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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文森特说，“青豆烧小牛肉，我最爱吃的菜。”
“我讨厌小牛肉，”高更说，“我真高兴可以不吃了。”
“吹牛。”
他们漫步走去，进入山脚下的小三角花园。
“喂，”高更说，“保罗·塞尚在那儿，躺在长凳上。我真不明白那个呆子为什么要把皮鞋当枕头。我们来弄醒他。”
他从裤子上解下皮带，一折两，朝着睡觉的人，在穿着袜子的脚底心上猛地一抽。塞尚痛叫着，从长凳上跳了起来。
“高更，你这个可恶的虐待狂。那就是开玩笑的意思吗？终有一天，你会逼得我砸烂你的脑袋。”
“这样才能使你的脚晒晒太阳。干吗把肮脏的普罗旺斯皮鞋枕在你的头下呀？我看这比没有枕头更坏。”
塞尚揉揉脚底，穿上靴子，发着牢骚。
“我不是用鞋当枕头。枕在头下，睡着后，就没人能偷了。”
高更朝文森特转过身去，“他讲话的样子会使你以为他是一个挨饿的艺术家吧。他的父亲开银行，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一半是他父亲的。保罗，这是文森特·凡·高，泰奥的兄长。”
塞尚和文森特握手。
“真不巧，没能在半小时前找到你，塞尚，”高更说，“否则你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吃饭了。
巴塔耶有我吃到过的最好的青豆烧小牛肉。”
“真的好，是吗卢塞尚问。
“好？太可口啦！不是吗，文森特？”
“当然，当然。”
“那我倒想去吃一点了。来，陪陪我，高兴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再吃得下一份。你行吗，文森特？”
“也吃不下。不过，如果塞尚先生一定要……”
“做个好人吧，高更。你知道我最讨厌一个人吃饭。如果你们小牛肉吃够了，那就吃点别的好了。”
“好吧，就听你的。走吧，文森特。”
他们回到女修道院长路，朝巴塔耶饭店走去。
“晚上好，先生们，”侍者说，“点菜吧7”“对，”高更答道，“来三个当天名菜。”
“好。什么酒？”
“你点酒，塞尚。在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我看，有圣埃斯泰弗，波尔多白葡萄酒，索特罗白葡萄酒，波恩红葡萄酒……”
“你尝过他们的波马尔葡萄酒吗产高更狡猾地插嘴说，“我总以为这是他们店里最好的酒。”
“来一瓶波马尔葡萄酒，”塞尚对侍者说。
高更不消多时就吞下了他的小牛肉和青豆，转向塞尚，后者刚吃了一半。
“顺便问问，保罗。”他问，“听说左拉的《作品》销了好几千本。”
塞尚对他狠狠地白了一眼，厌恶地推开菜盆。他转向文森特。
“你读过那本书吗？先生。”
“还没有。我刚看完《胚胎》。”
“《作品》是一本坏书，”塞尚说，“一本虚伪的书。而且是借友谊为名所干下的最卑劣的出卖。那是一本关于一个画家的书，凡·高先生。关于我！埃米尔·左拉是我最老的朋友。
我们一起在埃克斯长大的。我们一起上学。我来巴黎就是因为他在这儿。我们比骨肉兄弟还亲，埃米尔和我。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起计划过如何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可现在，他却对我干下了这个。”
“他对你干了什么？”文森特问。
“他嘲笑我。挖苦我。把我弄成了全巴黎的笑柄。我回复一日地对地阐述我对光的见解、对描绘表面现象下的结实之看法，以及对调色板来一次革命的想法。他听我讲，鼓励我，诱我讲。他一直仅仅是在为他的书搜集素材，给别人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呆子。”
他喝干了酒，又朝文森特转过身来，接下去说，怒火在他的不愉快的小眼睛里燃烧。
