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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当时我把上课的讲义编成了《汇编语言的艺术》一书，书中需要例证。有什么好争的？实验检验真理，出个题目比较一下就是！
于是，我出了题目，小芮用培基语言，张达权用汇编语言，小段用Ｃ语言，李朝辉用PASCAL及FORTRAN 。（全部结果载于松岗出版之《汇编语言的艺术》207 页）。
结果程序写作的时间，由七分钟到十五分钟不等。汇编语言最慢，但慢得有限，小芮的培基也用了十分钟。程序的效果应该看应用，因为写只有一次，使用则次数无穷。
一到测试程序的执行，汇编语言最快，瞬间即有答案。其它三种高级语言速度差不多，耗时约较汇编语言慢五至七倍。妙的是小芮的培基程序，在大家的都执行完了后，他的还没有动静。等了又等，人人都围了过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表。
就像年轻时等女朋友一般，时间过得奇慢无比。渐渐地人群散了，大家断言，说他的程序“死机”，劝他重新检查。
小芮很有信心，说他写的程序从来没有错过。他一个人等了两个多钟头，果然他的程序没有错，只是执行速度太慢！他不服气，花了两天的功夫，改了又改，最后终于进步到二十几分钟，相当于汇编语言的七百倍！
小芮灰心不已，提出了辞呈，我告诉他人生要经得住失败，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他坚持求去，他说：
“倒不是面子问题，我是丧失了信心，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了！”
他走了，基于他的志节，我倒觉得他是个人材，但愿他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有些人就相反，表面上看来诚实正直，但是每当面临利害之际，就流露出本性。
大陆上的评估制度，是一种相当严谨的科学方法，而技术一经评估，就确定了其应有的价值。评估原则上分为几级，最高为国家级，其次为省，再次为县、区等。评估对个人也是一种记录，所以事先要提出申请，详细说明每一个参与的人，工作的内容等。
我从来不重视这个，在填表时，沉红莲与我是当然的创作人。此外，王姝完成了英文及符号的模块，当在名单之中。丘副理看了，嫌人太少了，应该多填些，这种事怎能做假呢？但为了奖励士气，我加填了杨育冰，她曾帮沉红莲做过一些资料。
直到她辞职离开以后，我才由同事口中得知，原来丘副理当时把杨育冰的名字偷偷换成了自己的。这一来，国家级评估的成绩，便成为丘副理的升官之道！
我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刻找王总理论。可是木已成舟，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前途已经毁了，难道我要把丘副理的也毁掉？
这种事太多了，人没有能力已经太可怜，再若不给一点取巧的机会，岂不太残忍？只是今后呢？我不喜欢演戏，将来如何与他共事？事情发生之时，我们已经成立了两仪公司，于是由他带了一批人，继续主持园区的计算机部，此事才告一段落。
大陆的体制正在改变，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政经分离”成为必要的政策。政经分离的落实化，第一步便是政府所有机构都需要设法自力更生。其法便是把部门一分为二，一组人管政策，一组人做生意，做生意的赚钱来支持另一半（详情我并不十分了解）。
我的字库在技术上有极大的优势，但美观度稍嫌不足。评审委员之一，即四炮的石云程先生，特别带了一组人到深圳来找我。由于我对大陆的情况并不清楚，平常埋头工作，也不大关心。石云程跟我谈了很久，我才明白其中究里。
原来国家技术监督局（即标准局）也要实行政经分离，由其中一部分技术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发展“标准技术”，其总经理即为与他同行来此的徐明先生，石云程则为中文信息部总工程师。
我不懂什么叫“标准技术”？又怎么来开发？经他解说后，我懂了，却吓得我一身冷汗。他们的看法是举凡这个公司所开发出来的技术，一概视为“国家标准”，有了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支持，这种标准自是绝对合法，不容置疑。
