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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投稿到我们杂志上？我是说你的看法很深刻，我能了解的不多，怕写不好，还是你自己写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的杂志程度很低，在香港大家只愿意看一些马上就懂的东西，像你这些理念大家都没有。”
“既然如此，我的文章不可能受欢迎。”
“朱先生，不要小看我们的杂志，我希望能有点教育性。我们有三本杂志，分别谈电子零件、计算机和电器。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教育读者是很重要的。”
他的话虽然没有条理，可是能从教育着手，表示这个人很有见识。我早就写了一些文章，也希望发表，当场便给了他。
那时我认识了一位香港的银行小开，他对中文打字机兴趣极为浓厚，坚邀我去香港，与他父亲讨论合作生产的事。由于有董之英的前车之鉴，我特别声明，中国大陆的市场我没有把握。他说得很好，中文打字机是文化事业，市场并不重要。
刚到的第一天，小开招待我去他家吃饭，我就看出市场问题的重要性，他父亲是成功的银行家，当然了解问题在哪里。他们父子一直用广东话争吵不休，小开后来告诉我，他一定要争取父亲投资，希望我能等一等。
在香港待了两天，我被“招待”在湾仔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内，整天不见一个人影。所幸身上带有老陈的电话，我打个电话给他，老陈一到，气得直说：
“这些衰仔！专门欺负人，他们为什么不请你住饭店？不要理他们，要谈合作，香港有钱人多得很。在这里住有危险，差馆会抓人的！办公室是不能住的。我可以帮你找投资人，香港有很多有钱人，钱多得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们走！”
既然他们有心邀请我来，我怎能一走了之？后来证实计划失败了，我便搬到饭店去，与老陈在香港各处跑个遍。最后一天，老陈突然对我说：
“朱先生，你们在香港有没有推广计划？我认为香港市场比台湾重要，因为中国人一定要用中文计算机。台湾人人懂英文，中国大陆没有人用英文。香港离中国很近，你相不相信我？我们合作。放心，台湾的市场我绝对不碰！”
可能是为了避免他啰嗦不已战略吧！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就此协议合作，把汉卡的香港销售权交给他。
这次，他一见到我，马上发连珠炮：
“哎呀！你真难找！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你！我的杂志卖了，合伙人难找！上次卖汉卡，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不是找你要钱，我问你，大陆你熟不熟？”
“熟当然熟，你想知道什么？”出乎意料的，这句话相当精简。
“我打算回国服务三年，三年以后再说。目前已经确定了，我将在深圳科技工业园建立基础，训练一些子弟兵，再求发展！”
“好极了！你回国来才对！我早就想劝你这样做了！这样吧，香港方面的事交给我，我去登记一个公司，在香港登记公司不要多少钱，这些你不用操心。台湾我也可以帮你跑，你没有打算回台湾去吧？现在回去应该没有关系了…”
他果然成立了一家“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我需要的只是耳目，有了他的协助，其它的我根本一点也不操心。
大陆现成的计算机工程师严重不足，加上养成教育上的差异，一定会与我的理念有别。我建议园区最好找些中学生来受训，我保证能化腐朽为神奇。
园区以为我想节省成本，他们说在大陆学历高不见得薪资也高。其实我是想提供那些不能进大学的学子们一个良机，他们比较纯洁，比较容易知足。
但是这样行不通，据当局的考量，设立深圳这个特区后，必须严格限制这个地区的户口，以免大量人口涌入，失去了引进技术橱窗的原始功能。我申请些高科技人才的名额，反而比要中学生来得容易。
刚到园区，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便每天打打篮球，舒散一下筋骨。人老了自己还不知道，常常看到球在眼前，但是脚跨不及，手伸不到。直到被人称了一声“老师父”！这才如梦方觉。已经是半百的人了，当之无愧。
陪我打球的都是些民工（园区正大兴土木），跳跳蹦蹦的和猴子一样，我经常被他们抓得全身是伤。其中有个小个子常常找我聊天，他说来自潮州，在这里做建筑工人。我顺口敷衍了两句，夸赞他普通话讲得很好，他不在意地说：
“这算不了什么，我不到三天就学会了。”
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在我住的地方逛来逛去，我怕他拉我去打球，便设法躲开。有一天黄昏，我正在客厅看电视，这里与香港只不过一海之隔，广东话我不懂，所以常看无线的英语新闻。正在看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小个子。
“找我吗？”我看他扭扭捏捏之状，猜想大概是来借钱的。
他老实不客气就走了进来，一见电视开着，便问：
“你在看电视？”
“看新闻。”
他看了一会，又问我：
“他在讲什么话？”
“英语。”
“啊！这就是英语吗？”
“是的。”
然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全神贯注在屏幕上，像是中了邪般，一动也不动。
沉红莲给他泡了茶，他没理会。请他坐下，他就一屁股黏在沙发边沿。这时但见他眼睛发直，瞪得老大，眉头深锁，不时轻轻叹上一口气。
我莫明所以，只得自己顾自己，看我的电视。
直到新闻播完了，广告出炉，小个子才如梦方醒，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奇怪！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不久，丘副理临时借了几台 IBM PS50 来，又调来几位年轻人，其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于是，我开始了连续三年，没有中断、没有休息的马拉松式教学。
