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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十年吗？文化大革才落幕不久！我问你，当你坐上汽车时，凭什么知道车子可以到达目的地？”
“凭经验。”他想了一会才回答。
“是凭车子的动态！车子在动，就有希望。车子动得快，希望就大。车子经过一些标的物，这时你与已知的条件比较，就知道还差多少。是吧？”
他没有回答。我继续说：
“如果车子拋锚了，或是车上有人打架，出了人命，车还能走吗？”
五月四日，数万个学生游行到北京天安门，大家意兴风发，一一登台演讲。要说人人都知道在那里做什么，我是死也不相信的。在美国有另一种让青年发泄的形式，就是摇滚音乐大会。数十万人聚集一处，音乐有没有人听到并不重要，青春的活力，原始的欲求，在毒品、酒、性的疏导下，每个人都皆大欢喜，还有谁关心政治呢？
学生越聚越多，全国的响应，海外的声援，更说明了事件的因果。大规模的绝食行动开始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崭新的帐蓬，漂亮的毛毯。学生们紧紧相依，有人弹着吉他，有人唱歌，期待着民主自由之神的降临。
苏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很多人以为这场运动就此落幕，赵阿姨信心满满地说：
“朱先生，要对我们的大学生有信心，为了国家的荣誉，不会闹下去的！”
“再闹下去没有好处，谁都怕文化大革命，学生会撤退的！”丘副理也说。
学生不但不撤，还开列了四大条件，要求与政府对话。结果，赵紫阳只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取消了例行的天安门献花的国礼。
我们也实行宵禁，所有的同仁到晚上十时必须回到宿舍，不许外出。
小蔡说他的弟弟在清华负责学联的总务，他说，香港的后援会特别空运了一千条毛毯，一百顶露营用的帐蓬，无数精美的西点蛋糕到天安门。
“这不是外援吗？”
“这应该是人道援助吧！”
“赛马是小赌，政治是大赌，香港人不愿见九七被收回，当然希望中国内乱。”
“人都是爱国的，为什么香港人不愿被收回呢？”
“谁说人都是爱国的？人都爱自己，国有利于己则爱之，不利则怨之。过去曾有满洲国，假定说日本要重建满洲国，我保证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完全决定于利害。”
这时深圳也很紧张，经常有公安人员四出巡查。有天深夜，我已经睡了，突然被屋外一阵骚乱的声音吵醒，有人在大声呼喊，也有哨音起落。沉红莲也惊醒了，我们赶出去察看。却见赵阿姨带着两位彪形大汉，正自走上楼来。赵阿姨立刻给我介绍：
“这两位同志是来例行巡查的，”又指着我和沉红莲说：“这就是台湾来的计算机专家，那位美国专家就是他们打美国请来，为祖国效劳的。”
他们倒很客气，寒喧了几句，我问赵阿姨：
“刚才有些吵闹声，听到了吗？”
“朱先生您甭担心，没事！没事！一些小小的误会！”
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些小小的误会竟发生在我们单位里。缘因当夜有两位女同事到对面一栋大楼的男生宿舍去讨论问题。到了十点多，女生宿舍的同事们一看时间已到，而她们还没回来，不禁紧张起来。她们挤在阳台上，一时忘了我的禁令，纷纷对着对面的男生宿舍高声大呼，叫那两位女同事赶快回来。
其实那两位女同事已走了，男同事们听到了，也都挤在阳台上。人一多，顽心顿生，有意无意地互相“唱山歌”起来。
男生那栋楼住着各色各样的人，平时生活太平凡，难得有人起哄，于是此起彼落，闹成一片。不知是哪个公司的人，也存心捣蛋：
“小妹妹！半夜里叫我干嘛？”
我们公司的几个男生觉得有趣，也跟着嚷嚷叫叫，甚至于还有人怂恿万华德脱裤子！而他也脱了！正值这种敏感的时刻，怎能不劳动公安人员？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错了，一个一个自动请求处分。自请处分就表示良心已经受到了足够的处分，其它都是多余。我只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今天知道错，而昨天却闹得有劲呢？”
“当时丧失了理性！”他们都知道。
