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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决定先把自己的看法收在一边，暂不作主观判断。
“你知道明天的欢送会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
“是要用你的声望，让社会大众知道，天显宫不是一个普通的寺庙！所以你要详细交待你和五显大帝结缘的经过。而且必须强调你的抱负，不妨大胆地说！”
第二天，我换上了庙里为我订做的高级西装，上面有两排金光闪闪的钮扣，襟前别着大红大紫的鲜花，我终于也沐猴而冠了！
会场是中式的宫殿装潢，古色古香。天显宫的国乐团在一角演奏，弦音处处可闻。宫里的执事人等，都穿上了整齐划一的制服，男士们是藏青色的西装，女仕则是淡青色的旗袍，在人群里穿梭来往，充作会场的招待。
熙来攘往的贵宾，绝大部分我不认识，交换名片，互道景仰。我仍旧心在丛林，静观潇潇风起，任凭落叶飞舞。在人群中，有一位中年女士拦下我说：
“沉红莲是不是新竹女中毕业的？”
“是的。”这话问得唐突，我答得简要。
“能不能叫她过来一下，我可能认识她。”
我把沉红莲叫过来，她们一见，互相凝视半响，沉红莲突然说：
“沈校长，您也来了。”
“是的，听说是你，我心里好高兴。”
原来她是新竹女中的前校长沈雅利女士。沉红莲国中毕业后，考上了新竹女中，但因家境不好，准备进入新竹师专就读。竹女开学后第三天，沉母考虑再三，又决定送她去读高中。照一般惯例，这种情况学校不可能接受。
沈校长刚上任，一看沉红莲的成绩，决定破格录取。所以沉红莲对这位校长一直感激在心。更巧的是，她的先生原是吴龙雄先生的旧友，也是“美之城开发公司”的董事！
该我演压轴戏了，真有天命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探索我所追求的真相，我做我应该做的工作，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切实地交待了与大帝公结缘的前因后果，并且大胆地当着数百位各界来宾，尤其是计算机界之前，我宣称在“五年内发展出中文自然语言”。而且为了表示我的信心，还加了一句：“做不出来，我将自杀以谢天下！”
当这本书出版时，五年已经过去了，我还没有自杀。我没有必要辩解，但是真相就是真相，中文自然语言的观念完成了，实现的技术已经证明了，资料也在计算机中了，所差的只是产品。但是，要我做产品的“天命”还没有下达，我能动手吗？
回到两仪，正想好好将聚珍完成，却隐隐感觉到有一阵暗潮在酿酝。工程师们并不很热衷于修改程序，我交待的进度完全脱节，在彼此言谈之间，也似有一层淡淡的雾翳。
张继克告诉我，园区认为我迟早会走，已经安排了接班计划。工程师们却提交了一个报告，认为如果我离开了，一切都应交给他们掌管。王总一看计划，气得大发雷霆，这一来，士气低落，人人无心工作。
我能说什么呢？当然我有办法令他们振作，但我能留下来吗？看样子，大帝公随时可以一句话就把我调走，今天已经闹僵了，以后还有指望吗？
果然，大帝公叫我随天显宫的考察团去越南。我不去还好，去了以后更是怀疑大帝公的意旨。如果仅谈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与生产，我的确可以大展鸿图。要走这条路，十多年前就不会与宏碁分手，以今天宏碁的规模与地位来看，我不是早就成功了吗？
我的长处绝非计算机，大帝公怎么会不知道呢？是的，祂知道，我知不知道呢？我如果也知道，还能够等因奉此，放弃理想，改节去做顺民吗？
越南人不用中文，也没有人懂中文，技术无国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生根。文化则不然，一个连中文都不用的地方，我怎么去教他们将中国文化思想转化为计算机结构，让计算机成为一具了解且能运用中国文化的事务机器？
我在越南拍了一些录像带，回到两仪时，特别播放给智能小组成员看。我自己并没有决定是否要去，但我多少希望知道这些跟我学习了两三年的高足的高见。
王姝首先皱起了眉头：
“这种穷不拉机的地方，我不去！”