好在来了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张达权，他是从中国科学院长沙软件所调来的。几年前他们就研究过我的汉卡，曾是国内颇着名声的重地。他的基础很深，正好充做我的助教，最基本的入门功夫，就全权交给他负责。
有一位北大的高材生也要来学计算机，他领悟力不错，基本课目学完了，我就教他做动态数据库。当时所有的数据库都是以固定格式、固定长短，一条一条的装进去，要用时再一条一条地取出来。我颇不以为然，数据库应该是活的，人只要将资料输入，放资料的处所就谓之数据库。等到取用时，资料就应该变成人所需要的型式，才能方便应用。
如何能使之实现呢？我利用了多层索引的观念，资料入库后，计算机中只留下索引信息。索引信息就是人与该笔资料记录的接口，根据资料的特征，索引可以设计成多种形式。要把数据库做好，使找资料的速度快而准而且适用于任何情况，其诀窍就在多层索引。
这人姓李，为了让他能在实验中学习，我教他以英文的DB3 为例，先认识平面索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论资料长短，统一平铺在固定长短的内存中。这种方法缺乏效率，但却是最常用的技俩，也是起码的程序常识。
园区不断地送人进来，我不能一个一个重头再教，小李反应不错，我便叫他负责教另外两个人平面索引。
过了些时，我发现新来的人彷佛什么都不懂，便问他：
“小李不是在教你吗？有什么地方不懂？”
“小李没教我，他说那是他花了功夫学的，哪能白教？”
天下怎么有这种事！我叫小李来问，他理直气壮：
“朱先生，这种高度技术的机密不能随便教人！”
怎么会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呢？我不容分说，立刻叫他走路，他却说：
“你不能这样做！是国家派我来的！”
多年没发脾气，这次几乎把我气炸。我亲自去找王总，留他不留我！
王总是政府派到美国去，专修企业管理的，他当然了解这种文化差异。第二句话都不说，把小李连他的“配额”（事先向当局申请的人员编制数），都给了别家公司。
这可是一件大事，不仅因为我违反了他们的制度，而且只是为了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是小事吗？人如果不能见微知着，再大的事都是小事！
为什么社会主义下成长的样品，却连一点社会观念都没有？社会是大家的，大家都必须为大家奉献才是！问题出在哪里了？还是这只是个特例？只是小李个人的私心吗？我仔细地观察，追根究底地分析各种症兆，终于又让我上了一课！
人在甫生之初，本是一张白纸，所以有人说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人格。这话其实只说了一半，而且是最能让人误解的一半。
人初生时确实是张白纸，却有着表面极不光滑的平面，任何力量接触到它，都会留下各种痕迹。这些痕迹有的黑白分明，很容易判断其人格个性。这样的痕迹只是附着在纸面的物质，轻轻一挥即可去掉。了不起改变一下附着物质的特性，或把纸面掀去一层，污纸还是可以变成白纸，至少再要辨识痕迹已很困难。
然而白纸上留下来的，还有一道表面变形的凹痕。如果压力再大一点，甚至在纸的结构中，也可能渗进一些物质。这些痕迹平常看不出来，只有在去掉表面的尘垢，再经过小心的处理后，才会看出那些凹痕中积累的物质，经常多得超乎人的想象。
其实，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必然是两极化的，两极化就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认知！就以各种刺激为例，我们唯一的认知及表达方式，是先用性质或功能分类界定范畴，再以性质与相对条件做比较。
“光影”是种性质，“看”则为眼睛的功能，“看到光影”表示人透过光的传播，得知物体的受光状态。至于看到的光影又如何？不外乎因强弱、明暗产生了对物体的认知；由物体的边沿得到远近、大小、高低、宽窄等空间的认知；再经由视线残影的空时对比，又有了快慢、猛缓等各种复杂而有迹可循的认知。而所谓的强弱、明暗、远近、大小、高低等，都是对比的观念。
人对刺激先有了认知，再与自我的利害建立索引，索引调用经验数据库，以比较当前需求的利害、得失。说穿了，人的心性行为不过是一连串的经验反应，而这些经验的“认知资料”都是以两极的方式，层层组合堆砌而成。
计算机正好是二进制，完全符合已知资料的结构。我在设计仓颉码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把取码与中文字义的结构准备妥当。心中有了成竹，所以随时可以把眼前的现象，一一用作印证的资料。
宇宙中没有“绝对”的观念，任何现象都是相对的，环境如此，人亦然。当人从小到大，耳目渲染的只是“为人民服务”时，便也产生了两极化的结果。兹用二进制的观念，一分为二时可知：有人身体力行，有人等待他人为自己服务。再以二分为四：身体力行者有得、有失，得者当然坚持下去，失者则开始怀疑。等待他人服务者如有所得，自然理所当然地继续接受别人奉献，如有所失，则满心愤懑，认为受到愚弄。
如果以资本主义社会来作对比，前述四分法倒也相去无几，所不同的是得失的分别。得与失之差，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假定为一倍。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失的比例至少要加大十倍！十倍的差别就产生了十倍的能量，十倍的喜怒！
如果没有比较，一倍与十倍有什么差异？就算千倍万倍，其分别也未可知。所以，要谈制度的优劣，如果不让人亲身去体会，那只是政治家的戏法手段罢了。
在资本社会中，大部分的人都深知痛苦为何物，在二分法的理论中，有人怕痛苦而自保，躲进碉堡中，也有人与痛苦对峙，全力抵抗。自保的人若成功了，他会极端吝啬，失败了，便会有所省思，从而协助他人。与痛苦对峙的人如果成功了，必然自大狂妄，若失败了，才知所珍惜，有了机会知道感恩，看他人痛苦知道同情。
前面也说过，宇宙中没有绝对的事物，每个人都混杂了一些他人的际遇。但是在我长时期的观察下，这个模式相当正确。
