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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面子，因为硬件及软件部门的经理都坚持说天下不可能有这种技术，尤其中国人懂什么？找中国人做有损尊严！
他们开了一天会，我则在场外备询。最后由于比尔的坚持（他的理由是中国对我那般重视，绝对不可能是骗子），又为了交货，不得不让我试试。
硬件部门有位老技师，我曾经和他讨论过，他知道这计划行得通。公司很慷慨，连那老技师在内，三个人给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做出来。结果我们只用了十二天就完成，从此公司上上下下，人人对我们刮目相看。
人生的得失往往不是一时可以认知的，我从小就喜欢硬件的电子、机械，如果不是当年那位程序员把我气得一佛出世，怎样都不会改玩软件。孰料软件正适合我的创造力，无限的时空全都在思维逻辑的控制下。多年来的经验证实我只要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只要我有机会动手，从来没有失败的例子。
绝大多数的计算机从业者都只将计算机当作谋生的工具，我则不然，我一直在找寻一种理想的工具，以实现自己脑海中的构想。计算机之有价值就在于有了可以随意控制的软件，当然，计算机也有“遗传”上的机能，再透过一定的手续，新的设计就成为它的“经验”。这不正是人类进化的缩影吗？然而上帝造世界尚且要七天，人改变程序却只在须臾之间。
为此，我完全站在“天”的立场，来看待“人”的替代品“计算机”。我必须敬重计算机的尊严，写程序要像艺术创作一般，精益求精！一旦精通了计算机的各种细节，不论要用计算机做什么，只要做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
比尔信心大增，表示要投资五十万美金和我们合作中文计算机。我便将林嘉勋找来，打算以 IBM PC 为基础，完全利用软件，将之设计成中文计算机。
此外我看到雷达公司有一种船上用的卫星定位系统，可以改成汽车上用的地图系统。比尔一听，半响不吭一声，过了一会，他才说他认为应该先做中文计算机。那位老技师后来偷偷告诉我，说比尔在硬件部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汽车导航。
茜茜莉沉是Ether net 的设计人之一，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之父卡维米德过从甚密。她知道中文的潜在市场，很想把中文系统放进一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朋友介绍我与她见面，看看能不能够合作。
这时，我正在与沉红莲两个人，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做中文的概念结构。我在巴西教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文时，就发现中文文字结构中，有一种字义的“概念分类”。人只要熟悉了其分类特性，就很容易了解中文的意义。
比如说，“车”是一种概念，由于车的用途很广，人在陆上的行动都必须用到车。久而久之，车便自成一类，在“车”字之前加上动力或功能种类者，有战车、火车、牛车、汽车等；在其后加上部件，则指属于车之部位或结构的车头、车轮、车轨、车厢等。从造字来说，把“车”字视作分类前缀，则所有从车衍生之字，如轮、軏、輎、轵等都可以组合出来。
我在仓颉码的设计中，已经有了概略的分类，至于细部的定义则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现在正好利用时机，每天下了班回到公寓，便开始了分类的工作。
我用四个字符分别定义为四种形式，再以八种特征做细部的描述。这样一来，每个中文都可以用四字符或者三十二个位来表达。
再以“轮”为例，已知其属车部，是车之一种部件，第一字符定义其词性及用法；第二字符指其位置在下接触地面，能滚动，由轴与体接；第三字符定义其形状，圆形，有内外结构，充气；第四字符则说明其材料，性质等。