“左拉把我们三个人写进了那本书，凡·高先生，我、巴齐耶和一个常替马来打扫工作室的可怜的、不幸的孩子。那孩子有当艺术家的愿望，但最后因绝望上吊自尽。左拉把我描绘成一个空想家，又一个误入歧途的可怜虫——自以为在对艺术进行革命，可是他之所以不用传统的方法描绘，只不过是由于他压根儿没有足够的本领而已。他把我吊在我自己杰作的绞刑架上，因为我终于认识到：我错误地把疯狂的乱涂着成是天才。为了和我作对，他还塑造了另一个从埃克斯来的艺术家，一个把最陈腐的学院主义垃圾统统翻了出来的、多情善感的雕塑家，并且把他描绘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真有趣，”高更说，“左拉还是第一个起来捍卫爱德华·马来的绘画革命呢。埃米尔为印象主义绘画所作的贡献，比活着的任何人更多呀。”
“对，他崇拜马来，因为爱德华推翻了院士们。但当我正想起越印象主义者的时候，他却当我是呆子，是白痴。至于埃米尔本人，他是一个才智平庸、令人讨厌的朋友。我早就不上他家了。他的生活就象一个该死的资产阶级。地板上铺着奢侈的地毯，壁炉搁板上摆着花瓶，有几个佣人，一张雕花书桌供他撰写他的杰作。呸！他比马来不敢当的中产阶级更有钱。
他们两个人骨子里是一对资产阶级兄弟，这就是他们和好相处的道理。正因为我和埃米尔是同乡，自小相识，所以他以为我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
“我听说几年以前，他为你在‘落选沙龙’中的作品写过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怎么样啦？”
“埃米尔把它撕了，高更，就在付印的前夕。”
“那为什么？”文森将问。
“他担心批评界会以为他之所以卫护我，仅仅由于我是他的老朋友。如果他出版那本小册子，我就能立足了。他改出了《作品》。这就是友谊。我在‘落选沙龙’中的作品，在一百个人当中，受到九十九个人的嘲笑。迪朗一吕埃尔展出德加、马奈和我的朋友吉约曼，但他们拒绝给我两英寸的空隙。甚至令弟，凡·高先生，也害怕把我的画放在他的隔层楼上。巴黎唯一肯把我的画放在橱窗里的，是唐居伊老爹，但他，可怜的人，无法把一块面包皮售给一个饥饿的百万富翁。”
“瓶里还有波马尔葡萄酒喝，塞尚？”高更问，“多谢。我对左拉表示反感的是，他使他的洗衣妇讲起话来太象真正的洗衣好了，而当他离开她们的时候，却忘了改变他的风格。”
“噢，我在巴黎耽够了。我要回到埃克斯去终老。那儿有一座山，从峡谷里耸起，俯视整个乡野景色。在普罗旺斯，有晶莹明亮的阳光和色彩。什么样的色彩啊！我知道山顶旁有块地要出售。上面覆盖着松树。我将造一个工作室，辟一个果园。在我的土地周围立一道墙。
墙顶上插上玻璃瓶碎片，以便与外界隔绝。我将永远不再离开普罗旺斯，永远不，永远不！”
“做隐士，啊？”高更朝他的波马尔葡萄酒杯咕味道。
“对，隐士”“埃克斯的隐士。多可爱的称号。我们最好上巴蒂格诺勒咖啡馆去吧。此刻，人该都在那儿啦。”
差不多全在那儿。洛特雷克面前的一堆茶托，高得足够搁他的下巴。乔治·修拉在与员克坦——一位瘦长的画家，他想把印象主义的技法和日本版画的技法合起来——悄声地交谈。
亨利·卢梭从口袋里掏出小甜饼，浸泡在牛奶咖啡中，泰奥在与两个较为时髦的巴黎批评家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
巴蒂格诺勒原来是克利希林荫道人口的一个郊区，爱德华·马来就在这儿积聚了巴黎的血缘精神。在马奈生前，巴蒂格诺勒派总是每星期在咖啡馆内聚会两次。勒格罗、方丹一拉图尔、库尔贝、雷诺阿，全在那儿碰头，完成他们的艺术理论，但现在，这个流派已被年轻一代所取代了。
塞尚看到埃米尔·左拉。他走向远处的一张桌子，叫了一杯咖啡，离群独坐。高更把文森特介绍给左拉后，便走到图卢兹一洛特雷克并排的椅上坐下。左拉和文森特单独坐一张桌子。
“我看到你和保罗，·塞尚一起走进来，凡·高先生。看来他一定对你讲起过我了吧？”
“是的。”
“说了些什么？’“我怕你的书深深地伤了他的感情。”
左拉叹了口气，把桌子从有坐垫的凳前推开去，以便让他的大肚子占有更多的空间。
“你有没有听说过施魏宁格疗法吗？他问，“他们讲，如果一个人吃饭时光吃干的，那末三个月里就能减轻体重三十磅。”
“没听说过。”
“那本关于保罗·塞尚的书的写作，深深地伤害了我，可是，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呀。你是一个画家。你会仅仅因为怕使你的朋友不愉快，而把他的肖像伪饰一番吗？当然不会的。保罗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他的画简直荒唐。你知道，在我家里是无所谓的，先生，但我的朋友们来访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保罗的油画锁在食柜里，免得他受人嘲笑挪谕。”