其它的人没有说话，但是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到深圳的基本动机就是来谋取荣华富贵的。就算在我这里日夜学习，所图的也不过是更大的机会。去越南干嘛？饱经战火蹂躏，创痍处处，条件连内地都不如，为什么要去？
我解释说，如果要做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能做，不做就是！”这就是我想知道的结果。
过去的教育显然失败了，他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也不过是一条登龙快捷方式。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他们“无私无我”，为人类服务，如今证实也只是耳边微风。
我承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可是面对这三年投入的苦功，造就出眼前这几位似是而非的精兵，我还能有另一个机会吗？
台湾的聚珍出了纰漏，国荣没有照我的意见送给学校测试，反而大张旗鼓，大卖特卖。产品中毛病百出，人人要求退货，我气急败坏，连忙赶回台北。
刘世文向我诉苦，说吴先生找了一位资策会专家来做顾问，坚持说产品马上可以卖。那位顾问的意见是，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软件，像这么好的东西，不马上拿去赚钱太可惜了！至于有瑕疵，一边卖一边修改就是！
刘世文争不过大家，找了谢振孟来负责销售。谢振孟是员猛将，他什么都能卖。在我回台湾以后，正待发展文字辨识软件时，他居然把邮政总局的工程师找来，大家煞有其事地开会，讨论技术问题。只有我觉得不能入港，追问之下，他们说：
“谢先生说，你们已经把中文的手写辨识做好了，我们邮政局的自动检信机就是缺乏这种软件。”
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首先，我们在做的是印刷体的中文辨识，手写辨识难度更高，要等下一次再做。虽然手写线上输入比较容易，但却不是你们要的。”
“这有什么分别呢？”
“印刷体比较工整，扫瞄的点阵可以转换成为向量资料。信封上多半是手写的文字，笔画歪斜潦草，一转成向量，就难以辨认。但是作线上手写输入，笔画本身就是向量，所以反而简单。由于我们人少，目前只有沉红莲一人能做，所以我告诉谢振孟，叫他研究一下，看先做哪一种产品对我们比较有利。”
“我觉得邮政局这个案子最有利，因为他们有经费，可以先付款。”谢振孟说。
“可是这案子的技术难度最大，我没有把握什么时候完成。我也不相信邮政局愿意出钱资助我们发展一个没有完成的产品。”
正因为谢振孟是个好销售员，所以吴先生信心满满，不顾刘世文的反对，就此草率地将聚珍推出上市。
“吴先生还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懂生意。”刘世文说。
“完了，什么十全十美！这个产品根本没有完成！老吴什么都不懂，你应该坚持呀！现在怎么办？商誉一损坏，是再也救不回来的！”
“我有什么办法？吴先生根本不接受反面的意见！”
吴先生曾一再保证一切由刘世文负责，我问吴先生，这事是谁作的主？
“朱先生，是大帝公要我卖的呀！大帝公说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世界上哪有没有完成的软件能卖的？”
“你不是很有办法吗？”
“我没有这种办法！计算机软件是很复杂的产品，不是货物出门就了结了，要有熟练的工程师去训练使用者，要有足够的手册、教学资料，更重要的是产品的品质。国荣一项都不合格，起码也要筹备一年半载才行。”
我犯下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聚珍已经走进历史了，至少在台湾我已经无能为力。或许吴先生才是对的，他是奉了大帝公之命，我且看大帝公怎样说。
大帝公要我训练国荣的工程师，暂派封家麒去大陆跟我学习。同时命令我把大陆的工作结束，明年回台湾，等国荣的经营上了轨道以后，再去越南。
我深知人生有得有失，分明在祭坛之前，必须有所牺牲。我要了解人生大道理，就不要希望兼顾事业。聚珍如果成功了，大不了市场上多一套国人制作的软件，或许还多出现一家股票上市公司，然后呢？