当文字与文字组合成词组时，就根据一定的组合规律，查各字之间的交集，以得知所代表的涵意。如“一个车轮”指车之轮，因其交集为车及部件，但如“一轮明月”，其中轮与明无交集，但与月有交集，两者皆为“圆形”，月与明有交集为“光”。是以我们知道此轮已非车轮，而为一种有光的圆形物。
我之所以要动手做概念结构，是受到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的冲击。日本人是非常值得敬重的民族，因地缘的特性，日本人随时随地都心存危亡，力求自保。偏偏邻国是个大而无当松松散散的古老民族，强盛的时候固是不可一世，羸弱的时候却也亡不了。日本人永远在危险的边缘，所以必须随时保持警觉。
一旦日本强大了，最安全之策自然是把中国大陆据为己有，才能一劳永逸，才有本钱效法中国人的大而化之。
日本目前已经是超级经济大国，假如第五代计算机的计划能够成功，中国必亡！只要了解什么叫做第五代计算机，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危在眉睫。
在五○年代，当第一代计算器开始发展时，美国学者就提出“人工智能”的可行性。他们认为人的思维可以透过符号表达，而机器能应用符号，而且工作效率最高。只要能把人所了解的符号设计成为计算器能应用的形式，机器何尝不能有人的智能？
一代一代的研究下去，虽然很多人失败了，但是计算器的功能却突飞猛进。每次当一批研究的人放弃了多年的心血时，就有另一批人借着新一代的计算器，又兴致勃勃地展开新的冒险。由第一代到第三代，一个一个希望幻灭了，他们并未绝望，只是认为当前计算器的容量及速度尚不够，必须再提高千倍以上，当量变产生质变时，问题将迎刃而解。
日本在电子领域的成功全是靠美国人的发明，如果日本人创先开发出容量及速度都超过当前一千倍的集成电路，岂不是一种划时代的发明？更何况果真量变产生了质变，日本也就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
所谓人工智能的技术，是指将人的智能转移到非人的机械上的一种技术。其中包括观察、辨识、语言、记忆、思维、判断、控制等项目。
以日本雄厚的生产实力，只要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军事上，在他们现代化的流水生产线的一端输入材料与能源，而输出端则是千千万万整齐划一、精神抖擞的“铁甲武士”。这些武士心狠手辣，打不死，累不坏，只要原料无缺，就可以生生不息！果真这种铁甲大军临境侵入，其后果不喻可知，人类文明亦将重写了。
我不相信日本人能成功，但却知道人工智能之到临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我由中国文字中已经看到了其可行性，难道别人就看不到吗？日本人的计划我详细分析过，在自然语言及常识库之间是一个大而无当不可能竟功的松散结构。除非自然语言即等于常识库！而这种可能只有中文具备，但日本也用汉字，万一日本人发现了呢？
我做这种研究的心态之一，是想知道到底有无这种可能性？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能够釜底抽薪，以为人类留一点后路。
由于茜茜莉沉与卡维米德对人工智能知之甚详，我时常向他们讨教，想多了解一点美国人的观念。米德身材瘦长，人很风趣，谈天说地颇有名士之风。但是他们所知的都只是硬件部分，我则认为硬件环境尚未成熟，未来变化的空间还很大。米德听了很不高兴：
“你凭什么说 VLSI 还不够成熟？你知道在每一平方英吋上有多少晶体管吗？你知道晶圆最大的极限是多少吗？”我知道，他真把 VLSI 当作他的儿子。
“这都是技术问题，当上游技术改进后，情况还会变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每一次硬件的设计，都是将当时已有的技术用到极限，包括真空管及晶体管的设计在内。但是只要有更新的物质材料出现，就会有新的改变。”
“你认为硬件的进步永无止境吗？”
“当然不是，但是目前显然还未到达极限。”
美国人的度量很大，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如果他是中国人，恐怕再也不会理我了。
茜茜莉决定去大陆谈合作，邀我参加，这当然是件好事。她介绍我去见她们幕后的投资人，一位艾森豪时代的国防部助理。
我一见他那种趾高气昂的态度，心中就有些不快，既然要合作，总得像个朋友才是。茜茜莉和他谈了一阵子，我很少开口，当然英语水准不够是主因。那位助理先生一直在观察我，突然他问道：
