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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林叶增、东元的颜世英、经纬的李音生、声宝的庄先生、王安的陈幸良和星茂的王久华，连我共是十一人，同商大计。
我首先表明，中文计算机属于全体中国人，应该采用最好的方法，我个人愿意拋砖引玉，把我的方法提供出来，由大家共同评鉴。任何一种理想的方法，必然是最经济、品质最高，人人能够接受的。各厂商若能统一采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至于硬件与应用软件则由各厂商自行设计，努力拓开市场，造福社会国家。
陈德盛及杨键樵二人全力支持，慷慨陈言。在场各人无不动容，都表示愿意合作，只是要详细研究，不能草率行事。杨键樵立刻在现场打了一通电话给信息策进会董事长李国鼎，李先生表示全力支持。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策划小组，公推大同公司的林叶增为筹备会主席，订下了第二次会议的时间。
杨键樵联络的结果也有了正面的响应，资策会委托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所长杨丁元博士参加会议，并负责全面的评估。
第二次会议是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时，人员略有变动，声宝来的是位陈经理，星茂是温国荣，王安是林荣生，经纬是位纪经理，神通则是朱厚天。
我先提出我的计划，我将中文字库、中文系统以及中文打字机等全部技术拿出来，希望有新台币二千万元的权利金。如果大家决议采用，由政府出资一半，各生产厂商出资一半。我则负责在半年之内，将各种大小密度的中文字形产生器发展出来，并制成集成电路。其余产品则可在一年之内完成，供应各厂商使用。
杨丁元已获政府方面的授权，立刻表示支持，拟先评估中文字形产生器的可行性，与会的厂商负责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我便交出全部的技术资料，由杨丁元领导的电子研究所先作技术评鉴，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过了一个星期，杨键樵找我去。他说根据杨丁元的评估，我的技术没有价值，他有把握在三个月内做出比我更为完善的中文字库来。
杨博士没有错，为中文奉献，人人有责，谁能做得更好，就应该由谁来做。所以当杨键樵向我一再表示歉意时，我则很诚恳地期望杨丁元博士能兑现他的诺言。只惜事到如今，物换星移，杨丁元博士的中文系统不知在哪里？
十二月九日，我接到电话通知，说李国鼎先生要在资策会顶楼接见我。我到时，他的秘书告诉我，会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好好把握。
当时李国鼎是资策会的董事长，是国家科技政策的设计者，他既然找我，我猜一定是要表示支持中文计算机的计划。我诚惶诚恐，一见到他，就等着他的指示。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也在等我开口。坐了一会，他说：
“朱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找他呀！可能是有好心人希望我当面向李先生陈情，但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尤其是只有十分钟，深怕一句话错了，机会也就错过了。
“请李先生支持中文计算机的发展。”
“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告诉我，计算机是高级的科技产品，不适合用中文。”
“计算机是高科技，可是用计算机的目的是处理文字及数据资料，中国人不可能人人都会英文，也不可能把文字都改成英文。”
“朱先生，老实说，我不懂计算机，所以我必须相信专家学者，据他们告诉我，只要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可以使用计算机。我们在中学就把英文列为第一外国语，照理学会几百个英文单字，应该不成问题才是。”