国家的政策规定，任何一种中文计算机一定要使用国家标准，否则禁止买卖！也就是说，自己的队员兼做裁判，凡是不利我方的，统统判犯规出场！这种生意会不赚钱吗？最起码的估计，大陆上未来将要使用上亿台计算机，再加上其它设备，如果以我们的字库作为标准，一套只卖十块美金，那就是天文数字了！
我能不心动吗？我又能够心动吗？不谈赚钱吧，中文系统不就统一了吗？从此我可以手持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看谁敢违抗国家政策？这种不世的良机，是为国家、为文化、为中文报效的大好机会！我有理想、技术、操守，而且也有了最有利的机会！
那么，我为什么会吓出一身冷汗呢？
人长时间养成的习惯，经常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反应模式，往往能不经思索，就立刻表现出来。我对公、私的分辨已经成为本能，这种行为分明是私，但又是在公利的大前提下提出。如果说是假公济私倒也不尽然，他们也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口众多，矛盾严重，要想要脱贫致富，当然要用些非常的手段。
这种“政经分离”的策略，能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得已的可行之道。很多心存偏见，抱着仇者为快的心理，就不可能看出中共领导者处心积虑地在寻求一种治国途径。在我看来，虽然他们做得不很成功，但是比起那些尸位素餐的败家子，连现成的繁荣美景都可以弄得污七八糟的总好多了。
问题在于公私之间，仅有主、客观之别。一人之私为私，这比较容易定义，因为人是基本单位，不能再分。至于一家之私，对其家庭成员而言，则是公；一国之私，对其国人则为公；公私之分本在于主、客观的立场，不谈立场，永无定论。
我老强调“无私”，这时我才领略到“无私”实为一种理想。我过去自以为是的各种行径中，究竟有没有违背这种无私的原则？
如果我真想做点事，必须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否则就不要想成功。当前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我能错过吗？只要我不为自己着想，对中国人来说，我是无私了。可是还有其它的人，包括了外国人，生意人，后代子孙，还有无数从事技术研究的人员！他们的利益何在？
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有中文可用，当然有利。只要我的技术好，后代子孙不必再担心中文的问题，其它人也不必再浪费时间精力研究开发。可是我怎么能保证自己的技术一定能符合未来的需求？过去我身受各种打压，难道今天我就该打压别人？
我不敢领受这种恩典，也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便利用了一个“拖”字诀，一切听其自然。后来我在九○年回台湾时，曾代表该公司与台湾业界联系过一次。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跟他们接洽，也不知道有无进展，但我再也没有介入。
政经分离也临到我们头上，张董事长与我商量，因为我们部门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我组织公司，财务独立。这时政府为鼓励外资在深圳投资，有三免五减等优惠措施。三免是指三年内免缴税捐，五减则指在免税期满后五年之内，可以减税百分之五十。
再说，来深圳的人数受到当局严格的管制，园区管理处的配额有限，目前都被我用光了。我们应该能赚钱了，赚了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挂在园区的名下，将来会有很多麻烦。换句话说，孩子长大了，该独立门户了！
这有违我的本意，可是张董说得有理，真要有所作为，不能老寄居别人篱下。
王总也已与丘副理谈妥，由丘副理继续主持计算机实验室，我们则让出两间办公室和几位工程师，以协助他们的工作。
新公司的董事长由张董出任，我任总经理。在股份上，我占百分之二十的技术股，另外要拿出百分之十五的资金，其余百分之六十五则由园区承担。
我没有钱，陈金耀说他可以投资，于是，公司成立了。我取名为“两仪”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借用《易经》的“太极生两仪”，比当年的“零壹”更进了一步。
