能在成都找到父亲，心情反倒开朗很多。
出了镇，直到成都，路上平静得不像是在战争的边缘，没见到几个军人，也见不到作战工事。农民照常耕作，商人一样营生。只是每当我们问起共产党的动静，大家都耸耸肩，好象漠不关心。但是有一点却如同冒在水面的冰山，可以反映出人心的消长。不管我们买什么，商家一律只收现洋，政府发行的纸钞好象废纸一般。
我在车上发现了几本小说，是还珠楼主着的《武当七女》、《北海屠龙》等。这是我陷迷于仙、佛、鬼、怪、妖、魔奇异世界的开端，幻境与现实交错，人可以随时逃遁到主观的时空里，自得其乐。
有一天傍晚，我刚刚神游青冥归来，才发觉已经到了成都。眼前一片低矮的平房，丝毫没有大都会的气派。而且军警密布，三步一哨，十步一岗。市容很是萧条，家家户户重门深掩，平静中隐藏兵戎的杀气。
不记得母亲与姚伯伯是怎么商量的，只知道迷迷糊糊中，姚伯伯带着我，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来去。姚伯伯拿着一张写满地址的字条，我们逐一叩门，询问父亲的下落。结果不是无人应门，便是好不容易出来个人，却是一问三不知。我肚子又饿，双脚也酸痛难忍。这样过了不知多久，在一排竹篱前，一位老先生探出半个身子，姚伯伯轻声问了他几句话，他一直摇头不语，却仔细地打量着我。
姚伯伯立刻把我拉到他面前，说：
“您总认得他吧！他是怀公的次公子。”
那老先生半响没作声，突然问我：
“你妈妈呢？”
“妈妈睡在车上，没有来。”我照实回答。
“她为什么不来呢？”
“因为她有肺病，身体不好。”
老先生点点头，对姚伯伯说：
“我三年前见过他，那时他还小，只是在这个关头，我必须谨慎些。”他小心地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悄悄地说：“也真巧，怀公今天下午刚来给我辞行，你们早来一天，我还真不知道他来成都了，如果你们来晚些，怕也见不到他了……”
姚伯伯急问道：
“怀公真要去打游击了？”
“不是，”老先生说：“胡宗南奉命死守成都，怀公则要随行政院撤退到香港，大概是明天的飞机……只是我没有想到要问他，不知道他住哪里？不过他曾经提到要去看几个人，那些人我都认识，我把地址抄给你，赶快去找。还有，现在怀公名列湖北头号战犯，不是我见过邦复，我绝不会告诉你他的行踪，你千万小心点。”
虽然地址在手，有了下落，不幸这时兵慌马乱，人人自危。我们找到一处时，已是深更半夜，一片岑寂。敲门之声惊彻四邻，只听见犬吠之声远近呼应，却未见到一个人影。我把脸贴近门缝，看到屋内分明有烛火晃动，但就是没人应门。
姚伯伯急得跳脚，又换一家，情景依然。
回去见了母亲，大家相对无言。良久，母亲戚然说：
“或许这是天意吧，算了，大家都辛苦了，有没有地方可以吃点东西？”
小陈知道附近有个夜市，我们便开车过去。偌大的成都静悄悄的，彷佛是个空城。我们担心连夜市都歇业了，那才凄惨。
还好，有几家店门还开着，只是客人不多。我们刚刚走进一家，姚伯伯竟然兴奋地大声嚷叫起来：
“好呀！你们都在这里！怀公呢？”
里面坐着的几个人，我彷佛认识，他们听见叫声，吃了一惊，一看是姚伯伯，赶忙把他一把拉过去，连使眼色，悄悄问：
“怀公夫人呢？”
“来了，来了，睡在车上。”姚伯伯忍不住老泪纵横，总算放下心来。
父亲一见到我们，不但毫无喜色，反而暴跳如雷，大骂姚伯伯不负责任。姚伯伯静静地等父亲骂完了，才细细地把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父亲叹口气说：
“这叫我怎么办？整个行政院有好几百个人，撤退的飞机只有四架。票都已经分好了，明天上午就要起飞，就算我是行政院长也没有法子呀！”
母亲在一旁躺着，伤感地说：
“不要担心，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说，你的那些书还在北培，我也不放心。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就回北培去。”
“胡说！你们先休息，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一早，父亲弄到了一张票，那是因为有人临时变卦，到行政院退票，正好被父亲碰上。但是问题仍未解决，因为按照规定，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一票。据说撤退所用的是飞虎航空公司的军机，由外国人负责检查，只认票不认人。
大家建议父亲和母亲先走，但母亲坚持说，要走我们母子三人都走，要留都留。七嘴八舌吵个不停，最后父亲发火了，大喝：
