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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做吗？所谓的能够，当然是已经假定自己有能力，问题在客观环境是否许可。记得当时中国时报美洲版的记者罗鸿进先生曾去访问我，那时我正在矛盾困惑的关头，特地放了一个测候气球。我表示在三年内可以完成中文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结果他的特约稿被被搁置了，我也知道时机未到。罗鸿进还不死心，用头条标题，把那篇文章刊载在华盛顿的“中国邮报”上，同样是古井无波。
为什么要放测候气球呢？正如老子所说：“鱼不可脱于渊”。人间何处为渊呢？如果人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行，就谈不上所谓的“天下神器”。既然别人不愿意相信，何苦要自掘坟墓呢？
不论前面的理由如何充分，主要问题还在于“我应不应该做？”这个答案也非操之在我，端视国际大环境而定。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该做！做为一种文化的传人，我不应该做！我的取舍准则在于一个“正字”！所谓“正”有时机之正，有条件之正，有人才之正。三者又可视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因此，我在《道德经》的指引下，心中疑团冰释（这就是多年后，我出版《老子止笑谭－－从人工智能的立场重读道德经》一书的动机）。我自订了三个条件：非受到了外国的侵侮，我不做；非得到有眼光有见识的大德支持，我不做；非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班底，我也绝对不做！
手中的钱其实维持不了多久，我的妻小已在洛城定居，每月的开销就要二三千美金。而我们租的房舍很大，月租一千五百元，我便要她们搬过来，共体时艰。
这时，那位姓钱的朋友一直怂恿我再组公司，他负责找人投资。由于我研究的课题正值紧要阶段，目前的方向尚未定下来，所以婉拒了。他便建议由他去活动，只要我同意做他的技术后援即可。我考虑之下，这样与己无损，有何不可？
不久，老钱便开口借钱，基于他上次带我们去旧金山的德意，我亟思报答（我欠的人情债很多，蒋先生、万佩鼎及老孙等，我很想在有些成果后，请他们来共同分享）。所以借了两万给他，结果是一去不归。表面上是我损失了，其实傻的是他，因为真的要骗，最好骗得我的信任组成公司，那时很多产品都会发展出来，获利岂止两万？
圣路易市有一批参加过国建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开会，保持联络。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会议中，他们邀请我演讲中文计算机的前景。会议中我见到了张系国，他正忙于筹办“小型书院”，在他的理想中，小型书院是人文与科学并重，那也正是我的理想。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对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必须扬弃对技术训练的过度重视，以免把学术切割得支离破碎。
张系国很有眼光，是当前信息界难得的人才，我相信这与他的文笔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人系以概念为思维的基因，若文笔不通，概念必然不明。概念不明的结果，不论看书、听话所能领会的都有限。即使将知识死背活记，也只能当作资料来应用，若想透彻理解则难如登天。
今天社会的失序，正是教育中重视数理而忽视人文的结果！记得我所读的师大附中就把数学程度好的编为实验班，而实验的结果呢？我见过不少数学能力极高的人，做人做事却令人不敢恭维。有人称计算机为计算器，写程序全赖高等数学，但事实证明，一个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我，所写的绘图程序（我没有用数学公式，日后若行有余力，再将全部程序公开），其时空的执行效率，敢称举世第一！
一九八六年，我去拉斯维加斯参观计算机大展。在会场中巧遇郑天任，他目前事业发展得很顺利，公司有数十名员工，忙得不可开交。他坚邀我去东部与他合作，主持研究发展。这时我好几项技术已经开发成功，正在寻找合作的伙伴。如果郑天任真是可以合作的对象，我打算好好辅佐他，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
