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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自然科学和农艺学的发展，土地的肥力也在变化，因为各种能使土地的要素立即被人利用的手段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以及英格兰东部各郡以前被视为坏地的轻质土地，最近已上升为头等土地。（见帕西的著作）另一方面，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坏地，并不是由于它的化学构成，而只是由于某些机械的、物理的障碍妨碍着它的耕作，所以，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它就变为好地了。
第三，在所有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各种历史的和传统的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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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例如以国有地、公有地等形式，纯粹偶然地把大片大片的土地排除在耕种之外，这些土地只是逐渐地被耕种的。它们的耕种次序，既不取决于它们的土质，也不取决于它们的位置，而是取决于一些完全外在的情况。只要研究一下英国公有地的历史，看看这种公有地怎样通过圈地法陆续转化为私有财产而被开垦，那就再没有比下面这种怪诞的设想更为荒唐可笑的了：似乎有个现代农业化学家，例如李比希，指导着这个序列的选择，似乎他标明了某种土地由于它的化学性质而适于耕种，而其他的土地则被排斥在外。其实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倒是进行偷盗的机会，即为大地主们的占有提供的似是而非的法律借口。
第四，把人口增加和资本增加在某一时期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对土地耕作的扩大带来一定的、即使有伸缩性的限制这个事实撇开不说；再把各种暂时影响市场价格的偶然情况，例如连年的丰收和歉收的影响撇开不说，——土地耕作面积的扩大总是取决于一国资本市场和营业状态的整个情况。在资本紧迫时期，即使未耕地能给租地农场主（不管他付不付地租）提供平均利润，也不足以使追加资本投入农业。在资本过剩时期，即使市场价格不上涨，只要其他方面具备了正常的条件，资本就会涌到农业上来。那些比一向耕种的土地还要好的土地，事实上只是由于位置的原因，或者由于一向不能突破的、使它不能被人耕种的限制，或者由于偶然的因素，而被排挤在竞争之外。因此，我们只好经营那些和最后的耕地质量相同的土地。但在新的土地和最后的耕地之间，始终存在着开垦费用上的差别，并且它们是否会被开垦，还要取决于市场价格和信用关系的状况。只要这种土地以后实际进入竞争，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市场价格又会下降到它以前的水平，于是，新耕种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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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就会和质量相当的旧土地提供同样的地租。这种土地不会提供地租这一假定，在赞同这一假定的人那里，是用他们尚待证明的假定，即最后的土地不会提供地租这一点去证明的。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证明，最后建筑的房屋即使出租，除了提供真正的房租外，不会提供任何地租。事实上，它在提供房租以前，当它往往长期空着的时候就已提供地租。正如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能提供相应的追加收益，因而会象第一次投资那样提供同样的地租一样，那些和最后的耕地质量相同的土地，也能以相同的费用，提供相同的收益。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质量相同的土地怎么会陆续被耕种，而不是要么全部耕种，要么一块也不耕种，以免引起普遍的竞争。土地所有者总想取得地租，也就是说，总想不花代价而获得什么东西；但资本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满足他的愿望。因此，土地互相之间的竞争，不是取决于土地所有者是否让它们去进行竞争，而是取决于有没有资本可以在新的土地上同其他的资本进行竞争。
只要真正的农业地租单纯是垄断价格，那末，这种垄断价格只能是微小的；同样，无论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有多大，在正常条件下，绝对地租也只能是微小的。因此，绝对地租的本质在于：不同生产部门内的各等量资本，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或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会按它们的不同的平均构成，生产出不等量的剩余价值。在工业上，这些不同的剩余价值量，会平均化为平均利润，平均分配在作为社会资本的相应部分的各个资本上。在生产上需用土地时，不论是用于农业上还是用于原料的开采上，土地所有权都会阻碍投在土地上面的各个资本之间的这种平均化过程，并攫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否则这一部分剩余价值是会进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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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过程的。这样，地租就成了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成了商品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过它不是落入从工人那里把它榨取出来的资本家阶级手中，而是落入从资本家那里把它榨取出来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这里假定，农业资本比非农业资本的一个同样大的部分推动更多的劳动。差额有多大，或者这个差额一般是否存在，这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相比的相对发展程度。按问题的本质来看，随着农业的进步，这个差额必然会缩小，除非同不变资本部分相比，可变资本部分减少的比例，在工业资本上比在农业资本上更大。
这种绝对地租，在真正的采掘工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那里，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即原料是完全没有的；并且在那里，——除了那些很大一部分资本是由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构成的部门以外，——必然是最低的资本构成占统治地位。正是在这里，在地租似乎只是由垄断价格产生的地方，需要有非常有利的市场状况，使商品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或使地租能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全部余额相等。例如，渔场、采石场、野生林等等的地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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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凡是有地租存在的地方，都有级差地租，而且这种级差地租都遵循着和农业级差地租相同的规律。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至于建筑上使用的土地，亚·斯密已经说明，它的地租的基础，和一切非农业土地的地租的基础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章第2、3节）。这种地租的特征，首先是位置在这里对级差地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这对葡萄种植业和大城市的建筑地段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是所有者的明显的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象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最后，是垄断价格在许多情况下的优势，特别是对贫民进行最无耻的剥削方面的优势（因为贫民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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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以及这种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巨大权力，这种土地所有权，在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时，实际上可以使产业资本从地球上取消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即使有凯里那样的善良愿望，也不可能把作为投在房屋上的资本的利息和折旧的房租，同单纯土地的地租混为一谈，特别在土地所有者和建筑投机家是完全不同的人的时候（例如在英国）。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土地的各种可用作建筑材料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伦敦街道铺砌石头路面，使苏格兰海滨一些不毛岩石的所有者，可以从一向没有用的石头地得到地租。”（亚·斯密，第1篇第11章第2节）】。