“谁都不许吵！先到机场再说！”
那时的机场只是一片黄土平地，上面散布一些乱草和几间机棚。沿途军警严密戒备，机场上则是冠盖云集，无一不是当时各地各界的军政大员。
到了机场，父亲和他的朋友立刻分头行事，到处“打点”，首先传到的好消息是飞机误点，要延到晚上，正好给父亲赚到了宝贵的半天时光。最后，大概花了不少钱，得到验票人员的首肯，我和妹妹可以不用票而混上飞机。
这是行政院最后一次撤退，一共有四班飞机。父亲的朋友王洸先生是前航务局长，他有三张票，乘第二班飞机，带着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他答应带我闯关。父母亲则是第四班，那时应是深夜，说不定妹妹也可以混过。
事到如今，除了委诸天意外，别无良策。母亲不再说话，只是专心念佛。连我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开始在心中默默念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好象是晚上八点钟，第二班飞机到了，大家排着队，王先生紧拉着我的手。父亲和母亲站在远远的人群中，我的心中很平静，因为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不认为这是骨肉分离的关头，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陌生而又遥远。
队伍逐渐往前移，我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我们踏上了独木桥似的跳板，四个人，一大三小。我看到昏暗的机舱门口站着好几个人，每收一张票，放一个人。我这才想起离开了母亲，要飞向一个遥远而不知名的地方，看看紧牵着我手的王伯伯，心中突然万念杂陈。如果我走不成，还可以陪着母亲，万一妹妹上不了飞机，那时母亲会怎么样？随妹妹留在成都？而我却要跟着父亲？再不然把妹妹一个人丢下，可能吗？
我知道菩萨会保佑，但是保佑谁呢？是不是连妹妹也在内？心中还在胡思乱想，人已到了机门。突然门口一阵骚乱，似乎有人在找什么，我们趁乱走进机舱，耳中只听到有人叫着：
“四个人，只有三张票。”
另外有人叫道：
“有一张票在我这里！”一个外国人想过来看，而后面的人又拥了上来。
王伯伯忙把我拉近身边，掩护着我，一起挤到飞机舱尾。这原是一架军机，容量并不大，为了增加载运的人数，所有的坐椅都被拆除了。我们就地一倒，王伯伯立刻把我藏在身后，再用毯子盖了起来。
到香港启德机场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下了飞机，王伯伯交待我不要乱跑，好好在候机楼里等候父母，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一生奇特的行径，都与这些遭遇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不过十多天的时间，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境况，由轰轰隆隆的炮火声中，逃！逃！逃！逃！冒着骨肉分离的风险，从一个未知的时空，又逃向另一个。十二岁的我，就体验了尚无法充分了解的巧合奇遇，一个事件紧扣着另一个事件，分毫之差都足以令我的未来行向不同的轨道。
我试着理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可是那些感受如同梦境一般，很陌生，却又那么真确。任何事态的演变都巧妙得不可思议，以常理而论，这些巧合只能出现在三流的小说中。除非是以母亲一再强调的“菩萨会保佑”这句话来理解，才能圆满地解释一切。
这些事件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助益，以致后来遇到任何打击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常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对原则总是坚持到底。但在另一方面，又使我虔信命运，以为在菩萨庇佑之下，不必积极去争取或追求世间的一切，最后终于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四九年，启德机场只有一个候机楼，来往的班机也很少。我一个人呆呆傻傻地，在四周全是玻璃窗的大厅中等着。我不断地自问，父母亲会不会来呢？如果不来，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母亲缝在衣领中的金块，用手摸摸，那坚实的感觉令我稍感安慰，可是这又能买几碗面？让我活几天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干脆专心地念起观世音菩萨来。