“李先生，谁这样说，谁就是有意蒙骗您！”我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没有只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够了的事，任何一台计算机都有几百页厚的操作手册，不看懂能用吗？此外，计算机里面放不进中文资料，我们中国文字及文化，在未来会是什么下场？”
他想了一下，慨然说：
“朱先生，我见过的所有人中，只有你一个人有这种看法。我觉得你是对的，可是我今年七十岁了，还在为国家忙个不停。我不可能重新去学，也不可能反对一般学者专家的意见，我只能对你作精神上的支持，希望你能成功。”
李国鼎先生是台湾政府中唯一对科技有认识的领导人物，连他都受到那些眼光如豆、只顾抱着金饭碗的专家所影响，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不过这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律，有心为国为民的领导者，若得不到有胆识有能力的好幕僚，充其量也只能维持一个小小的局面。同理，做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提纲挈领、掌握重点，则在当今繁琐庞杂的技术时代，很难能认清真正有价值的任务和人才。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实验室，宇宙又何尝不然？只要我们分得清楚，微观和巨观原本没有区别。在每一个不同的层次中，都有其时空的特殊条件以及变化运作必然的定律。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条件整理出来，人生，宇宙，又有什么我们不能理解的呢？
宇宙进化的模式是人类前途所系，身为人类一份子，我们能够掉以轻心吗？人类的历史是种族、社会、文化兴亡的前鉴，我们又能忽视吗？
我认识很多从事科技工作者，他们往往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将所知有限的技术当作个人求名得利的工具，罔顾即将导致的恶果。我常常劝他们，建议他们考虑一下历史所启示的教训，而他们总认为过去的人犯错乃是因为无知无能，所以历史没有参考的价值！
更有一些迷信科技万能的盲从者，他们只看到科技创造的力量，不愿接受科技破坏环境的事实。他们认定总有一天科技能够解决一切，可是那“一切”指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能力知道，也不愿意知道。
当然，我所指的这些从事科技的工作者，充其量只是些工匠而已。只因为今天计算机当道，物以稀为贵，计算机技术人员就不可一世，自以为是神了。
这些人算得上是科学家吗？科学是有系统的学问，重视推理，由观察、思考中先作假设，再以严谨的态度实验分析，小心求证。他们所根据的是实验记录，所信仰的是理性，所追求的是真相。
历史不正是人类的实验记录吗？虽然那些记录难免流于主观，难免因为条件之不足而有所偏废。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加以研究、求证，找出其中的症结来。过去之认识不足、见解不明以及所犯的错误，正好给予我们重新认知的机会，而记录的事项更是我们据以参考的宝贵资料。
科学是什么？只是物质文明的工具吗？科学家呢？难道甘心为物质的奴隶，终身埋首在新物质的探索、新世界的开拓，而不顾人类社会的福祉？科学家应该是最具理性的人，他们不仅有科学的知识与态度，而且有人类的良知。知道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知道应该如何避免，知道怎样运用他们的技术、能力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利益！
既然如此，科学家必须先了解“因果律”，以人类的得失衡量前人实验的结果。千万不可急功近利，草率从事。否则能力越大，所可能造成的祸害也越大；影响力越深，所种的因果也越严重。
时到今天，我们都处身在因果的轮回当中，悲也罢，喜也罢，谁也免不了承受前人所种的因。可是，只要人能够觉悟，今后的机运还在我们的掌握中。从事科学工作者，在玩弄知识魔术之余，是不是该有所警惕，谦虚一点，先向历史请教一二呢？
