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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清晨，我和沉红莲走到故宫旁的原御花园（现已改为“工人劳动宫”），我打算了解一下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想法。门票是二分钱人民币，进到里面，是个极大的花园。有假山假石，盆景花木以及各种雕梁画栋的建筑。但是一眼望去，黄土铺地，寸草不生，无法感受南国花园袭人的绿意。
北京雨量不丰且多风沙，能有这么多花木已属难得。地上很干净，一定是常有人打扫，或是大家都有公德心。园中到处是人，多半是些老者，有的在练马步，有的打太极拳，还有人在树下或墙前半蹲半坐，双臂虚抱，彷佛怀中有个大缸。
花丛之间有一些长条的座椅，三五成群的有不少人在休息。我特别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我也找个空位坐了下来，身边有好几个老太太，大家多半是木然地呆望着前方，偶然回过头来，与旁边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上几声，也听不出什么主题来。
这代表了什么呢？可能是人际关系淡薄，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心。我知道，当人与人之间无话可谈的时候，就表示人已经被孤立了。对这些老年人而言，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原本就所剩不多，如果连身旁的事都提不起兴趣，那又代表着什么呢？
离开北京后，为了观赏祖国风光，我们要求搭火车南下。途经淮河平原，先到南京，再渡江去南通，探视沉红莲的奶奶。然后再去苏州、杭州，经上海回美国。
我们坐的是“软卧”，四个人一间，倒颇为舒适。天一亮，我就注目窗外，连续几个钟头，尽目望去一片无涯的青葱，完全不是过去想象中荒凉残破的淮河平原。至少，我相信人民温饱应该不是神话了。
在南京时，我们住进一所宁静的宾馆。参观拜会之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南京市内大马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沈红莲是南通人，所以统战部特别在行程中安排了南通的拜访。南通在长江北岸，离开南京后，要坐渡轮过江。
我们晚上八时离开宾馆，天气热得像是在火炉中一般（气象报告说是摄氏三十八度，实际上是四十二度，政府为了避免民众慌乱，特意少报），老林笑说南京正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们来得不巧，正好挨烤。
这真是世界奇观！只见南京大马路的路肩上，密密麻麻地睡满了民众，从宾馆到码头，汽车走了半个小时，我就没看到过一块空地。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有这种耐性，大家居然整整齐齐地，像是逃难，却又像露营，全城都露天而眠。
一到码头更是人潮汹涌，看热闹的、等着上船的统统挤成一堆。谁都不知道谁要干什么，反正有人往这边来，也有人往那里去，大家挤来挤去。这时我早已汗流夹背，眼镜片上一层雾气，在人群中热得头昏脑胀。
统战部南京的“部长”也来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我以为部长一定是大官，他们告诉我，在编制上各地都称为部，头头都是部长。大概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之一吧，名义上不分阶级，但内部阶级分明。
那位老部长在前开路，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我见到有些人欺负他老，故意推他撞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尤其是沉红莲，她那份侠情又被激发了，一副火山即将爆发的模样。顾不得自己是客，我连忙挤到那位部长的前面，打算跟那些恶客讲理。
老林紧跟着我，看我神情不对，忙把我拉住说：
“今天实在太热了，别急别气。”
“可是，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尊重年纪大的人呢？”
“唉！没有办法！文化水平不够嘛，原谅他们吧！”
在台湾让贵宾免于困扰的方法是利用特权，任何贵宾都有相当特殊的优待。据我所知，当时去大陆的“高科技专家”并不多，我算是顶重要的贵宾了。而对我唯一的优待就只有住宿，因为旅馆严重不足，经常得安排在一些特别的招待所里。
我还有什么抱怨的呢？难道希望有警车开道？保镖护卫？
沈红莲的家人很平实，生活算得上是小康，逗留了一天，转程苏州、杭州，参观了留园、西湖，最后到上海搭机，于八月八日返回美国。
刚回到RDI 公司，蒋先生又带来一封邀请函，请我参加九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文信息会议。蒋先生认为我应该回中国服务，我也颇有同感。尤其是中文计算机的技术正在转折点上，如果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方向，未来要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小。
由于蒋先生的关系，雷达公司没有刁难，只是比尔有个条件，如果大陆有意与我合作，他要分一半的权利，我很痛快地一口答应。不料比尔又提出一个条件，要我与他的律师同去，而且不管任何谈判，都要有律师在场！
蒋先生悄悄对我说，不妨先答应他，大陆方面会为我安排。果然一到北京的机场，在行李通关处等行李时，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们的面前。一位拦在那位律师前面，一位把我领到特别通行口，连行李都没有检查就出关了。美国律师只好傻傻地排着队，不知所措。到了北京，我住宿的旅馆也另行安排，一切对外保密。
大陆称计算机为计算器，由四机部的计算器管理局掌管。我一去，就安排了一个星期的讲学，讲解我的中文系统观念。