“要知道理性的维持非常困难，今天的学生运动难道不是吗？你们只是好玩，人一多声势就大，不到公安部派人来，你们不会知道错。今天的学生运动，目的是反抗政府，公安人员正是学生要打倒的对象。还有谁能制止他们呢？
“就以昨天的事为例，喊声最大的是自以为有能力的人，可以代表知识分子。宿舍中还有无数被吵醒、不作一声的人，可能是懒于表达，也可能是怯于反对，更可能是无知无觉。如果知识分子不去为那些无声的人着想，只是为所欲为，像昨天一样冲动起来，又没有人来制裁，会是什么结果？”
更多的小道消息传来，农村也掀起了一波的风潮，民工开始全国大流窜。由于深圳正在蓬勃发展，各种建筑由平地竞拔而起，一批一批的工人由内地涌来。他们的生活简陋，就住在路边的茅蓬中，衣不蔽体，一向是深圳治安的大患。
传言中，有许多工地停工了，工人们走上了街头。单身的夜行者被抢，深圳大学有两个女学生被强暴！还有些零星的火灾，据说是有人纵火打劫！有些地方的物价已经飙涨，商人开始屯积粮食，民生日用品已经缺货。
我当机立断，立刻清点粮食，仅够三天所需了。我请赵阿姨负责采购一个月的米面，又责成另一位同仁去买日用品、手电筒和几箱腊烛。
“买粮食还有道理，买腊烛做什么呢？”赵阿姨大惑不解。
“若真有了乱事，一定先停电，我们工作不能停。”
“但是没有电，计算机怎么动呢？”
“万一真停电，我们晚上还可以上课呀！”
我们有女同事八位，分住两户公寓，我先集中训练，教她们几套防身术。同时又把男同事组织起来，轮流派人进驻女生宿舍，暂做保镖。平时不论白天夜晚，女同事们不许单独行动，一定要有男同事为伴。
我有几千块人民币，放在身上从来没有用的机会。我也到福利社去，一口气买了二十罐奶粉和两大袋花生米。我的想法很实际，这些都是高蛋白质的食品，如果幸运大祸得免，这些东西也不会浪费，至少花生我可以吃个够！
我们一方面紧张地防范，一方面增加学习的份量，尤其重视训练如何独立思考。似乎人人都以为思考是自然不过的本事，人又是独立的个体，谁不会独立思考？然而思考有方法，要独立更要先有完整的认知，否则人像鹦鹉般地说话，又算什么独立思考？
因此，我开始动手写＜思维论＞，从思维的过程，我发觉如果不能把人性交待清楚，思维也变成了神话。一层一层地推敲下去，才发现要把这一切弄清楚，有很多息息相关的认识都有待厘清。何不彻底地一次整理出来呢？这就是我开始写《智能学九论》的由来。这九论分别是：观念论，天理论，认识论，层次论，人性论，价值论，思维论，行为论及知识论。为了集思广益，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我随写随印，随手送请别人指正。反正有自己的排版系统，修改调整容易非常。可能是我的素养太差，也可能是选择的题目太大，再不然是国人太谦虚。总之，至今未见任何人慷慨地赐给我一点意见。
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已经使园区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其它的地方自更毌庸赘言。好多家公司停工了，全园区只有我们这个部门一切工作如常。
各种谣言不断传来，我则每天在讨论会上，一一分析。由示威人数的不断增加，政府的束手无策，到各地传来越来越多的暴乱，我判断必将有大规模的镇压，学生们如果反抗，结果定为流血惨剧！
“不可能的事！过几天赵紫阳一出面，学生们就回学校去了！”丘副理很有把握。
“为什么现在还不出来呢？拖一天危险性就增加一分！”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来做独立思考练习吧！首先要摒除所有的成见，再按照客观事实，一步一步地进行推理，最后作综合判断。
“客观事实之一：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现在很穷，而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多半富足。过去中国闭关自守，信息不通，现在信息发达，谁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比较之下，年轻人性子急，心理上就难以平衡了。”
“不只是年轻人，哪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丘副理表示同意。