如今不论在台湾或其它地方，科学家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主流，取代了过去的贵族、僧侣、武士以及中国特有的科举文人。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除了拜时代之赐，物质供应丰裕外，其它一切都乏善可陈，尤其是精神生活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
是不是科学家认为人只是一种吃饱穿暖就满足了的有机物？是不是科学家在显微镜下面，看不到人类的不幸？是不是在科学辞典里，没有“精神需求”这个名词？
记得有次我去参观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里面有中央系统的空调，喷着带点清香的空气；优美的背景音乐，轻快流畅；还有电动的运粮车，计算机调控的自动喂食系统…
我最难忘怀的是那位管理员，他驾着电动车，指点着一排一排整齐划一的鸡舍。里面有无数红冠白羽、精神抖擞，长得又壮又漂亮的鸡只，有的振翅高歌，有的则埋首低啄。其前边下方有两条流动的带子，上面送来的是金色的食粮，下面送走的是白晃晃的鸡卵。
那位管理员看着面前的“太平盛世”，志得意满地说：
“各位，这就是科学的伟大，我们不仅能把鸡养得肥大，蛋生得多，最有意义的是我们能让被养的鸡都感觉幸福无比！”
计算机界也不尽然全是功利之徒，有一段轶事很少为外界所知。缘宏碁有位销售专员段晓雷，此人能说会道，头脑清晰，也很有侠气。而神通的刘大卫也是个性情中人，说话有点结巴，但在结结巴巴的后头，常蕴含至理。
有一次，刘、段两人不期而遇，且各为其主，争得面红耳赤。
两人所争的是公司领导人的能力高低及眼光远近，在华光（神通的关系企业）及宏碁两个公司中，以李振瀛与施振荣两个总经理为例，究竟谁胜谁？
开始时难免各说各话，没有交集。妙在两个人都有求真的精神，他们得到的结论是，由段晓雷去见李振瀛，刘大卫会会施振荣，作一个客观的比较。彼此并约定，如果得到了共识，其中一个人一定要放下成见，“弃暗投明”。
于是两个人分别回去，为对方安排了交换访问的时间。
事后，段晓雷承认李振瀛比较高明，也决定履行诺言。可是他辞职未获准，尤其是当宏碁的老同事知道他要去华光，更是无法谅解，责备他见利忘义。段晓雷在进退失据之下，认为失信虽然不可，无义亦非所愿，最后竟然悄然赴美，销声匿迹。
在零壹公司中，沉红莲则是位女侠，她个性直率，严于律己也严以待人，经常得理不饶人。姜有谟是文化中文系的，原在她的手下工作，有一次突然来向我辞职。我当然了解其中原委，便问姜有谟愿不愿意写程序，他说怕学不会，我便直接把他调到程序部去。
不到半年，姜有谟边学边写，写了一套紫微斗数的软件。林维江立刻找来一位角头老大，打算开一个计算机算命的活动站。
那位角头老大很有点头脑，找人做了一个木头人，里面放一台苹果机，一台打印机。在胸口有一个洞，客人只要输入生辰，斗数图就立刻输出。
这个构想很好，但还需要加一点工，这便由另一位同事小董负责。小董做事拖拖拉拉惯了，一点小事答应了好几次，一直不能完成。那位角头老大很不高兴，也无可奈何。这事大家一直瞒着我，角头老大也不知道公司谁是老板，只知道找小董。
有一天，我听到三楼声音异常，下去一看，很多人围在那里。小董被角头老大抓着，逼到了墙角，紧抱着头，一副狼狈不堪的德性。
“你说，你快说！明天能不能交货！不说我就打死你！”老大手中是把锤头，离小董的头还不到一尺。
场中人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我正想上前，突然听到一声暴吼：
“你想干什么！”一个娇小的人影由我身后越众而出，我一看，糟！是沉红莲！
那位角头老大回头一看，也楞住了，他把小董放开，恶狠狠地打量了一下。原来是一只散发着怒火的兵蚁，正面对一只大甲虫，努力摇晃着两个鸡蛋似的小拳头。
全场鸦雀无声，角头老大举着铁锤，竟然哈哈大笑：
“失敬失敬，原来贵公司有位女侠客！”
林维江也有侠气，有次沈红莲代表中文部向程序部挑战，比赛篮球。沈红莲是高中校队，大学班队，但中文部其它人不是文弱书生，就是纤纤佳人。
程序部仅熊黎民就堂堂六尺之躯，再加上几位手长脚长，活蹦乱跳的少年家，这场比赛的盘口是一比一万！
不管是冷战是热战，中文部人人愁眉苦脸，唯恐有人提到球赛，万一有人不识相，遇到中文部的同仁，问声：
“星期天…”
答案是千篇一律：
“星期天我要去看电影，有谁请客呀？”
如果谁在沉红莲面前露出了一丝牙缝，就会看到一个美猴王大闹天宫的景象：
“你是啥人？直教那姓熊的前来会我！”
熊黎民则是一副施施然状：
“哦！哦！不忙不忙，到时自有分晓！”
