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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能算发明吗？”
“回纹针是发明吧？”
他想了一会，又茫然地望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说：
“中国人以农立国，传统社会很重视团体的和谐，由于生活安定，很早就有了分工的制度。刀有刀的用途，只有几种人可以使用。为了避免在进餐时用刀，便预先在烹调时切细切碎，在吃的时候只要用简单的工具送进口中就够了。”
“但是用筷子很不卫生。”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文化特性了，卫生与否是主观的成见。比如说，西方人一见到亲戚朋友就接吻，连对方的唾液都肯吃，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接吻不卫生呢？”
“那是爱情呀！为了爱情，人愿意牺牲的。”
“对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中，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个人必须爱这个团体。如果有缘在一个桌上吃饭，却连彼此筷子上的口水都嫌，还能谈和谐相处吗？”
他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
“这样说，任何事情都有个原因的啰！”
“是的，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认识前因后果。”
“可是我能学习吗？”
“我建议你先照你的计划做，如果生意可做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做不成，你不妨回来这里，听听我讲的课。”
“可是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
“大概是你爸爸没有讲清楚，我不是计算机专家，我是研究文化的，计算机不过是我的工具。不幸因为没有中文计算机可用，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做，如此而已。”
他去北京跑了一趟，不到两个星期又回来了，说：
“你说得不错，现在没有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我来跟你学！”
他是我的弟子中，对我的训诲真真正正一丝不苟的执行者。他拒绝了因外国人身份而有的特权，甘愿与其它人一同住在单身宿舍中。他的薪金也与大家一样，大约两百多人民币一个月。更可贵的是他除了香烟钱，剩余的全数捐给伙食团。
人如果不能自我控制，能量就很难发挥，我教学的第一课，就是自我控制。我要求每个人每天做三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以资练习。此外，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必须有意识地去做，只凭本能和习惯，那和行尸走肉没有分别。
有一次，我见到万华德的香烟只烧了一点，就丢到烟灰缸里，我问他：
“为什么你的香烟没有抽完？”
“因为我发现刚才抽时只是无意识地习惯动作，所以决定不抽。”
他又指着烟灰缸里两排长长短短的香烟头，说：
“这是有意识抽的，那是胡里胡涂抽的。”
园区的宿舍分两种，一为四栋四层的公寓，就在办公室旁边，多为干部所住。另一为统舱式的单身宿舍，高达六层，每间约有二十到三十方公尺。
我住在第一栋公寓的二楼，比起我在台湾的住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有一点却令我难以忍受，公寓没有装设电铃，或许他们几十年来已习以为常，根本用不着电铃。要找人时，每个人就扯开天生的金嗓子，非喊到四山响应绝不休止。
待人被喊了出来，山歌大赛于焉登场。宛如热带雨林的实况录音，但闻吼猴互吼，鸣禽乱鸣，虽百里犹可闻。有时在东家高西家低之余，又有第三部、第四部和音加入。那种传统“大杂院”的乐风，委实让我这山野俗夫难以领教。
我们工作繁重，中午休息的时间极为宝贵，有好几次我忍无可忍，一声狮吼：
“吵死人啦！”
所幸我练过歌剧，也练过内功，一股丹田之气，往往震得整个园区回音荡漾，久久不歇。由于我的恶名昭彰，碰到大人还算管用。万一是几个初生之犊，那就不管有理无理，非得劳动我的大驾，找到家长不可。