“客观事实之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由过去奉行共产主义、且年事已长的人主政，年轻人等不及，所以走上街头，鼓起群众运动，要求改革。”
“这点我不同意，这件事算不上是群众运动。”丘副理抗议道。
“好吧，我们不用群众运动这个名称。客观事实三：事件已经拖到今天这种地步，全国骚然，再演变下去，很有可能变成动乱。然而十几天来，政府无人出面，难道其中没有什么不平常的讯息吗？不妨想想看。”
大家面面相觑，半响无人则声，赵阿姨靠着门，突然说：
“老王说，上头有内部文件，但是完全没提天安门这事。”
“我们再从头来想，客观事实一：这么大的事，已经惊动了全世界，全国上下皆知，连四川的农民都打算到北京去！政府文件为什么会不提？
“客观事实二：政府没有表示立场，也可以视为无法决定立场。如果已经有了对策，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当然会及早行动。至于为什么没有呢？一个人拿不定主意，我们称之为犹豫不决或者是天人交战。当很多人犹豫不决或天人交战时，谁是天？谁是人？必然的结论，是政府决策人物在以学生运动做为权利斗争的筹码！”
“这有可能，左右路线的斗争在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丘副理说。
“客观事实是，学生气焰高涨，海外有各种居心不同的人士推波助澜，如果开明派势力较大，赵紫阳早就出面安抚学生了。目前拖着，何尝不是效法毛泽东的策略，来个引蛇出洞，最后等学生闹得不可开交，再一网打尽呢？”
大家默然不语，在丘副理眼角上，我看到一丝惊恐的神色。
“我的推论是，学生们下不了台，政府也下不了台，最后摊牌时，多半会擦抢走火，政府唯有出动军队，军队也必须开枪镇压，所以流血难免！”
“不可能！不可能！人民解放军哪能开枪打学生！”赵阿姨大声抗议。
“朱先生，你前面的分析我同意，但是你不了解国内情况，解放军有几十年光荣的历史，这点小事，不可能动用军队，军队也不可能开枪！”丘副理说。
“但愿如此，你说得不错，我是不了解国内情况，希望你是对的。但是这种事关系到生死存亡，尤其双方实力相当时，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
五月十八日，终于在电视上见到了赵紫阳，他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好似一个慈母，哽咽着，语不成声，不断地对学生说：
“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请回家去吧！”学生也感动地哭喊着，热情地簇拥着，一副温馨感人的画面，似乎宇宙天地间充塞着一股和睦的气氛！
有谁愿意正视残酷的现实呢？身为一国之主，应该要理性地处理问题，为全国甚至于全世界人人注目的、攸关荣辱的、大是大非的事件，作一个明智的交待？抑或只为哗众取宠，演出一幕感性的肥皂剧以赚取政治资本？
那一剎，正当全世界为赵紫阳的表现感动得流下眼泪之际，我的心中却淌着失望的鲜血！作为一个演员，赵紫阳成功地获得了一面奥斯卡奖！作为一个家长，赵紫阳也赢得了学生的同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掳获了千千万万西方民主自由信徒的心。但是作为一位身负国家民族兴衰的领导，我觉得他连赚取荆州的刘备都还不如！
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中国人曾经拥有的智能到哪里去了？人类的理性又到哪里去了？一个不懂人事的孩童，在饿殍遍野、衣食无着的当儿，哭闹着非要吃糖不可，家长能够姑息吗？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五月二十八日，柴玲接受美国记者访问，她说要看到广场上血流成河，中国人民才会觉醒。记者问她会不会留在广场，柴玲表示，她要留下生命来，继续为民主奋斗，所以不会轻易地任由政府残害！
吾尔开希则到了人民大会堂，李鹏坐在一端，旁边是代表国家的各政府官员，人人正襟危坐。吾尔开希却歪斜着身子，一副袍哥大闹烟花院的神态。我没有感到一点解决问题的诚意，所见只是轻浮、污蔑，所感到的是嚣张、狂妄。这分明是展现智能解决问题的大好良机！吾尔开希居然把整个国家当作自己发泄私愤的工具！把千万年来无数大智大德辛辛苦苦建立的人伦制度，鄙视得还不如他座下的沙发！