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象伦敦那样按工厂方式从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二卷第十二章，用1857年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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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建筑投机家爱德华·卡普斯向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词，作为例子加以说明了。他在那里说（第5435号）：
“我相信，一个人要想发迹，单靠公平交易是不行的……除此以外，他还必须从事建筑投机，而且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因为，建筑业主从建筑本身取得的利润是很小的，他通过提高地租，取得他的主要利润。例如，他租用一块地皮，每年付租300镑；当他按照精密的建筑计划，在这块地皮上面建筑起适当等级的房屋时，他每年就能由此得到400镑或450镑，而他的利润与其说来源于在许多情况下他几乎完全不加考虑的建筑物利润，不如说来源于每年增加100镑或150镑的地租。”
在这里不要忘记，在通常以九十九年为期的租约期满以后，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建筑物，以及在租佃期内通常增加一两倍以上的地租，都会从建筑投机家或他的合法继承人那里，再回到原来那个土地所有者的最后继承人手里。
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是完全一样的。
“有一些矿山，它们的产品仅够支付劳动的报酬，并补偿其中所投的资本以及普通利润。它们能给企业主提供一些利润，但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它们只有由土地所有者开采才能带来利益，这种土地所有者作为自己的企业主，从自己投入的资本中得到普通利润。苏格兰的许多煤矿就是这样开采的，并且也只能这样开采。土地所有者不允许其他任何人不支付地租去开采这些煤矿，而任何人又无法为此支付地租。”（亚·斯密，第1篇第11章第2节）
我们必须加以区别，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租无关的垄断价格存在，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还是因为有地租存在，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当我们说垄断价格时，一般是指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只由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决定，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一个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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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在这里，是垄断价格产生地租，反过来，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耕地上进行不付地租的投资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那末，地租就会产生垄断价格。一些人所以能把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个事实却被以下的情况掩盖了：资本化的地租，从而，正是这个资本化的贡赋，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象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样可以出售。因此对购买者来说，他对地租的索取权，好象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出劳动，不冒风险，不具有资本的事业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价物才得到的。象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土地以及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对已经购买黑人的奴隶主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他对黑人的所有权，好象不是由于奴隶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商品的买卖而获得的。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改变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源泉，即一种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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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在以下有关土地价格的研究中，我们要撇开一切竞争的变动，一切土地投机，甚至小土地所有制（在这里，土地是生产者的主要工具，因此生产者不管按什么价格都必须购买它）。
I。 土地价格可以在地租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即：
1。 单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结果，地租按更贵的价格出售，因此，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价格，就增长了；
2。 因为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增长了。
II。 土地价格可以因地租增加而提高。
地租因为土地产品的价格提高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最坏耕地的地租是高、是低、还是根本没有，级差地租率都会提高。我们把地租率理解为转化为地租的剩余价值部分和生产土地产品的预付资本之间的比率。这个地租率，和剩余产品对总产品的比率是不同的，因为总产品不包括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说，不包括继续与产品并存的固定资本。不过，这里的意思是：在提供级差地租的各级土地上，产品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将转化为超额的剩余产品。在最坏土地上，土地产品价格的提高，才产生地租，并由此产生土地价格。
但是，地租也可以在土地产品价格没有提高时增加。土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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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可以保持不变，甚至下降。
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时所以会增加（撇开垄断价格不说），或者只是因为在旧地的投资量不变的情况下，耕种了质量较好的新地，但这种新地只够满足已经增长的需求，因此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仍然不变。在这个场合，旧地的价格不会提高，但新耕地的价格，会提高到旧地的价格以上。
地租所以会提高，或者是因为在相对肥力和市场价格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营土地的资本的量已经增长。因此，虽然和预付资本相比，地租仍然不变，但地租量，比如说，会因资本本身增加一倍而增加一倍。既然价格没有下降，第二次投资也就会和第一次投资一样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个利润在租佃期满后，也会转化为地租。这时，地租量增加了，因为产生地租的资本的量增加了。有人断言，同一地段上连续投入的各个资本，只有当它们的收益不等，从而产生级差地租的时候，才会生出地租，这个断言和下面的说法是一样的：如果有两个各1000镑的资本投在两块肥力相等的土地上，尽管这两块地都属于提供级差地租的较好土地，但其中只有一块能提供地租。（因此，地租总量，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会在个别地段的价格，或者地租率，或者甚至个别地段的地租量都不必增加的情况下，随着投资的总量一起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地租总量会随着耕种面积的扩大而增加。这种增加，甚至可能和个别土地的地租的下降结合在一起。）否则，这个断言就会和另一种说法一样：两块相邻的不同土地上的投资所遵循的规律，不同于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但我们正好是从这两种情况的规律的同一性，从同一土地和不同土地上的投资的生产率的增加，引出级差地租的。在这里存在的并被人忽视的唯一差异是：在对不同地方的土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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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进行投资时，这种投资会受到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在对同一土地连续进行投资时，情况就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