我与张董有约在先，两仪负责技术开发，销售则全权委托园区总管理处。可是他们也没有人，张董脑筋一动，从某一个公司里挖来一个人物，叫张继克。那时园区还积压着几台计算机，是有人以回国名义带进来的。老张来了，正好从这几部计算机卖起。
如果在古时，老张定是个江湖游侠。他身高六尺许，虎背熊腰，面色古铜。他一口东北官话，声音宏亮。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到了他那豪爽的英雄本色：
“叫我老张好了，妈的！咱真得向您好好学学，这一辈子什么都玩过，就没碰什么高科技！”他的手也大，握力奇重，幸而我练过内功。
“其实，高科技是唬人的，在我们这一学就会！”
“别安慰咱！反正跟张董讲好了，妈的！学不会咱吞下去！”
“吞什么？都是些电子零件，有毒的！”
“妈的！毒死了也得学！这年头不管搞什么，要搞就搞最高的！别看咱是个粗人，想当年也是学机械的！只是不知道哪儿少了根筋！妈的，就是机械不通！”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性和价值，人人都和我一样待在实验室里，这个世界不早就停顿了？”
“朱先生，他妈的，咱们一定合得来！别的甭说，您有什么，咱就能卖什么！妈的，卖东西嘛，不就凭两片嘴皮子？”
过不多久，他就发觉卖计算机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回事，每天皱着眉头，烦恼不堪。我发觉他不仅性子直，而且极守信用，是个少有的人才。我找个机会慢慢跟他谈，一步一步地解释计算机的商机在哪里。因为计算机是新事物，人们在没有了解它之前，不要说买来用，就算送给他，他都嫌没有地方放。
“妈的！您真说对了，人家问咱计算机有什么用，老实说，咱也真不知道！”
“所以，你还是先花点功夫，学着用，自己会用了，就知道计算机有什么用了。”
他果真用心地学，那时我们的聚珍已经初具规模，他由中文输入学起，到自己印出些样品，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又跳又叫。只是他每跳一次，整栋大楼就碰碰咚咚，连计算机的屏幕都随着闪烁！
过不久，他又开始皱眉头了，偌大的个子，口中叼着香烟，一个劲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那间办公室不算小了，但几台计算机一堆，办公桌一摆，走路的空间实在有限。
老张走来走去，弄得满室烟雾，人人头昏脑胀。大家不便说他，纷纷逃到走廊上呼吸新鲜空气。我又找个机会陪他闲聊，并暗示办公室中同事的心态。
“是呀！妈的，搞高科技的人真娇嫩，咱以后一定少抽烟！”
“你真有这个决心？”
“妈的！这年头，就是没人告诉咱有什么毛病，您好心告诉咱，咱还能不改？”
“行！我再告诉你一个，不嫌多吧？”
“妈的！咱真有那么多毛病吗？”
“不多，还有一个！”
“您说，妈的！咱全改得了！”
“他妈的！”我说完故意望着他，卖卖关子。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半响没有动静。
“说呀！朱先生，您怕咱不高兴吗？没那事，说呀！”
“我说过了呀！”
“您别开玩笑，妈的！咱什么都没听到！”他早成了习惯，当然没听到。
“你为什么没有听到呢？”我故意加强印象。
“妈的，听到什么呀？别折腾咱好不好？”
“我说过一句‘他妈的’，你记得吧？”
老张的确是个信人，他真懂了。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改过来，但是他的气质以及做事的方法一天一天的在进步。
到了一九九○年三月，聚珍已经有模有样，在我的想法中，写软件程序就和建筑高楼一般，应由基础开始。第一年是铺设地基，仅能发展最基础的系统功能。待这部分完成了，经过大量的测试、修改，基础工程才算告一段落。第二个阶段是高层的应用功能，用户接口，复合指令等等，这绝不可能在基础巩固无碍之前就能完成。
有一些公司为了生存，往往每一种功能都从使用者的立场下手，程序完成了，产品也可以销售了。这种做法其实是对使用者的变相剥削，用的人要买十次，百次，最后到手的是一个庞大无比、笨重麻烦的怪物。
可是这是计算机界的主流，人人习惯于如此。即使我一再大声疾呼，软件程序可以用极精简有效的方法，提供所有人类所需要的功能，但有谁会相信呢？
这次我要以聚珍向世人证明我的看法，所以必须坚持理念。