为此，我订下一诫，绝对不许我们部门的员工大呼大喊，要找人，上楼去！
除了我以外，园区还有一霸，就是驾驶同志，据说他们的地位至尊，连总经理也不敢稍有冒犯。刚到园区来，我就领教过一次，那是园区派了一部专车送我回长城公司去。因为粥少僧多，派车不易，一下子就挤上了好几位搭便车的。
车行到城内，有人要下车，司机同志很不情愿，口出恶言。又有人希望能绕点路，司机同志就火大了，车门一开，把那人赶了下去。
我是要回长城的宿舍，司机同志没搞清楚任务，径往长城公司开去，我忙说：
“我要去长城宿舍，请在这里转弯！”
“去你的！我管你要去哪里！”
我也火了：
“那我不坐你的车可以吧！”为此我们自愿下车，足足走了半个钟头。
我们的篮球场就在办公室的旁边，由于空间大，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停车场。司机同志们从来不认为有车让人的必要，不看有人没人，开着车就在场中横冲直闯。好几次正在专心打球的人，几乎变成轮下冤魂。
没有人管，我便出面交涉，那些司机同志们其凶无比。有一次居然开车向我撞来，我站着文风不动，把马步一摆，丹田真气贯运全身，心想：“运功千日，用在一时”！且看我的气功到底练得如何？
到底是我的气盛，司机胆怯了，打球的朋友也一拥而上，几乎要痛揍他一顿。
我的凶狠出了名，人人侧目，却也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俗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如果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环境，我的观念就不完整，不可能认识到人心的真实。只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些纯洁工人的真面目，所以才会有那些幻想。
我看到园区垃圾遍地，便发起员工“见到就捡”，我在场时自毌庸说明。我不在场时，则只有万华德一个“傻真人”，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见到就捡。
由于年轻，万华德当然有不少毛病，他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错必改。比如说他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这是多年懒散积习所造成，一时非常难改。
我在园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自任教练，每天六点半开始练习。万华德球打得不错，但早上起不来，经常缺席。我灵机一动，便叫他做教练。他很认真，把美国学校的那一套搬来，从基本动作半蹲走路教起，运动量非常大，队员们个个叫苦连天。
最初，每次练球都要队员们三催四请，他不论多惭愧，就是起不来。最后我只好用苦肉计，亲自到他房门口去等，等了几次以后，他果然再也不迟到了。
他的不修边幅也惊动了王总的大驾，王总夫妇很欣赏他，有时会邀他去打一餐牙祭。他那一身衣着不仅是不合体，而且是又破又脏又臭。那还不说，他足下一双球鞋已经穿破了底，他用些报纸垫在洞口，照穿不误。
王总可下令了，摇着头，对他夫人说：
“老赵（大陆的称呼法）！这太不象话了，你怎么看不见呢？”
“哪里？我这还比不上你们文化大革命又红又专呢？”万华德很懂幽默。
“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
“可是我们老美才开始流行这样。”
“别！别！老赵，别理他，赶紧给他全身上下重新包装一下吧！”
衣服倒是好解决，麻烦出在他那双天字大脚，跑遍了深圳，没有他能穿的字号。最后还是麻烦陈金耀由香港进口一双，才得摆平。
万华德为了帮助同事学习英语，每周六晚上有二个小时的课程，其中包括了电视新闻、小说以及人工智能的相关资料。有一个周末他母亲从美国到香港来玩，他便提前在星期五上课，他不知怎么的讲起马了，因为不会分公母雌雄，只听他“男马”、“男马”个不停，下面的同事也不好意思更正他。沉红莲正在里间工作，听了一会儿，忍不住走了出来，对万华德说：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看女马女马？”