我将中文打字机的样品及蓝图送给计算器管理局，希望他们大量生产，以利中文之应用（不幸多年后我再去探询下文，该机竟然下落不明，不知所终）。我从他们的态度上发现到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现象，他们一再强调在五○年代，其电子技术明显地优于日本。对于目前的落后，他们虽不否认，却流露出自卑与自傲夹杂的复杂情绪，我立刻警觉到，一不小心，就会戳破那急欲掩饰的怨恨。
只要是重视技术的人就必然重利，因为技术就是利的结晶。急功近利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相当不错了。我不能怪他们，但又不能不表达我的看法，表达的结果与在台湾差不多。在台湾，有人打小报告说我是共产党，这里他们说得比较含蓄，只认为我上了国民党的当。
我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国家标准码”，只收了六七六三个字。堂堂大中国的国家标准竟抄袭自日本的工业标准码（JIS Code）！如果说礼尚往来，过去日本自中原吸收了部分文化以及中文，如今物归原主倒也说得过去。可是连日本人都知道，文化用字难以规范，为了工业上的需求，收取了七千多字只做为“工业标准”。中国人大概以为日本人智能较高，再不然认为现代中国只需要工业就够了。所以日本的工业标准，摇身一变竟成为中国的国家标准！
我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屈就，即使是收两万四千字，也可以设法与英文系统兼容共存。但没有一个人听得下去，工程师的心态和我在台湾所见一般，咸认为六千字已经太多了，多得他们都认不得。最好象英文字母一样，二十六个，最容易处理。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放着大量无所事事的软件工程师，不让他们彻底了解系统观念，也不自行开发系统程序。却发动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第六所与四机部合作，大搞各种“汉化”程序。
所谓汉化是将原程序所显示之英文字符改为中文，如此而已。在技术层次上还赶不上我们当年在零壹修改其它的计算机，使之能处理中文。这样的不思从头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上，绝对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胡衕。
为什么呢？软件的价值即在于程序技巧的应用，如果工程师只看程序的外表，而不深究其结构内涵，就得不到技术的精髓。把程序中的字符改成中文太容易了，而自行开发软件则非常困难。没有人不愿意做容易的事，到最后除了依赖抄袭之外，第一流人才真正的本事都浪费了。
本来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如果有人支持我的看法，我会留下来，死心塌地把平生所学，报效给知人善用者。不幸，这一点点卑微的奢望，从台湾到大陆都行不通。似乎所有搞技术的，都得自行扬名立万不可。“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只要略作修改，把“文人”改为“同行”就传神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旅馆休息时，服务台打电话上来，说楼下有位我的亲戚来找我，我请他代为拒绝。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来此，更没有什么认识的亲戚。上次我到北京来时，曾经有位香港的商人冒充是我的表弟，到四机部大做生意。所以一碰到这些事，我宁愿得罪人也懒得答理。
不料那位“亲戚”很坚持，竟然找到我的房间来，服务人员阻拦不住。我开门一看，服务员旁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和一位绅士。我遍搜枯肠，始终没有一点概念，不知是哪门子亲戚。那位妇人看我一脸神情茫然的德性，便说：
“你是朱先生吧？我是先芙，蒋祥嘉的表姐。”
听她满口的四川土音，我才恍然大悟，是邓小平的妹妹！我忙向服务员道了谢，解释说，的确是我的亲戚，同时将他们两位请进屋来。
“蒋先生说你很爱国，很想回国为祖国效劳，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
“不敢当，我是受到蒋先生的感召回来的。”
“爱人在哪里？有几个娃娃？”倒底是女人，最关心的还是家事。
“爱人在美国，有一个娃娃。”爱人两个字很不顺口，入境随俗吧。
“娃娃多大了？”
“十六岁，读高中了。”
老实说，我不敢相信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居然就是中国头号强人邓小平的妹妹！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上装、黑布长裤，头上是清汤挂面似的齐耳短发，脚上穿著一双布鞋。由她说话的态度以及我们交谈的内容来看，她完全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且执着于家庭、亲情，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妇女。
她对我的生活垂询甚详，由于我的四川话还没忘掉，谈起往事时，真好象是亲人一般。我们谈到很晚她才离去。临走时还一再吩咐，有事可以找她。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统战部的接待人员，他们听了，摇头不信，说一定是骗子。因为以邓小平的身份，他的妹妹不可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出来。
我不认为是骗子，但心底未尝不在怀疑，邓小平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平实？我过去所接触的任何人，只要有三分地位，就必然有七分排场。我相信物以类聚，人以气集，她果真是邓小平的妹妹，那邓小平不仅是个政军奇才，更是一位品德高尚、志节出群的伟人。