“不过，他的画显然不至于那么蹩脚呀。’“糟透了，我亲爱的几·高，糟透了。你没有见过吧？所以你有怀疑。他画得象一个五岁的孩子。我敢说，他完全疯了。”
“高更尊敬他。”
“那使我伤心，”左拉接着说，“看到塞尚在这种异想天开的形式中葬送他的一生。他应该回到埃克斯去，继承他父亲在银行里的位置。他能在那方面作出点成绩来的。象目前这样下去……有如一日他会上吊……就象我在《作品》中所预言的。你看过那本书吗，先生？”
“还没有。我刚看完《胚胎》。”
“是吗？你认为那本书怎么样？”
“我以为这是巴尔扎克以来最好的小说。”
“是的，那是我的杰作。这本书在去年的结尔布拉斯》上连载。使我得了一大笔钱。现在这本书已经销售了六万余册。我的收入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多。我在海当的房子要盖一排新的耳房了。这本书在法国的矿区里已经引起了四次罢工和造反。＜＜胚胎》将引起一场巨大的革命，当那场革命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再会啦！你画些什么东西，先生……高更刚说你的大名叫什么来的？”
“文森特。文森特·凡·高。泰奥·凡·高是我的弟弟。”
左拉放下在石面桌子上乱涂的铅笔，盯住文森特看。
“奇怪。”他说。
“什么？”
“你的名字。我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说过。”
“也许泰奥向你提起过吧。”
“他提起过，但我不是指这个。等一等！那是…那是……《胚胎》！你在煤矿区呆过吗？
“呆过。我在比利时博里纳回住了两年。”
“博里纳日！小沃尔姆斯！马卡斯！”
左拉的大眼睛差不多要从他那滚圆、长满胡子的脸上爆出来了。
“那么你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啦！”
文森特脸红了。“你是什么意思？”
“我在博里纳日呆过五个星期，为《胚胎。搜集素材。‘黑下巴’们提起了在他们中当福音传道者的一个救世主般的人。”
“轻声一点，我请求你！”
左拉双手交叠，按在他的大肚子上。
“别害臊，文森特，”他说，“你试图在那儿干的事是有价值的。你仅仅是选错了媒介物。宗教，无论在哪里，都争取不到人们的。只有精神上有所准备方能接受今世的苦难，指望来世的极乐。”
“我发觉得太晚了。”
“你在博里纳回过了两年，文森特。牺牲你的食物、钱和衣服。你工作得要死要活，可是得到什么结果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把你当作疯子，把你赶出教会。你离开后，情况并不比你来的时候好一点。”
“更糟。”
“但是我的媒介物能做到。写下来的字会引起革命。比利时和法国的每一个识字的矿工都读过我的书。在所有的煤矿区里，没有一家咖啡馆，没有一所悲惨的茅舍里，没有一本翻旧了的。胚胎＞）。那些不识字的人，由别人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们听。已经罢工了四回。更多的罢工在后头呐。整个国家沸腾了。（胚胎》将在你的宗教无能为力的地方，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
“什么？”
“法郎。成千成万的法郎。和我一起喝一杯，好吗？”
围着洛特雷克桌子的讨论，变得活跃起来。人人的注意力转向他们。
“‘我的方法’怎么样啦，修技？”洛特雷克问，把一根根手指的关节撤得格格作响。
修拉作装没有听见这种冷言冷语。他那完美的五官和平静的假面具般的表情，显示出来的不是一个男子的脸容，而是男性美的本质。
“有一本关于色彩折射作用的新书，是美国人奥格登·鲁德写的。那看比赫姆霍尔兹和谢弗拉尔更进一步，虽然不象絮佩维埃的作品那么刺激。你看看会有好处的。”
“我不想看有关绘画的书，”洛特雷克说，“还是留给门外汉阳。”
修技解开黑白格子上衣的钮扣，整整有圆点花的蓝色大领结。