另外有位小何，他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教授，动用了不少关系才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学习计算机。小何很喜欢踢足球，是园区的足球王。由于我们的工作、学习时间排得满满的，连星期天和假日都有学习的课程。（早上虽是运动时间，但无人踢足球。）
为了平息他心中的欲念，我与他约法三章，要他三个月内不踢足球，过了这一关，我便教他写“表格处理”的软件。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一个星期下来，每当他看到圆圆的东西，便心上脚上都痒痒地，痒得难搔。
小何苦不堪言，有一天下班时间，刚吃完晚饭，我见到他在篮球场踢球。他也看到我了，但却神色自若，照踢不误。晚上上课时，我问他：
“还是足球重要吧！表格处理没兴趣了？”
“当然是表格处理重要！”
“可是我今天看到你踢足球了呀！”
“朱先生，您不是教我每天要做三件自己不愿做的事吗？我不愿意踢足球，所以才去踢足球。”
到过大陆的人，一定都曾领教过一种奇观。不论是西装革履的白领绅士或是衣着时髦的窈窕淑女，每到吃饭时间，人人手中捧着一个大碗，在路上边走边吃！我当然能理解，在大锅饭时代，人多地方小，无处可坐，几十年下来就形成了这种特殊景观。
大食堂就是社会的缩影，我不知道内地如何，这里的食堂却有如战场。首先是乱，乱哄哄，乱糟糟。其次是脏，脏兮兮，苍蝇满天飞。这些我都能原谅，国家穷有什么办法？可是穷归穷，社会的秩序及规律总该遵守吧！不！买菜的小窗口永远挤满了人，一个个凶神下凡似的，拼命往前钻。人若不插队，就只有买残羹剩饭的份！
我看不惯这些，好几次与人冲突，大概是看我一把年纪，别人多少还让着点。万华德一来，就差一点打起群架来。我向园区反应，园区觉得我们这些“外人”大惊小怪。他们很有涵养，表示这里工人多，工人没文化，忍耐忍耐就过去了。
对他人无心之失，忍耐是美德，但对这种恶劣的行为，忍耐就变成默认，默认变成习惯，习惯一养成便终身难改。这种工人至上的社会，岂不又回到洪荒丛林的时代？
这时我们的部门已经有了十个人，为了表示我的抗议，也为了维护我们的权益，我便向丘副理提出，要求自办伙食。
丘副理同意了，并建议我向园区争取一个人，以后办事就容易了。她就是王总经理的夫人，我们叫她赵阿姨。赵阿姨与王总都是东北人，块头大，心肠直，精明能干。她曾与王总在美国待了两年多，思想也很开通。
园区明文规定，高级干部的眷属不可在本单位任职。这种立意甚佳的律法，总是在一些特权的蹂躏下，变成一纸公文。这次搞特权的是我，我错在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认为自己特别重要，享受一点特权算什么？
董事长张翼翼坚持不同意，我则不惜以离去作为要胁。争执了很久，他只好同意“暂时借调”。他把脚跷到书桌上，无奈地说：
“你知道我今天同意你的代价是什么吗？”
“我知道，是经济起飞！”我们平时很谈得来，这样说只是故意冲淡气氛。
“可能吧，但是这种代价却是牺牲原则换来的。”张翼翼是留俄的，他主修化学，在国家科学院中地位甚高。为了支持国家建设，他衔命筹办深圳科学园区，居然能在没有经费的支持下，由无到有，建立了一个数十公顷规模的高科技工业园。
“请原谅，是我的错。但是偶而变通一下应该没有多严重吧？”
“严重当然谈不上，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来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难道不是变通吗？其实，我反对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护你！”
姜是老的辣！赵阿姨是个强人，只可惜生就女身。她对我们的帮助极大，没有她，我的工作不会那样顺利。但也因为有了她，导致我与工业园的关系，最后几濒破裂。
原先我住在园区的招待所内，很像临时作客，没有安定的感觉。办公则在园区管理处的三楼，三楼共有五间，我们已经占了两间。赵阿姨一上任，就为我争取到了一间二楼的宿舍，约有三十多坪，赵阿姨又为我们请来一个佣人，以便自行开伙。
我以工作要求为由，希望员工集中住宿，另行开伙。赵阿姨果然神通广大，又设法弄到几间宿舍，一间作为我们的食堂，其余的则一一分配给员工。
不到几个月，我们的人员一天一天增加，办公室一间一间地扩张，最后第三楼全被我们占用。最盛时员工有四十多人，计算机三十多台，而且全国知名。