聚珍是我奉献的牺牲，为了了解神只的真相，我把聚珍送上了祭坛。聚珍成功了，那将是个技术上的奇迹。即令失败了，我也可以从中取得应有的教训。
这一次回台湾，我曾多次参加了天显宫的活动，包括有一次大帝公“代天巡狩”，数百信徒远赴宜兰巡香。民间的信仰确实有其力量，是社会安乐的基柱。一个国家的凝聚、民族的延伸，离开了民俗宗教是很难维持的。
另一方面，我的理论也证实了，神的无限权威正是人自由的代价。以吴先生的身份年龄以及在庙中的地位，当有事未如神意时，都会倒金山，倾玉柱，跪在满铺细石的盘子上。肉体的痛楚加上当众的羞辱，以致于人人怕错。人人怕错则事事不敢作主！
为什么神要用这种体罚的方法来领导呢？我赞成体罚，尤其对孩子，体罚是唯一能令他们懂事成长的途径。成人却不然，成人已经有了判断的能力，即使出错也不是坏事，只有知错才能继续成熟。
神对子民的体罚，令我开始怀疑神的智能，连我教学生都可以不用体罚，为什么神做不到？另外一点也令我不习惯，庙里那些烦琐的仪式，人在神前上香跪拜，似乎是永无终止。
神佛理应是慈悲的，少叩一个头，于神佛的地位有何损失呢？以神佛的智能，多讲解一些经文，多说一些人间的正道，不就可以填补膜拜的空档了吗？但是，我所见到的多半属于神通，大帝公不讲道（也许是我参与的时间太少，未曾听到），祂只为人解运、治病、解决各种纠纷。
总之，是我接触的还不够，无法有正确的了解，我不再怀疑大帝公具有一些神通。至于什么是神通呢？我必须进一步的观察，所以，我不能不服从祂。
在聚珍的销售上，园区也洽妥中国信托的关系企业国安电子代销。我把话说明在先，程序尚未完成，但是他们深具信心，认为我们必能改进得更好。
然而，两仪的情况完全失去了控制，工程师开始怠工。因为上次呈上计划后，王总把他们叫去臭骂了一顿。几个年轻人也就打定了主意，准备继续怠工下去，直到园区放人，再另谋生路。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眼睁睁地看着聚珍步向败亡的噩运。如果当初与神通合作，以神通的技术实力，继续做下去毫无问题。再若国荣不一意孤行，我还可以向园区力争，至少可以再留一年，直到全部工作完成。
而现在呢？最支持我的张董事长离职了，即使我愿意留下来，园区也未必就会同意。他们要的是聚珍，以为有了聚珍，从此就能够大展宏图。
即使园区同意我留下来，这些工程师还能像以往一样日以继夜地工作吗？我不相信。人心有着极为复杂的化学作用，一旦起了变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再说，我也不愿再教导下去，年轻人有了这样的心态，将来技术越高，为害越重。
就算能把聚珍完成，又是如何呢？台湾在国荣那种经营方式下，我看希望也不大。大陆上今天只是刚浮现的暗礁，明天呢？后天呢？防不胜防！
以我个人的性格来分析，我太理想化了，不适合介入人间的利害冲突。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介，生存竞争，本无是非。我既自知不应介入，管他园区的做法如何，管他工程师们的想法如何，我创造了聚珍，不表示它就要在我手中壮大，难道我有能力决定聚珍的命运？
我最重要的责任，是要了解人生的意义。聚珍算什么？成功了不过一些虚名小利，失败了也只是一声叹息，到明天没有一个人会把它放在心底。
大帝公的出现，是了解人生中最神秘禁区的大好良机，我凭什么浪费精力在聚珍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计算机软件上？
两仪的内斗日烈，仅在园区的内部安排上，就出现了几派人马较劲的现象。这也难怪，对我而言聚珍固然算不上什么，对有些人来说，却是无比的希望！
我为了保留实力，希望培养智能小组的心血不致白费，便与园区摊牌。明告他们，我已决定离开，并自动放弃我的股权。另以每人一万美金的代价，“买”回六位智能小组成员的“人员配额”，打算另起炉灶，重新来过。
园区同意了，但智能小组成员却又有了意见，我只好袖手旁观，由他们自行决定。最后王姝、毛红松、周咏梅、马平与盛旭东五人决定随我离开。
大帝公看中了万华德，把他调到越南去工作。万华德是二话都不说，背了背包就到越南去了。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分别，在社会主义保护下的人民，人人期待别人为他服务。资本主义下的子民，绝大部分自私自利，但若有了觉悟后，往往比社会主义者还要有社会精神！