有人会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理念，其实不然。今天重新来检讨这件事，我们只要看看事实就可以知道，由零开始到聚珍整合系统第一阶段的完成，时间不过十个月，参加的工程师不到十人。这些人由完全不懂，到写出让所有专家一致叫绝的程序，只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再花上十个月，我有绝对的把握，能发展出称霸全世界的软件！
我要证明，以中国人的智力，不需要抄袭模仿，我们一样能创造。大家只要团结一心，在最艰困的环境下，也能做出超凡绝俗的事业。
我记得有次特别邀请了长城公司的工程师来我们这里参观，人人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探询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软件负责人本来不相信我的理论，现在亲眼目睹，他问得最多，了解得也最深，临走时，他说：
“虽然我亲眼见到了，还是不相信有此可能！”
北京的科学印刷研究所有一套印刷软件，据说是全国最好的，我也邀请他们来看，看得他们心服口服。还有当时规模最大的四通公司，段副总专程来看，曾打算与我合作，都因为我无意于事业而没有谈下去。
那么，我为什么不继续下去，等到完成了全部的计划后，再离开两仪呢？
这话又要从头说起，我的人生目标是我行事的基本方向。为了了解人生的真理，我是不惜牺牲一切的。而人生苦短，宝贵的光阴与一瞬即逝的良机，在在都需要自己正确的判断。仅仅以指指月，月亮还是高高挂天上。
想要了解人生真理，一定不能离开人类社会，尤其是人越多，争斗得越厉害，人性的表露越是赤裸裸的。高科技行业是个理想的实验场所，也是文化未来的根本，有得是得，无得也是得。说穿了，我不过借着手指，以指引方向而已。
这话应该不难理解，计算机是当今社会的宠儿，但是它的生命期实在太短了，一种经常变，变得快速无比的技术，到明天还有什么价值呢？要了解人生的真理，连一瞬即逝的幻相都不能丢舍，这种人能看到永恒吗？
一九九○年元月下旬，我接到一个台湾来的长途电话，对方姓吴，说是代表大帝公找我的。他详细地问了我的住址以及旅途的细节，并说大帝公与他要到深圳来看我。
我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大帝公要来看我？是不是我听错了？是基隆天显宫那位大帝公吗？祂是尊神只，怎么来看我呢？
元月十九日，我又接到吴先生的电话，他们在旅行社安排之下，决定后天从香港飞广州，要我到广州机场接他们，再同回深圳。
廿一日正午，我和沉红莲到了机场，一别数年，还有点担心认不出人来。我一向不顾细节，连这位吴先生的名字都不知道。总不能举一面牌子“台湾来的大帝公”吧！
没想到张先生还是那副神情，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旁边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绅士，脸色微黑，身材颇有福态。
寒喧已毕，张先生指着那位绅士说：
“这位是吴龙雄先生，我们庙里的总管。”
他们第二天还要赶回香港，转道越南，所以也不休息，上了车就直奔深圳。
由深圳到广州之间只有一条二线道的广深公路，人车往来频繁，经常塞车。两个小时的路程，正常状况也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
张先生累了，上车就睡。吴先生与我是初识，也无话可谈。看他们的样子，找我不像有什么重要的大事，那凭什么不远千里而来呢？再说，以往我在庙里看大帝公附体时，总有不少烦琐的仪式，如今他们只是两个人同来，算不算是大帝公也来了呢？
这时车外又排起了长龙，止止行行，我不再猜想，就在车上打起盹来。
一路上塞得很严重，直到晚上六点半才到园区，赵阿姨已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默默地吃完晚饭。食堂中每一个人都带着好奇的神色，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干脆一句话也不说。当天大家都很累，吃完饭，张先生和吴先生便到园区招待所休息。并讲好次日早晨，由王总招待，去深圳一家粤菜馆吃早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