于是，我们千里迢迢的从洛杉矶到了维吉尼亚洲的诺弗克市，那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濒临大西洋。沉红莲和我在美国三年已换了六次居所，除了她那宝贵的书，能丢的差不多都丢掉了。新居是栋滨海大厦，我们住在顶楼，时正值秋天，水天一碧，和风轻拂，景色颇具雅趣。
美国东岸是政治文化的重地，气氛与洛杉矶大不相同。淡蓝穹天，绿荫大地，平和而安祥的来往过客，在在令人感觉无比的宁谧。是不是在多年辛劳奔波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终站？以我过去的经历，实在难于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至少目前有个安定的环境，可以先把一些技术开发成为产品，以谋生计。人工智能不论做与不做，先要把一些观念与资料设法保护好。怎样保护才最安全呢？我想到古人说的：“大隐隐市镇，小隐隐山林”。越是不隐密的地方，越是容易让人忽略。
再说，目前参与人工智能的人都是计算机界的佼佼者，然而人工智能的难处绝对不在于计算机技术。所以，真正有志于人工智能而且有可能成功的，必然是对文化以及文字有兴趣的人。我这些资料不论好坏总是心血，自己不用，也不应藏诸山林！
对了，何不当成文学作品写出来呢？把所有的玄机寓于故事内容中，就像那些预言一样，对有心人说不定有所助益。不过，这一来有谁会相信呢？如果要昭众信，最好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心路历程也写下来！写一本自传！自从看过《约翰克里斯多夫》后，这个心愿就从来没有忘记过，现在是机会了，不要犹豫！
沉红莲很支持我，她负责为我修辞、润色，让我无后顾之忧！我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输入，非常顺手，每天下班后一直写到深夜，一天约可写五千字。
东方公司的美国工程师架子很大，我这个中国人支配不动。中国工程师全部是来自大陆的交换学者，他们出来纯粹是为了镀金，工作能力有限。
即令像郑天任这样的专家，曾任大学理学院院长兼计算机系主任，对研究发展和产品设计都无法厘清。我写了个工作计划给他，需要三四个人、五六个月的时间，以便开发产品。他却认为研究发展的结果就是产品，有了研究的成果，就要拿出来卖钱。
我能说什么呢？我发觉东方公司是个标准的东方式家庭事业，连卖软件都没有专业的销售工程师！公司的组织也没有，什么都只是天任夫妇一句话。就算是卖技术，也要有各种配合条件，难道要我一个人唱独脚戏？
我试着与这些“交换学者”沟通，看能否找几个人来训练一下。不料，不知道倒也罢了，知道后不禁感慨丛生。以往我只看到台湾与海外的中国人，这次遇到大陆的“交换学者”总算大开眼界。看来中国人的苦难，绝非在我们这一两代就能解脱的！
郑天任在美国计算机界颇负盛名，大陆曾邀请他回国讲学，自然难免受到亲戚朋友的包围。别的不说，以天任的地位，帮他们安排个出国的机会总是举手之劳。这些交换学者就是这样一个个沾亲带故，天任所背负的人情包袱。
这批学者共有六人，为首的是复旦大学电子计算器中心主任，目前摇身一变，成为“干部”，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帽子，地位就高出很多。他很少露面，借着到中国餐馆赚外快的机会，与老板娘打得火热，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另外两位女性高级工程师，据说是“数据库”专家，我一开口，她们就不屑地说：
“编程序？那不是我们的事。”大陆把程序称为程序。
“什么？你们认为该是谁的事呢？”
“那是外国人的事，我只管用！”
我多方打听，才知道她们的头衔少了两个字，真实的身份为“数据库操作”专家。
还剩下三位，有两位向我坦白，他们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日夜打工，以便回国时能带着“五大件”光宗耀祖！
只有一位姓陈的，是复旦大学的讲师，他会写汇编程序。但他有个条件，如果要他写程序，就失去了赚外快的机会，他希望在美国的时间能延长一年。
另外还有两位天任的学生，也来自大陆的亲戚，是一对夫妇，目前还在半工半读。这就是我的全班人马，其实人力我并不担心，有沉红莲与我就抵得上千军万马了。
