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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讲过，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社会总产品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v＋m，就是说，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部年产品流通；因此，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价值3000的消费资料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价值9000的全部年产品流通。实际上这是亚·斯密的见解，而由托·图克加以重复。对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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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量和全部社会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抱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自己是怎样说的。
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人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一般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多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了。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这个“至少”真妙！｝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如此等等。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托·图克评论说（散见《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版第34—36页）：
“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一切交换，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加工制造等中间过程的各个阶段，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归结为资本转移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必有这样的前提，而实际上也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在大多数交换中，在转移的时候，要有银行券或铸币的实际转让——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转让……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额决定，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认为，图克只是断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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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商人的交换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换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受亚·斯密的观点。因此，对他的流通理论专门进行批判，就是多余的了。
2、每一个产业资本在开始的时候，都把用来购买全部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但只是在若干年内逐渐通过出售其年产品再把它收回。所以，它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资本每一次要用实物更新时，这种现象都重复发生；对要用实物更新自己的固定资本的一定数量的企业来说，这种现象每年都重复发生；每当固定资本进行维修或者部分更新时，这种现象则部分地重复发生。可见，一方面是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投入的货币，另一方面则相反。必须全面地考察现实的过程，也就是遵循经济科学的现实逻辑。
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不同）较长的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期间不断把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一部分用来支付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报酬，一部分用来购买要消费的生产资料；所以，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消费资料是一部分由花费自己工资的工人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一部分由一刻也不停止消费的资本家自己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而同时这些资本家起初并没有把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投入市场。在这期间，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就会使商品价值（包括其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当股份公司等等进行为期很长的工程事业时，如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建筑船坞、大的城市建设、建造铁船、大规模农田排水工程等等，这个要素将是十分重要的。当前中国一方面有大量商品的净出口，另一方面又扩大内需新建大型工程，所以社会中的货币存量惊人（纸币发行量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而且是在电子技术加快了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储蓄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是，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此大量的货币存量不应该放在银行，要想法把它们从银行里挤出来，去进一步购买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而在早些时候，城乡居民储蓄只有4万亿人民币时，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银行里的大量存款是笼中虎，从银行里出来会造成破坏。
3、当其他资本家（撇开固定资本的支出不说）从流通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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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多于他们为购买劳动力和流动要素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时，生产金银的资本家（撇开作为原料使用的贵金属不说），也只是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从流通中取出商品。不变资本（损耗部分除外）、大部分可变资本和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家自己手中积累的贮藏货币除外），都作为货币投入了流通。
4、一方面，固然有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对于这种现象和其他现象，重要的是掌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的一样。
另一方面，并不是再生产过程的一切运动都以货币流通作为媒介的。总生产过程的要素一旦购齐，总生产过程就会脱离流通。其次，生产者本人直接再消费的一切产品，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也是如此。农业工人的实物报酬，也属于这一类。
可见，年产品借以流通的货币量，是社会原有的，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个货币量不是当年的价值产品，但是，用来补偿已经磨损的铸币的金是例外。在价值符号占主导货币的时代，货币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虽然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货币也能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而且历史地看，它实际也是这样执行职能的，虽然在这个基础上信用制度及其机构的某些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在阐述时假定只有贵金属货币的流通，假定在这个流通中又只有现金买卖这一最简单的形式。
这样假定，不单单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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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经表现在：图克及其学派以及他们的反对派，就银行券流通问题进行论战时，不断被迫再回到单纯金属流通这一假定上来。他们不得不事后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很肤浅，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出发点在分析中就成了次要点了。
但是，对于这种以自然形式表现的货币流通——它在这里是年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的最简单的考察，就已经表明：
（a）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前提下，从而在雇佣劳动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货币资本显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可变资本借以预付的形式。雇佣劳动制度越发展，一切产品就越要转化为商品，因此，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产品全都必须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的阶段。流通货币量必须足以使商品转化为货币；并且，这个货币量的大部分是以工资形式提供的，是以这样一种货币形式提供的，这种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由产业资本家为支付劳动力报酬来预付，而在工人手中多半只是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执行职能。这和自然经济完全相反，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在奴隶制度下，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起着固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作用，它只是随着奴隶一生的能动期间的消逝，逐渐得到补偿。所以，在雅典人那里，奴隶主通过在产业上使用他的奴隶而直接取得的利益，或者通过把奴隶租给别人在产业上使用（例如开矿）而间接取得的利益，只是被看作预付货币资本的利息（和折旧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中产业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固定资本的损耗看作他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和补偿完全一样。对出租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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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房屋、机器等等）的资本家来说，通常也是这样。单纯的家庭奴隶，不管是从事必要的劳役，还是仅仅用于显示排场，这里我们都不予以考察，他们相当于现在的仆役阶级。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甚至在美国，在实行雇佣劳动制的北部各州和实行奴隶劳动制的南部各州之间的中间地带已经变成替南部各州豢养奴隶的地带，因而在那里投入奴隶市场的奴隶本身成为年再生产的要素以后，时间一长就感到这不能满足需要，还要把非洲的奴隶贸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下来，以便充实市场。
（b）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在年产品交换中自发地流出和流回；固定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量一次预付，它们的价值在多年期间相继从流通中取出，因而它们通过每年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和它并行的、以每年新的金生产为基础的货币贮藏）而逐渐地再以货币形式构成；由于商品的生产期间有长有短，货币预付的时间也长短不等，因而在货币可以通过商品出售而从流通中取出以前，必须事先不断地重新把货币贮藏起来；仅仅由于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距离不同，预付时间也会长短不等；同样，按照各个企业以及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单个资本家的生产储备的状况或相对量，流回的数量和期间各不相同，从而不变资本要素的购买期限也各不相同——在再生产年度发生的所有这些现象，自发运动中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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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
此外，还要加上在其他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按原有规模继续进行生产的企业和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使用数量不等的劳动力的企业（如农业）之间的区别。
XIII、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产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妄到不加思索的特点（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对此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常常认为一些事情是“显然的，只要你想一想就行”。见《股利政策可能是无关的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44…149页。），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为例来说明。这个人，甚至李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作家”（《原理》第333页）。
这位卓越的作家关于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和总流通过程作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1、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
2、他们把产品卖给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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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积蓄除外。
3、他们把产品卖给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39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时，互相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400镑，那末，只要每一个分享这400镑的人把自己那一部分卖给别人时贵25％，这400镑或许就会变成500镑了。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样做，所以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500镑的货币量来使400镑的商品价值流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400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情愿借助于价值500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使价值400镑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完全撇开不说：假定这里已经有“他们的一部分利润”，从而一般来说，假定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但德斯杜特恰恰要向我们说明，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为了使这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量之所以产生，似乎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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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检察官布雷济希”的秘密——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乏＇。
2、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预付给工人——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这些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
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把比如说100镑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100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100镑货币额，流回到他们手里，那末，他们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但是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显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100镑。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l00镑货币，他们用这100镑购买劳动力。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100镑货币生产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价值100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100镑商品卖给工人，收回了100镑货币。因此，资本家再占有l00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100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如果这100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末，他们首先就要为工人的劳动把l00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100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最多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100镑货币的，工人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