“朱先生，你是美国人吗？”
“不是。”
“那你打算入美国籍了吗？”
“没有这个打算。”我答得很干脆。
“万一有必要呢？”
“我只做我的工作，没有必要。”
“怎么可以？茜茜莉，你怎么能让他参加我们的计划？”
事后茜茜莉对我大表不满，她认为即使我不打算入美国籍也没有必要承认。而我也说明，要我提供中文技术不是问题，但我绝对不会参加他们的计划。后来，据我所知，他们的计划因为中国拒绝了而不了了之。
这时IBM PC上市了，我用8088指令重新改写原来的字库。而且把字形放大缩小的技术也做了一番规划，打算分几个阶段来发展。第一个阶段只做两种大小，即15*16 与24*24 ，如果成功了，我就有把握使之放大及缩小成各种比例。再下去，我将知道有没有可能再加上字体、字形及其它各种变化。
由于整天专心于文字与图形的转换，人间事常常难以顾及。
我们住在旧金山，常须回洛杉矶办事，两地之间走五号高速公路比较快，但路上往往是连续数十公里没有一个转弯。因为我心中有事，经常不知不觉开起快车来。为了避免被公路警察逮个正着，只要看到有飚车族，我立刻踏下油门，前呼后随，风驰而去。飚车族都同病相怜，很能相互照应，在有警车巡逻之处，对面必有开来的同类，不停地闪着车灯，提出警告。
从经验中我知道，夹杂在车队的中间最为保险，车队的头尾最容易被拦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车队经常变换队形，各人也须自求多福。
有一次我要回洛城，开了一部1985年胜利牌的白色敞蓬小跑车。那部车只要一踩油门，十秒钟之内可以加速至七、八十哩。这部跑车是雷达公司的公产，因为目前没人开，所以借给我代步。
车行在平坦而广阔的高速公路上，与人生何异？望天地之悠悠，前无古人，实在寂寞不过。偶而也会遇上一两部车子，相互角逐一番，但总是过不了多久就劳燕分飞。好在我的心中还有一条热线，随时随地可以与古今大师闲话家常，讨论人生。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黑点，与我相距约有数公里距离。我立即一踩油门，小跑车如腾云驾雾般，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哩的速度向前冲去。人在车中，车在云间，我见到了逍遥在云中的庄子，正拟分享这种铁鸟之梦，眼前的黑点渐渐长大…
黑点变成了车子，车子的形状也越来越清楚，车顶上有个东西很耀眼，是警车的闪光灯！糟了！这叫马屁股上拍苍蝇！怎么办？还逃得掉吗？
我保持冷静，下意识地继续前行，直到接近了，保持着安全距离，亦步亦趋。
过了不久，那警车终于闪着灯号，叫我到路肩上停下。
“你知不知道你开车的速度？”那警官走到我的车旁，拿出罚单。
“不知道，我只看到你的车子就追过来了。”
“你怎么可以追警车呢？”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路上实在太寂寞了，想找个伴。”
一定是这句千古不变的真心话打动了他。他收起簿子，道声珍重，走了。
智慧之旅 （第三部） 七、飘泊 博爱、智能、东进、计划美国人做生意喜欢买空卖空，比尔对中文计算机的投资是靠银行贷款，银行评估后认为中文计算机市场不大，拒绝了。比尔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他自己拿不出钱来，却又天天逼我签字，想利用我的关系去找财路。
这时万佩鼎突然从洛杉矶打电话来，说找到了中文计算机的投资人。我立刻南下谈妥共组公司，由我全权负责技术，对方负责资金及市场。新公司名叫“博爱中文计算机公司”，地址在洛杉矶，董事长、总经理都由他们担任。我唯一的条件是研究室要设在我的住所中，以便能日夜工作。
由于中文技术人员征求不易，我便建议由台湾引进，并与零壹公司合作。他们同意了，我便把林晓星调来设计中文系统。
总经理郝锦章也是位软件工程师，另外拥有一个计算机公司。他坚信软件包与系统工程是两回事，因前者涉及“人体工学”，必须专门人才始能胜任。为此他特别请了一位计算机硕士，在他的指挥下，专门设计中文文书处理等软件包。
差不多是一九八四年十月，我们的系统及中文字库都测试完毕，但因为没有应用软件，不能销售，甚至连写一本使用手册都无法动手。我决定自己写个简单的中文文书处理，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就派上用场了。