我发现大陆上年轻孩子们受到太严密的保护，缺乏一种“感激”的心态。任何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万一有了一点微小的“不应该”，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另外一种心态，反正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从来不愿去关心别人。人对他不好，那是理之当然，但是万一有人对他好，物以稀为贵，他怎不感激涕零？
后来，就有一位女性工程师，因为见她表现不错，给她连升三级。想不到有一次我仅仅责备了她一句，她就恶言相向，自动求去。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美国青年，他在我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觉悟，发心上进，几乎抱着殉道者的精神，一直默默地努力奉献。
在美国时，多蒙美国朋友万佩鼎的帮忙，一直无以回报。我到了园区后，特别告诉他我的下落，以便保持联络。不久，他的小儿子万华德决定到中国来做生意，万佩鼎阻止不住，便托我照顾他，顺便开导一番。
我在美国时曾见过他，他不过二十一、二岁，毕业于柏克莱大学。身高约六呎，算得上相当魁梧，金红色的头发，稚气未脱的脸。到深圳来时，他背着一个大旅行包，见到我，把包里往地上一丢，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爸爸一定要我来看看你，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
“什么事？”
“说声哈啰！”
他完全是美国青年那副调儿郎当的德性，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晃脑、东张西望。
“啊，哈啰，那我今天住哪里？”
“随你的方便，愿意住我家，当然欢迎。要去旅馆住，我可以帮你叫车子。”美国人最怕拘束，千万不能用中国人那一套，他们会嫌没有自由。
他想了想，选择住在我家。晚上我们继续聊天，他说与朋友合伙，打算做美国汽车的代理生意。我问他：
“你们有多少资金？”
“啊，不多，但是只要能卖掉一部就行了！”
“你认为在卖出第一部之前，你们能撑多久？”
“不知道！一两年吧！但是我可以教英语，生活不成问题！”
“有问题，我认为你真正的目的不是来做生意！”
“咦？你怎么知道？”
“我猜你是好奇，想来了解一下这个古老的国家！”我去巴西时又何尝不是？
“是呀！”他马上有精神了，坐直了身体：“我没有对我爸爸说，他不会同意的。我去过南美洲，前年也曾经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过中文…”他这才打开话匣子。
和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们都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他们在书籍中、在传说里描述的中国。这是天大的错误观念，就像我们想见识一个传奇的人物，不幸他已经死去多时，难道见到他的后人、他的遗物就等于见到本人了吗？
今天的中国人与昨天的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只有人性在过去、今天、未来永远不会改变。但有谁来体察人性呢？不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人还不是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受地缘影响的行为，以及因为长时间而累积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在中国大陆人民身上早已湮没无踪，至少在中国人找回民族自尊心之前，那些文化包袱是难见天日的。
“你认为经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了解中国？”
“我会与老百姓一起生活，我想了解中国人。”他总算比一些观光客高明。
“你了解你父亲吗？”
“不！一点都不了解！”
“你不是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吗？为什么凭住在一起你就能了解中国人？”
“哦！老实说，我是想写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很好，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呢？要知道我不是指说普通话。”
“不多，但是我总可以学习吧！”
“谁教你？老百姓？学校？你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我必须先把他打醒，否则他不可能知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茫然地摇摇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继续说：
“先别谈大道理，就以你已经知道的事物说吧，你会用筷子，总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要用筷子吧？”
“筷子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文化呢？唱歌跳舞还是哲学艺术？人在生活中传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统统是文化。但是要了解文化，绝非听听唱歌，看看跳舞就行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呢？是不是人太多，国家太穷？”
“穷就能发明筷子？有哪个民族不是由穷困开始？再说，用手不更经济吗？”
“筷子能算发明吗？”
“回纹针是发明吧？”
他想了一会，又茫然地望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