“你就是一个门外汉，”他说，“只要你还在捉摸你自己所用的色彩。”
“我不捉摸。我凭本能就知道。”
“科学是一种方法，乔治，”高更插嘴，“通过成年累月的艰苦劳动和实验，在色彩运用上，我们已经科学化了。”
“还不够，我的朋友。我们时代的趋势是朝向客观的制作。灵感、磨炼和谬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不能读那些书，”卢梭说，“它们使我头痛。然后只得整天地画画来消除头痛。”
人人笑了起来。昂克坦朝左拉转过身子说：“今天晚报上有攻击《胚胎》的文章，你看到吗？”
“没有。说些什么？”
“批评家说你是十九世纪最不道德的作家。”
“他们的老调。他们无法找点别的口实来反对我吗？”
“他们说得对，左拉，”洛特雷克说，“我发觉体的书是描写自欲的、鞭亵的。”
“当你看到淫秽的行为时，应该懂得的吧！”
“你有过那种辰光呀，洛特雷克！”
“传者，”左拉唤道，“给各位来酒。”
“现在逃不了啦，”塞尚对员克坦说，“左拉一请喝酒，就意味要听他一个小时的讲演。”
传者送上酒。画家们点燃烟斗，围成紧紧的、亲密的圆圈。煤气灯的螺旋形光照亮房间。
从其他桌子上传过来的嗡嗡谈话声，低沉杂乱。
“他们说我的书不道德，”左拉说，“他们也以同样的理由把不道德加在你们的绘画上，亨利。公众无法理解。在艺术中，道德的裁判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艺术是超道德的，生活也是如此。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猥亵的画和书，而只有结构蹩脚和表现蹩脚的画和书。图卢兹一洛特雷克的妓女是道德的，因为他把蕴藏在她外表底下的美揭示了出来；布格罗的纯粹的农家姑娘是不道德的，因为她给感伤主义化了，那样地讨人喜欢，以至于一看到就令人作呕！”
“对，是那样。”泰奥首肯道。
文森特看出画家们尊敬左拉，并不是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们瞧不起成功的一般含义——而是因为他运用了对他们显得神秘而困难的媒介物进行着工作。他们专心地倾听他的讲述。
“普通人的头脑是依二元性来思考的：光和影、甜和酸、善和恶。那种二元性在大自然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既没有善，也没有恶，只有存在和实践。当我们描绘一个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描绘生活；当我们给那个行动命名——如邪恶或建狠——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主观偏见的领域。”
“不过，埃米尔，”泰奥说，“如果群众没有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呀？”
“道德就象宗教，”图卢兹一洛特雷克接着说，“是一服麻醉药，使人们看不见生活中可以得到的幸福。”
“你的超道德，不是别的，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罢了，左拉，”修拉说，“而且是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种东西以前曾经试过，但是行不通。”
“当然我们得有法律，”左拉同意地说，“社会福利要求个人的牺牲。我不反对道德，只反对把唾沫吐在《奥林比亚》上的少见多怪，只反对查禁莫泊桑著作的无理要求。我告诉你，在今天的法国，道德只局限在性感的范围内。让人们喜欢跟谁睡就跟谁睡吧，我知道有比那更高尚的道德。”
“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的一次请客，”高更说，“有一位客人说：‘你知道，我的朋友，你的情人要是出席的话，我就不能带妻子来赴宴。’‘很好，’我回答，‘那我就叫她晚上出去。’饭吃完了，他们都回家了，我们的那位诚实的夫人——整个晚上一直在打哈欠，现在不打了，对她的丈夫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