郝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进度自是无话可说，有一次他偶然看到我们印出来的文稿，大吃一惊，问我这篇文稿是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印的。”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用什么印呢？”他更是难以相信。
“自己的程序呀。”
“我们的文书处理还没有写好，哪里有程序？”
“啊！我自己写的，专供自己编写手册用的。”我便把程序给他看。
“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害得我们一直在等文书处理完工。”
“我只是写给自己用的，太简单了。”
他不由分说，一边问着一边要我操作给他看，看完了，他说：
“太好了，太好了，比我想象的都要好，只要再做些调整就可以卖了。”
“你那边不是有专人在写吗？难道你打算卖两套？”
“别提了，那一套根本就没有希望，用这套就行！”
一九八五年初，他们将这套中文系统定名为“中文之星”，正式在美国开始销售。我们产品的特色是所占的内存超小，中文系统只有十万单位，可提供两万四千个字，且有四种字形大小。至于全屏幕文书处理也仅占五万单位，一片软盘就够了。
公司真正的出资者是龚作君，他在房地产上赚了些钱，想转战信息业。他对台湾市场兴趣不大，却非常看好大陆，前后到大陆走了三趟，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做各地的代理。不幸他的亲戚都不懂计算机，一套都没卖掉。
老龚也到过台湾，认为零壹公司规模太小，不值得合作。大同很大，一眼就被他相中了，决定将“中文之星”交由大同独家代理。
我本来不打算管市场，但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告诉他，以大同公司之大，不可能会把我们的产品看得很重要，老龚说：
“我生意做多了，会看人，这次林挺生请我吃饭，还和我合照，不会错的！”
老龚的自信心非常强，他一口咬定天才是遗传的，我试着用各种角度去解释，并没有哪一种遗传因子叫做天才。可是他说我在强辩，引用的理论不够科学。
我问他：
“如果这些学理还不够科学，那怎么才够科学呢？”
“科学要有证据。”
“你有证据证明天才是遗传的吗？”
“当然有！”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的儿子就是天才！”
结果，大同一直表示“高度的兴趣”而没有销售，在台湾一套也没有卖掉。这时零壹公司利用中文字库发展出一片用在 IBM PC 上的汉卡，每片售价一千五百元美金，卖得很成功。不到一年，因汉卡售价过高，国乔公司以软件取而代之，渐渐成为主流。
我们的产品完成得最早，成本最低，功能也最强（指当时）。却只流行在美国各大学中，最后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终端机。
我曾经考虑过自己回台去推广，龚作君说他与警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负责打听有关我回台的可能性。过了些时，他说我已经被列入黑名单，这辈子休想回去。这一来，我只好死心塌地的申请了一张绿卡。
在博爱工作期间，我曾于一九八五年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华文计算机会议，在会场我见到了全录公司展示的窗口。那一次我也去过硅谷，拜访过苹果公司，看到了麦金塔。我认为窗口必会成为市场主流，于是立刻动手设计中文窗口。
由于美国的中文市场有限，产品打不进大陆，又失去了台湾，公司入不敷出，郝与龚二人都丧失了信心，不愿意再撑下去，我们终于协议散伙。
这时我没有一点存款，所有的薪金都给了内人，一失业就陷入困境。
有位朋友很热心，介绍我去找一家绘图公司，我把前次绘图仪打字机上的字库，加上放大缩小的参数，卖给他们做中文绘图。
这套字库卖得四万美金，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该给这位朋友一点佣金？但是他口口声声对我说，他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