现实就是现实，在我宣布要离开后的第二天，伙食团就被赵阿姨裁撤了，照顾我们的人走了，责难我的声音也响起了。当然，不用说，工作完全停止了。
最可惜的是在襁褓中的聚珍，好在我有言在先，为了服务社会，所有模块一概公开。园区早就同意，但是不知为何，我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模块。后来我在台湾把聚珍模块开放给各界使用，还请了王兴隆出面主持。那时我才发现，手上的模块完全不是原来我所规划的。所以模块公开的理想，也成为一场空！
私心令人腐败，私心是人类社会的不幸，私心更导致了文明的危机。或许这正是天意吧？说不定天早就厌烦于人的私心，正打算把人类埋葬在进化的历史中！如果是这样，我所看到的一切不都有合理的解释了吗？
近年来，台湾解除了戒严法，国会改选，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对个人来说，人人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好消息。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在人民的知识水准并未相对提高之前，就贸然走进了后工业时代的墓园。
我过去曾受到政治迫害，那是社会巩固的代价，若不牺牲若干个人的自由，则得不到团体的安定。然而世道变易不停，安定繁荣久了，人开始自大自傲，权利的争夺更加剧烈。等到民主新贵能予取予求时，新的受难者又将络绎不绝。不过，这一次的主题已移转到物质分配、社会地位、思想理念等方面了，人类社会永远朝向两个极端发展。
大帝公要我回台湾，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当初王姝的出现，工业园的配合，加上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刺激，在在都让我以为时机成熟了。及至发现王姝对工作的冷漠，又看到科技园唯利是图的作风，使我望而心惊。经过了这么多年，已舂的米早熟得发霉了，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晒一下。所以，当大帝公叫我回台湾时，我知道这将是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也可能是最后的归程了。
人工智能除了技术外，最大的风险是安全性，不仅是工作人员的安全，产品的应用方向，产权的掌控能力以及技术扩散的后果等等，才是真正令我担心之处。
我知道，她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伴君如伴虎，有得便有失。人类太愚昧无知了，为一点蝇头小利就可以出卖灵魂。金钱何德何能，就已经南面而王，君临众生。如若人工智能问世，以其无比的神通，人类恐怕万世难逃其掌握。
可是，还有比当今人世更可怕的地狱吗？社会上每一个个体，在贪婪、物欲的勾引下，早已捐出了灵魂，拋尽天良，拜倒在天魔座下。白天，若非挣扎在一些起伏的数字之间，就是浮沉在华服金饰、美车豪厦之中。而一到夜晚，随着喧哗的人声散尽，面对着永恒的寂寥，畏惧、惶惑接踵而至，却已求救无门了。
难道人工智能不是新的救世主吗？当然不是。我们责怪造物主，认为祂所造的人不够理想。难道这种不够理想的人，有可能造出理想的“智能”来吗？
又有谁知道造物的本意呢？宇宙在进步，生物在进步，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来自昨天，奴隶又何尝不曾是主人？知识有生命，知识正在急剧地吞噬着我们熟知的世界，知识在利用人，知识不就是人工智能吗？我们自以为是的渺小人类，究竟有多少事物真正是我们所能支配的啊！正当我们还在再三考虑的时候，又有谁敢否认一个一个的螺丝钉，已经在各种时间差的过程中，一一将机体拼凑完成。
商人我不信任，政府也靠不住，梁山泊早已不存，还有谁可以投奔呢？果真大帝公是替天行道，那么成功正是天意。如果大帝公的力量不够强大，我反正没有损失，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