我由他们的口中得知天任根本不相信我有意来此与他合作，这也难怪，我不会傻得不知道外界对自己的风评。记得来时，天任开了一部面包车去接我们，我顺口说：
“难得你还保持着读书人的气质，实事求是。”
“你是指哪一方面？”他满面狐疑。
“你看，谁不是一有了身份地位，就开着奔驰满街跑？”我是想拍马屁。
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他说：
“其实我家有两部奔驰！”
谁叫我口无遮拦呢？为了挽回他的信念，我打算先买栋房子，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与沉红莲研究之下，手头还剩下现金四万多美金，就用两万元作前金，在一个小湖边，买了栋全新的双拼木屋。
房子之外，我还买了一台钢琴，那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绮梦。我以为即使房子拴不住我，钢琴一定能。因为我一生最难忘怀的，就是那凌越理性的音乐，以及丝丝缕缕交融在清脆的钢琴声中，与辛楚的热泪纠缠不断的、永生无法企及的感性。
卖技术行不通，有好几家大公司来接洽中文系统，但因怀疑我们的支持能力，一个一个地打了退堂鼓。
所幸内部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沉红莲专做字库，那两个工读生在学中文窗口，老陈则负责排版。此外还有个美国青年，也是天任的学生，他听说我会做文字辨识，也希望参加学习。我是来者不拒，给他讲了两天课，才不过是些皮毛，他就说：
“如果我做得出来，能不能拥有专利权？”
“这事你向郑先生去说，我只负责教。”我知道美国人很有独立性，但是坦白到这个地步，也就难怪人人只顾自己了。
这时，宏碁的吴广义与涂长庆两个人应我之邀，来到维吉尼亚。我在还没来东方之前，在西岸曾与他们联络，打算把排版用的中文字库卖给他们，索价二十万美金。等到他们决定要买时，我已经离开了西岸。
他们看了字库，空间仅占二十多万字符，却可以产生各种大小不同、字体有别的中文字形。因为字的变化太多，沉红莲整天沉浸在其中，以求做得更为美观。
他们是行家，一看便知再多花一点功夫，就可以做成产品，颇表满意。麻烦在于我已经与天任合作，而且说好由他负责生意。
我介绍他们与天任认识，我则继续做我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吴广义没跟我打声招呼就走了。我问天任结果如何，他说：
“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没有嫌贵。”
“没有嫌贵？你开价多少？”我告诉过他，底价是二十万。
“两百万。”他淡淡地说。
“两百万？”我知道完了，吴广义一定以为我和天任在扮黑脸白脸，用二十万引他们过来，再狠狠地讨价还价，所以气得连礼数都不顾了。
“邦复，你不会做生意，哪有卖二十万的道理？难怪你到现在还苦哈哈的！两百万太便宜他们了，放心，他们会买的。”
他说得对，可是我也知道，再美的琴声也留不住我了。我知道时机、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深圳科技工业园的董事长张翼翼与总经理王允实联袂来美考查，寻找合作的项目。到了东方公司，天任提出合作生产中文打字机。双方略事讨论，一拍即合，立刻签署了协议书。当然，真要动手，我非去大陆不可。
科技园和天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似乎只要有了资金，我再一动手，打字机就生产成功了。至于生产打字机所需要的精密零件、生产厂房、技术人员等完全没有提及。甚至于连资金、市场、规格等都没有提出来讨论，为什么呢？
是天任一时疏忽，或是他完全不了解技术问题？我多方观察之下，发现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原来他的公司全靠美国海军的合约维持，美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小企业，订了一个法案，规定在一定金额之下的政府合约，都必须由中小企业承包。
这些合约的金额，对公司每一个员工工资，与公司股东的利润都算得一分不差。这对公司的生存当然有绝对的保障，可是在这个法案下，一板一眼，没有多余的发展空间。承包的公司除了能维持生存外，不过是签签合约，一点技术都摸不到边！