星期天我赶到球场，两队正在操兵。只见那一端兵精将猛，篮球碰碰然，人球齐飞，一派袖珍NBA 的模样。
另一端，坐的坐，倒的倒，脚酸手软，遍地哀鸿。
本着人道精神，我正要宣布比赛中止。不料在程序部中，突然冲出一员猛将：
“朱先生！我可不可以申请转部？”
“现在转部？”我一看，是林维江。
“不现在转就来不及了。”
“好吧，你要转什么部？”
“中文部！”
球赛在抗议声中开始，也在抗议声中结束。原因是比赛太精采了，记分员变成了拉拉队员，浑然忘了比赛的目的，记分牌上一直是零比零，最后胜负难分！
由于计算机是当红的科技，是经济利益的核心，想在这个圈子里找义人，实在是缘木求鱼。一九八九年，我曾在大陆见识到一位真正的义人。他符合了义的基本条件，即坚持原则，牺牲自己，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贵明先生。
有一天，有人拿一份人民日报给我，叫我看一篇讨论中国信息前途的文章。显然大陆与台湾，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就算有差，也差不多。文中提到大陆盗侵版权的现象严重，有很多输入法即抄自我的仓颉输入法。抄还不说，为了个人的利益，反而以仓颉为对象，大肆攻讦。文中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严正地提出讨论。
作者是栾贵明先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子计算器中心。
一个人能路见不平，为一个素未谋面、无利可图之人拔刀相助，这不是义人吗？后来我到北京，特地与他会面，相谈颇为投机。他早就看出计算机对文化的影响，也一直在这个园地中耕耘，但限于各种条件，能做的不多。
他也训练了一批学生，把《全唐诗》和所有相关资料都建了全文索引库，甚至于《古今文选》、《二十五史》等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我看到他的成绩，知道中华文化代代有传人，心中大感安慰。
后来我回到台湾，由罗鸿进口中得知因为他坚持研究传统文化而得罪了权贵，被迫离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信念，继续艰苦奋斗，在浊世之中殊足可贵。
坚持理念不是一句口号，零壹公司虽然只有近二十位员工，但一开门，处处要钱。平均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四、五十万的生意，开支却在七、八十万左右。
能借的都借了，沉红莲也设法借了二十五万来，不得已，我决定把房子卖掉。内人很不谅解，我知道她关心孩子读书的问题，一心想去美国。因此便骗她说我要去美国发展，她信以为真，于是房子卖了，得款一百五十万元。
然后，我带着她们母子，先去洛杉矶安顿下来。售屋的钱先充作公司开支，然后由公司每月按时寄美金一千块过去。我则住进公司，以办公室为家，开始了尔后十数年有室无家的岁月。
智慧之旅 （第三部） 六、芒种 标准、去国、认同、雷达中文打字机的制作始终萦绕于怀，有一次我在广告中看到了一个四十个字位的坐标绘图器（Ploter），我如获至宝。在我设计中文字库时就曾经想过，向量结构其实便是坐标位置，送到绘图器上，立刻就可以“写”出中文字来。当然，这种字并不好看，我又想到，只要重新设计一种笔，再用程控“笔法”，一定可以符合中文的书法艺术。
最有利的是这种做法的成本低，大量生产时可以降到三十块美金以下。我想到就做，立刻叫林嘉勋用汉卡的结构，加一个键盘和绘图器，外壳我则用压克力版成型，不到一个星期，便做好了一台小巧精致的中文打字机。
虽然是利用现成的组件拚凑而成，且写字的笔并不理想，但从各方面看上去，都令人爱不释手。每秒钟约可写五六个字，要加快速度也不难，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打得那样快。至于写字笔也可以换，并且有多种颜色和粗细。
这只是实验的样品，我打算设计各种不同宽度的笔，以便写出各种字体。现成的绘图器只有四十列，是正常信纸的一半。我找到生产厂商，他们已经有八十字列的机种。在微电脑的控制下，就是一套不折不扣的中文文书系统了。
我拿给庄灵看，他特别为台视做了一次专题采访。后来工业局长找我去，并介绍交通银行投资五百万，与我们公司合作生产。一切进行得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