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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苗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衣阿华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
“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述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I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19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隆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大参考上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个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罐可口可乐。这顿仅有七八块草莓大小的犹太炸鸡，是我每24小时补充的惟一一次动物蛋白，直到连沾了鸡油的香莱、辣椒也吞下肚去。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做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10天的经费用上20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陆时的巴顿一样：“进攻！进攻！！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要180美元。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IDF（Israel Defence Force，以色列国防军）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立即在登记处报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大学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部队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战争史上，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像德国的古德里安、隆美尔；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隆。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M—1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式—Ⅱ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能一睹以军的装甲演习令我振奋不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德国国防军所向披靡。
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把空地协作、步坦配合发挥到尽善尽美、战无不克的程度。直发展到1982年阿里尔·沙隆率以军楔入贝鲁特，将巴解总部驱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为了一睹以军装甲集团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20名记者中的第18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莱大吉普，车尾两根四米多高的鞭状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盂形钢盔穿凯福拉背心的警卫。
进入内格夫大沙漠后，我们沿着一条用以色列国旗和红白、绿黑、红黑、绿白、黄黑相间的标志旗指引的一条简易公路飞驰。
我们租的桑巴路底盘不断地碰到地面，随着车队，我们爬上一处高地。放眼四望，周围布满了雪佛莱吉普。我们被安排在山坡朝阳的一面，头顶上架好了尼龙防空网。不远处，几辆拖曳式炊事车正准备早餐。我走过去，随手拍了辆炊事车，问做饭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一位以军士兵礼貌地带我走进沙漠上一处用白铁修的小屋，这就是野战厕所，令人吃惊的是厕所还准备了绿色的手纸。所有垃圾全部装入黑色塑胶垃圾袋内。只有如此热爱自己所处环境的部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很难想像一支随地吐痰的部队能攻取什么、又能保卫什么。
以军为参观的记者准备了免费早餐，饮料从橙汁、热牛奶到咖啡一应俱全，热气腾腾，全是那台炊事车变出来的。吃罢早餐，有以军士兵将丢弃的垃圾杂物装入黑塑胶垃圾袋运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我只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古德里安的“G”坦克军中看到过如此整洁的部队。小时候看《说岳全传》中宗泽考岳飞的一段台词至今我能背诵：
令行困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罚明
将在谋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
获献元戎归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
其治军精髓与以军不谋而合，只可惜今天如此严整的部队并不多见。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别着贝蕾帽的上校，他正倚着一辆雪佛莱吉普用希伯来语派兵遣将。我走过去，一位卫兵告诉我不能拍这位军官。
一位自称“希蒙上校”的军官用英语简要介绍今天的演习科目。远方简易公路上平板拖车载着南非制造的155毫米G—5加农炮沿公路快速突进，消失在远方的山包后面。5分钟后，这群G—5加农炮开始向远方轰击。炮火持续10分钟左右，我们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动，迷彩布骤然揭去，原来数十辆M—60坦克和M—113装甲车一直潜伏在我们眼皮底下。
挂着主动式装甲的M—60喷着白色烟幕冲向前，行进中利用地势迂回跃进，互相掩护作抵进射击，M—113装甲车则紧随其后，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护。
我们分乘三辆十轮重型卡车紧随其后，观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冲锋。偏就在沙漠鏖战之际，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就拆下MD—12马达，可用手过卷还是搬不动。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照相机传真机是我赖以为生的贵重器材，一旦毁坏，我就彻底完了。因为仅19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个胶卷，等于快门开合了25200次。从1987年起，我可怜的尼康们已这么干了四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拧下镜头，痛苦地发现反光板已翻上去，联结钛合金钢片快门的螺丝钉早已磨断，快门碎成几片……美联社摄影部主任宣称：“我必须给那些用生命做赌注的好小伙子装备一流的设备，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可我的相机全是用了多年的旧货，而且FM—2从来就不是专业型机种。
幸亏我还背着离开北京前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给我的一台莱卡。可这台莱卡只有35毫米广角。为了拍到大一些的图像，我跳下十轮卡车，趟着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恼了身后一个自称给法新社干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烧了你的护照！”我不知道这个白人崽子是在喊我，径自爬上一辆M—60坦克，不料这小子竟直追过来，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嘿，拿莱卡的，你再往前冲，我们可要合伙儿揍啦。”我猜这小子的爸爸或是爷爷准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就是他妈被太君蹂躏了，弄出他这个杂种，否则他不会把一切黄种人都叫山本。看着我几自不服的样子，这小子转过身对一个打扮得像大花蘑菇的大白妞儿感慨道：“哪儿有日本人，哪儿准坏事！”
两架AH—1“眼镜蛇”式反坦克直升机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用火箭攻击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于相机坏了而兴致大减。从M—60坦克往下跳时，我不知挂在什么地方，牛仔裤腿被撕开一道半尺长的大口子，我像只中了箭的兔子大头朝下坠落在地。
我坐在光秃秃的沙包上，满嘴全是沙土，放眼望去，乘M—113装甲车的以色列国防军已跳出装甲车开始冲锋，硝烟四起，加里尔自动步枪低沉的点射声声回荡，AH—1“眼镜蛇”在山脊上悬停，螺旋桨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虎视着步兵扫荡残敌，引擎震耳欲聋。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康布雷·亚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己看不到一点旧时的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压制敌军火力掩护坦克进攻的“施图卡”式强击机也荡然无存。自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将UH—1直升机配备给美陆军骑1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