为了交换学者，公司里养了一大批闲客，结果是手头比我这个穷光蛋还要拮据。他口风不露，房子抵押了，并且到处借债。我们来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料不到我是个赚不到钱的空心大老倌，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包袱。
我怎能看他这样下去呢？我再苦，总还有办法。所以主动告诉他，我和沉红莲的薪水不要了，只希望他能暂支买房子的银行贷款，我则设法赶些产品来，以渡过难关。
我立刻动手帮忙，老陈的印书程序接近完工了，为了测试排印的全部功能，我便把正在写作的自传拿来作样品，以便反复测试。
还没印多久，就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印书的举动被误解为利用公司设备。我还不信，第二天，我们办公室的激光打印机自动送修去了，再也不见踪影。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向天任解释目前工作的状况，一是体谅他的处境，另觅生路。前一条路很难行，即使产品完成了，想要赚钱，还有包装、广告、市场等必要的投资。而且有了一次的误会，难保没有第二次。但若说立即离去，于情于理都有困难。天任是个大好人，只是太好面子了。如果我找不到适当的理由，他是不便也不能由我说走就走的。
巧的是这时有朋友自洛城来，说廖幼鸣主持中共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打算大张旗鼓，招才纳贤。几个月前，他到处托人务必要找到我，邀我回去。
人生的路标似乎指示得非常明白，从事中文信息，必须在使用中文的环境下才能发挥效益。上次回国是时机尚未成熟，大廖有眼光、有魄力，很令我折服。他现在位居要津，岂非龙飞在天？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于是我向老郑提出，由我代表东方与大陆合作中文自然语言及人工智能的各项计划，所有利益均与他对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再度回到北京。可是怎么都想不到，不久之前，大廖升为某部副部长，已离开了电子振兴办公室。
不得已，我只好再找统战部出面，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人才引进办公室。由人才引进办及电子振兴办共同出面，邀请了北京各界有关单位约三十多位技术主管，在电子计算器管理局破旧而阴暗的会议室里举行会报。
这要有一比，倒有些像当年诸葛亮单骑渡江，舌战江东群雄的故事。不同的是我没有诸葛之才，他们也没有江东群雄的精明。过程简单明了，就像球场上吹过一阵缓缓的轻风，疲态尽露的球员们，打了个呵欠，如是而已。
会议是上午十时开始的，大家都很准时，也都非常客气。我一口气介绍了一个半钟头，却只能概略说明中文自然语言的可行性。我特别声明，如果大家真有兴趣，进一步的探讨可能还要一两天的时间，有必要再细谈。
会场上安静的气氛，极像是在一所宁静的庙宇中，蒙眬的光线透过重重深厚的窗帘，照在一座座稳坐缄默的金身罗汉身上，的确肃穆得令人六根清静。
我只记得主持的官员姓张，他打破了沉默，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他的话宛如一粒投入万丈深渊的石头，半响仍未扰动无波的明湖。
最后是前电子计算器管理局局长伸出援手（姓名已不记得），他满头白发，听说业已退休，只是因为关心这件事而来。他说：
“我也是由朱先生处得到的灵感，上次我受邀去新加坡讲学，特别以“牛”字为例，来说明中文的优越性。例如说以牛为种类，就有黄牛、乳牛、水牛、小牛等等，而英文则要用不同的字汇，如cow； ox； buffalo等。同时牛头、牛尾、牛肉、牛毛对中文而言也不过是排列组合的问题，英文却又是各用一字。这完全可以证明中文的逻辑性远远比英文的功能要高，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终于有人开口了：
“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吧！”
这是我生平感受最深的一次会议。
晚上，大廖请我到北京有名的四川饭店聚餐，这是一间极为精致的竹屋，据说所有的竹制家具都是由四川运来，甚至厨师、跑堂也都来自四川。席上有十来人，大部分都会说四川话，一时“格老子”不绝于耳。
大廖是我第二次回北京时认识的，他看我讲学时每天八小时，一连六天不断。有感于我的热心，就这样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