事后吾尔开希得意地说，他是故意侮辱李鹏的！是的，恭喜他，他做到了。他不但侮辱了李鹏，侮辱了一个国家的元首，也侮辱了有血性的中国人；他不仅侮辱了伦理美德，侮辱了历史文化，更侮辱了人性的尊严！
后面的发展，我连解释的味口都没有了。必然的结果是我早已知道的结果，而且是没有多少人事前事后能够用理性去认知的结果！
六月四日，很不幸我的预言成真。更不幸的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在全球交相指责、全面杯葛下，倒退了十年！
这场大灾难受苦受难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而受益的呢？是所有反对中国强盛的仇敌，以及写了遗嘱，誓言以身相殉的民主斗士！而且还开创了一个历史新记录，从古到今，第一次在一场政治流血革命中，没有一个革命领袖死伤在革命现场！
只要不是白痴，人人都可以发觉傀儡戏的真相。在革命之先，这些人早已经拥有外国护照！在革命之际，这么多人居然能从戒备森严、号称竹幕的万里江山中出走！在革命失败之后，全都成为他国贵宾，坐享荣华富贵。
吾言穷矣！
在这些刺激之下，我突然觉得，是做人工智能的时机了！至少应该把人工智能的平台先建妥。既然全世界都恨不得中国永远做一个次殖民地，连有些中国人也以身为洋奴为荣，我为什么不用实力来证明，只凭老祖先的智能，中国人就可以雄踞世界舞台！
我立刻召集员工，宣布了我的工作计划。这时共有员工三十位，其中能写程序的还不到二十人。我按照各人的发展潜力，分为两组，一组从事自然语言的开发，一组则做外围的应用软件，最后综合成为一个能用中文控制的应用系统。
等这一套应用系统完成，大概需要三年。到那时，人员的训练完成了，我们的实力也具足了，我不再需要外力的支助，便可以找个远远的山岰子，躲起来做人工智能！
微电脑自七十年代发展迄今，尚不足二十个年头，但是在这些年间，举世各国所投入的人力、智力与物力的总和，远远超过其它任何学术及技术。
尽管如此，今天的计算机仍然是一种尚不成熟、却具有无比潜力的事务机器。尤其是在商业导向的策略下，这种现象完全操之于少数技术人员及经营者手上，由他们决定该做什么和该怎样做。硬件有各种不同的规格，软件更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使用者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能略窥堂奥，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卖方市场。
其实除了硬件生产受限于材料及技术，尚有待逐步改进外，计算机的适用范畴以及发展方向已经相当明确，应能设计出一种完善而统一的软件。只是在商业挂帅的前提下，主宰市场的卖方还有大利可图，不愿轻易放手这块肥肉而已。
我的构想是在现今的硬设备上，结合已知的各种应用观念，设计一种功能相通、效力强大的应用软件，不仅令使用者易于掌握，且能供程序员继续发展。最后再略加调整，就可以成为人工智能的基本系统程序！
这就是“整合系统”，在整合系统下，不再需要一个一个单独的软件包，取而代之是一般应用的整合程序以及软件公司所发展的一些“特殊功能”。使用者只需陈述工作的要求或调用各种工作流程，就能达到目的。
因此，当整合系统完成后，软件工程师最后的挑战，将是符合使用者习惯的“自然语言”以及具有学习、分析、判断功能的“人工智能”。
下面是我整体规划的原则和方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的读者，请自行略过），像这样庞大的系统，当然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胜任。但是我不顾一切，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一、规划：
良好的规划是整合系统的成败关键，由于无人能够预知未来，所以不可能有绝对正确且永远不变的规划方式。但这并不表示良好的规划不可能，相反地，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