我知道要发挥人的潜能，首先要激起人的斗志，然后才是观念及技术的训练。斗志的培养最难，因为我所谓的斗志，并非指个人而是群体，也就是说，个人对群体共同努力的方向之坚持。因为每一个人生存在不同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需求，对事物也有不同的认知。
“国无外侮，必有内忧”，这句话说得透彻已极，人若没有外忧就很难调动积极性。我不能去制造外侮，其实也用不着制造，在信息时代，文化上的外侮只有与日俱增，只是这种文化的层次太高，一般人看不见而已。所以，利用现有的科技知识，换上文化新装，中文自然语言便成了我最理想的教材。
从原始目的与方法来说，我所教的课题共分三类，一是积极性的调动，我以人工智能为课目，实际上是以国家兴衰与文化存亡为内容。一是品格见解的提升，以文学、艺术、音乐、电影等为媒介，寓陶冶于娱乐。最后才是技术的教育与工作的指导。
不知是谁带回来了“三大件”，其中有一套录像器材，新奇归新奇，不会使用也是白费。我以要发展计算机绘图为由，把这套器材接收过来。我教学生们编导、表演，把全部员工分成三组，每周拍一部三分钟的影片。
这样玩得还不够，我又组织了一个合唱团，自任指挥。员工们也不甘寂寞，一时吉他队、书法班、羽球队等纷纷成立，每天从早到晚，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有天不知道是谁提议，男生剃光头，女生留短发，当场人人同意，却无人去做。我不声不响，自去剃了个光头回来，万华德立刻响应。第二天，园区突然冒出八个光头来（其中有一位不是我们部门的）。一时间竟成了大新闻，张翼翼叫我去，问我：
“朱先生，你是不是在传教？”
“不是，这是训练课程的一部分，我要看这些学生中，有谁敢说敢做？”
“朱先生，你是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敢说敢做不是好事啊！”
“果真如此，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张翼翼只是默笑以对，但是市里的公安部门却不这么想，来了好几批人，要调查园内的“光头党”。所幸张翼翼替我说项，才没有出问题。公安部刚走，深圳特区报的记者又来了，给我们几个光头做了篇专访，大概的内容是：“台湾来的计算机专家与科技园的工程师们，为了要让祖国的高科技冲出世界，特别剃了光头，以示决心…”
我们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上六点半起，全体员工运动一个小时，内容有球类、内功等。七时半早餐，八时上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五时下班，晚上八时到十一时上课。周六照常，周日则上午上课，下午休息。
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成了园区中各公司争论的话题，最初很少有人给予正面的评价。即令不骂我作秀，也会说：
“新开茅厕三天香，看他们能干多久？”
谁都料不到，三年之中我们除了内容偶有调整外，工作时间从来没有缩水，甚至于过节过年都不例外，这才杜绝了悠悠众口。
当然，光是苦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心中早就有了计较，我向王总保证，每年会缴一张成绩单，而且每张成绩单也都能保证全世界第一。
“不必全世界第一，只要拿得出去就够了。”王总显然没有信心。
智慧之旅 （第三部） 九、两仪 字库、小王、六四、聚珍我有我的盘算，目前的员工能写程序的没有几个。新来的人总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教学训练很难有计划地开展。要真能拿些成绩出来，必须要用些小技巧，四两拨千斤，这些杂牌军一样能成大事。
沉红莲日以继夜地在做字库，我决定以字库为鱼饵，先打一场胜仗。到那时再行招兵买马，整军经武，不愁王业不成。
可是字库中有一个严重的缺点，我心知肚明，但却没有时间及精力去调整。那是一段绘图的程序，我因为不长于数学，曲线不是用公式而是拚凑出来的。在画中文字形时，小于二十四点的字，问题在于比例分配的余数处理问题。字形大时则在于各种变化曲线的控制。我反对用点阵储存，那不仅空间太大，使用效率不高，而且字形、字体无法控制。大多数的工程师都以为计算机功能越来越强，用点阵必将成为主流。我的看法不然，计算机的功能强，其空间时间的利用价值也应该随着增进。
中文字形在形声法则的规范下，前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