统战部的人打听了一阵子，回来对我说，那位邓先芙真的是邓小平的妹妹。而且早年就加入共产党，参加长征，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是生性不喜欢拋头露面，所以外界知道得不多。言下还很有些遗憾，错过了见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机会。
至于中文信息会议的过程，不外一些应酬文章，乏善可陈。我已事先讲好，把座位安排在大陆各界专家这边，上海科委的刘建民也在座，我们曾在美国见过。他大感詑异地问我，是什么单位接待我的。我告诉他是统战部，他立刻向大会抗议，因为他认为我是他邀请的客人。
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的邀请函果真是上海科委所发的。领事馆交给蒋先生，而蒋先生没弄清楚就通知统战部接待我。到了北京，统战部又认为我是计算机专家，便把我带到四机部的电子计算器局，成为局里的贵宾。
原来不过是场误会，我答应再去上海，也讲学一个星期，这才把事情摆平。人生的机缘很难说，如果先去了上海，打字机可能付之生产了。缘在美国见面时，刘建民就看中了那部中文打字机，一听说我送给四机部，他失望得只是说：
“可惜了！太可惜了！”
“不会吧，我看他们也很重视。”
“你等着看吧，北京都是些做官的人，绝对看不出打字机的价值！”
我回到美国不久，突然有天半夜，电话声响起，那一端竟是联合报的记者！他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去了大陆，我承认是去开中文会议。他又问是否打算回大陆工作，我则老实告他，目前还没有计划。
过了几天，台北公司的同仁寄来一份联合报，上面报导了我去大陆的越洋专访。同时又附上了一份旧的，那是在我离开台北的第二天，报上说我经营公司不当，欠了几百万的债务，最后只好一逃了之。我看了只觉得好笑，报纸的可信度不过如此，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楚，一般读者到底能知道几分真假是非呢？
我开始在雷达公司上班，先把雷达的软硬件作了一番通盘的认识，然后再来研究应该如何动手。一研究之下，发现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操作时人所看到的讯息都在一个“雷达绘图装置”上，也就是一个专用的监视器，只要能将显示的讯息改为中文，就一切都解决了。
难的是硬件及软件都要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所幸我早就想过这类问题，我的潜意识随时随地都在设法把看到的英文改成中文。
我先研究硬件，发现监视器中的英文字符是7*15大小，这样两个英文字的空间（15*15）刚好可以凑成一个中文。此外其英文字符贮存的方式，是以ASCII 顺位连续烧在一片只读存储器中。由于雷达专用术语不多，沉红莲负责将之译成中文，而且限制在九十六个字以下。我只要再重烧一片中文字形，再将程序中的英文改成所译的代码即可。
但是为了找寻显示英文字符的程序，花的功夫可就大了。程序部的经理自诩他们的说明文件准备得极为充分，所以程序一看就能了解。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美国，软件程序员流动性很大，那些程序早已换手多次。而几位现职程序员，花了三天的时间，一直搞不清在那成叠的文件中，什么是什么。
我等不及了，决定从头找起，我写程序一向都要求精简，沉红莲戏称我为朱 3K 。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美国人写的应用程序，其臭其长几乎叹为观止。当我告诉他们希望有一份打印出来的全部程序时，那位经理面有难色，问我说：
“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当然越快越好。”
“快不起来，因为这个程序印一次要好几天，要好几箱打印纸。”
“好几天？程序倒底有多大？”
“大概有两三百万个字符？”
“两三百万？不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吗？”因为汇编语言最精简，我写程序到今天，全部加起来还没有写到三万个字符。
“那么只印控制监视器的那一段如何？”
“怎么印？天知道那段程序在哪里！”他不禁恼羞成怒，一肚子怨气都倾了出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英文呢？我们做什么，你们用什么，省掉多少麻烦！”
最后只好由沉红莲与我自行动手，幸亏上次她为神通改写中文字库时所用的系统就是眼前这一套。沈红莲一段一段有耐心地调出来，一段一段仔细地检查，找了一个多星期，只把有可能的几个档印了出来。结果印出来的程序，几乎有一个人高。
我一面检查程序，一面感慨万分。这种程序可以说完全是垃圾，既无章法又无结构，大量利用一种美国人最骄傲的宏 （MACRO）形式，无限量地浪费宝贵的时空资源。宏形式原来是很好的构想，有些不断重复的手续写起来太繁琐，利用宏指令，程序员只要设计一次就可以随时取用。可是把宏用得恰当却不容易，因为工作的重复并不表示每次作法完全一样。懒人便用笨法，一次把要做的事都写在一处，要用时顺手就抓一个。
这事好有一比，人每天要出门，便设计一个程序专写出门。但出门方向不一，没关系，程序先出门办完事，回来才发觉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又可以修正，于是又有一段修正程序……如此类推。程序员会说：
“你看我多聪明！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了！”
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真要出门的人不必先出去再修正，他的方向早就决定了！
我提出了中文化的工作进度，认为两个人一个月可以完成。雷达公司内部开了一个协调会，没有人相信，因为不相信，就都认为我不是个骗子就是外行。可是没有中文不能交货，骗子也好，真功夫也好，反正损失不大，试试看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面子，因为硬件及软件部门的经理都坚持说天下不可能有这种技术，尤其中国人懂什么？找中国人做有损尊严！
他们开了一天会，我则在场外备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