果然上天垂佑，到了下午，父母亲与妹妹都平安到达。随后父亲先去台湾，我们在九龙的大埔墟住了三个多月，在一九五○年元月移居台湾。
智慧之旅 （第一部） 三 、丧母 英文、橘子、孽障、失恃新家在台北市松江路一二五号，是省政府新建的宿舍，一片整齐划一的绿色双拚木房。院子不大，但足够种些花草。右侧住的是名将白崇禧，左侧是前南京卫戍司令宫其光，与我家同栋的另一端，则住着当时的新闻局长张彼德。
除了几排紧连的宿舍外，四周都被稻田包围着。向北望去，青葱葱的山一直延伸到东南角。台北市区则在西方的河谷平原上，离此大约有十几里路。
记得母亲见到新居时，曾感慨地说：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但愿我能死在这里。”
自从母亲住进自己的新家后，病情急剧恶化，躺在床上，再也不能起来。
我的化名没有派上用场，不需要任何文件，我进了中正国小六年级。从此，十多年安定的岁月掀开了序幕。然而，这种安定只是外在的环境，只是政治局势的偏安。对我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而言，真正的苦难磨折才刚开始。命运如同盘石压顶，不论怎样挣扎、奋斗，渺小的我们，始终无法解脱。
一九五一年，父亲奉命筹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因为受到政府重用，共产党便利用我们大家庭的矛盾，先后派遣二娘的女儿宁生、汉生赴港，要求来台，都被父亲严词拒绝。最后大娘的女儿敏生也到了香港，声明若不能到台湾，便打算死在当地。
这时，彭孟缉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得知敏姐负有“任务”，特来与父亲商量，想利用敏姐将有关之“匪谍”一网打尽。一方面因母亲妇人之仁，力劝父亲接敏姐来台。另一方面父亲心中也觉得对大娘有所歉疚，所以便同意了。
自敏姐来了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家附近常有人身着风衣，日以继夜，晴雨无阻地徘徊在隐蔽处。也有好多次我被陌生人拦下，详细地打听敏姐的动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敏姐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匪谍，她只是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认为父亲对不起她们母女，心有不平，借着这个机会，来讨一个公道而已。
悲剧往往不是人们刻意安排的，它的到来无声无息，它的消逝也无踪无影。每一个身历其境者都是受害人，而可怕之处，正是它的隐晦处正与人性的私欲息息相扣。从古到今，因果相循，在日光下不断地回放，将人间化为无边的地狱。
初中被分到师大附中卅二班，我坐在第三排，右侧坐的是陈履庆，左侧是戚维义。班上多数是内地人，有些人甚至乡音难改，常被大家取笑。
第一天上英文课时，老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黄培根，和大哲学家“培根”同名。他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
“英文不是人人都能学的，比如说，湖北人就学不会，你们班上有没有湖北人？”
我听了，心中有点不服气，因为我客居香港时，常去附近学校玩耍。香港学校都教英文，听多了也懂得一点。为什么湖北人就不能学？事后我才知道，同班竟有五个湖北人。只因为我个性倔强，所以立刻举起了手。
“你是湖北人？”
“是。”
黄老师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英文字汇： LINE 及 NINE； 然后对我说：
“你念念看！”
我没有学过发音，当然不会，他又说：
“我先念一遍，你再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