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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有人说历年来就算这次最具规模。有人送来两张门票，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那个女儿一同去参加。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有些人挤做一堆在抢着摸彩，可是新生厅里却是音乐悠扬跳舞开始了。整个新生社塞得寸步难移，男男女女，泰半是年轻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热闹得了不得。厅里飘满了红红绿绿的气球，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气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夹在那些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我的头都发了晕，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挤进了新生厅里，我们倚在一根厅柱旁边，观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们弄来空军里一个大乐队，总有二十来人。乐队的歌手也不少，一个个上来，衣履风流，唱了几个流行歌，却下到舞池和她们相识的跳舞去了。正当乐队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卖劲的当儿，有一个衣着分外妖饶的女人走了上来，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她的风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那个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不慌不忙把麦克风调了一下，回头向乐队一示意，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李家女儿问道，她对流行歌还没我在行。我的收音机，一向早上开了，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她一只手拈住麦克风，一只手却一径满不在乎地挑弄她那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她翘起下巴颏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唱着：
东山哪，一把青。
西山哪，一把青。
印有心来姐有心，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她的身子微微倾向后面，晃过来、晃过去，然后突地一股劲儿，好像从心窝里迸了出来似地唱道：
嗳呀嗳嗳呀，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唱到过门的当儿，她便放下麦克风，走过去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地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一曲唱完，下面喝彩声，足有半刻时辰，于是她又随意唱了一个才走下台来，即刻便有一群小空军迎上去把她拥走了。我还想站着听几个歌，李家女儿却吵着要到另外一个厅去摸彩去。正当我们挤出人堆离开舞池的当儿，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抓住了我的膀子叫了一声：
“师娘！”
我一回头，看见叫我的人，赫然是刚才在台上唱《东山一把青》的那个女人。来到台北后，没有人再叫我“师娘”了，个个都叫我秦老太，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蓦然间，异常耳生。
“师娘，我是朱青。”那个女人笑吟吟地望着我说道。
我朝她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没来得及回话，一群小空军便跑来，吵嚷着要把她挟去跳舞。她把他们摔开，凑到我耳根下说道：
“你把地址给我，师娘，过两天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现在我的牌张也练高了。”
她转身时又笑吟吟地悄声对我说道：
“师娘，刚才我也是老半天才把你老人家认出来呢。”
从前看京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便急白了头发，那时我只道戏里那样做罢了，人的模样儿哪里就变得那么厉害。那晚回家，洗脸的当儿，往镜子里一端详，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也洒了一头霜，难怪连朱青也认不出我来了。从前逃难的时候，只顾逃命，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伟成便病殁了。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地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我看着他厨痢后得脸发了黑。他一断气，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来，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一齐丢到了海里去，我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倒是没料到末了连他尸骨也没收着。来到台湾，天天忙着过活，大陆上的事情，竞逐渐淡忘了。老实说，要不是在新生社又碰见朱青，我是不会想起她来了的。
过了两天，朱青果然差了一辆计程车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段，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那晚她还有其他的客人，是三个空军小伙子，大概周末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的，他们也顺着朱青乱叫我师娘起来，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像个面包似的矮子向我说道：
“这是刘骚包，师娘，回头你瞧他打牌时，那副狂骨头的样儿就知道了。”
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跟前嬉皮笑脸地嚷道：
“大姊，难道今天我又撞着你什么了？到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
朱青只管吃吃地笑着，也不去理他，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说道：
“他是开小儿科医院的，师娘只管叫他王小儿科就对了。他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就没和出一副体面的牌来。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鸡和大王。”
那个姓王的笑歪了嘴，说道：
“大姊的话先别说绝了，回头上了桌子，我和老刘上下手把大姊夹起来，看大姊再赌厉害。”
朱青把面一扬，冷笑道：
“别说你们这对宝器，再换两个厉害的来，我一样有本事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这儿呢。”
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装，肩上披着件红毛衣，袖管子甩荡甩荡的，两筒膀子却露在外面。她的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入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此刻顾盼间，露着许多风情似的。接着朱青又替我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叫小顾的年轻男人。小顾长得比先头那两个体面得多，茁壮的身材，浓眉高鼻，人也厚实，不像那两个那么嘴滑。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做些重事。
不一会，我们人了席，朱青便端上了头一道菜来，是一盆清蒸全鸡，一个琥珀色的大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朱青一放下碗，那个姓刘的便跳起来走到小顾身后，直推着他嚷道：
“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姊炖鸡来补你了。”
说着他便跟那个姓王的笑得发出了怪声来。小顾也跟着笑了起来，脸上却十分尴尬。朱青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那个姓王的拿起匙羹舀了一瓢鸡汤送到口里，然后舐唇咂嘴地叹道：
“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姊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
朱青丢了帽子，笑得弯了腰，向那姓刘的和姓王的指点了一顿，咬着牙齿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姊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姊的豆腐来！”
“大姊的豆腐自然是留给我们吃的了。”姓刘的和姓王的齐声笑道。
“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朱青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扶在我肩上笑着说道，“师娘，你老人家莫见怪。我原是召了这群小弟弟来侍候你老人家八圈的，哪晓得几个小鬼头平日被我惯坏了，嘴里没上没下混说起来。”
朱青用手戳了一下那个姓刘的额头，说道：
“就是你这个骚包最讨人嫌！”
说着便走进厨房里去了。小顾也跟了进去帮朱青端菜出来。那餐饭我们吃了多久，姓刘的和姓王的便和朱青说了多久的疯话。
自那次以后，隔一两个礼拜，朱青总要来接我到她家去一趟。可是见了她那些回数，过去的事情，她却一句也没有提过。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惟独喜爱这几张。他一放了假，从桃园到台北来，朱青就四处去替他兜搭子，常常连她巷子口那家杂货店一品香老板娘也拉了来凑脚。小顾和我们打牌的当儿，朱青便不人局，她总端张椅子，挨着小顾身后坐下，替小顾点张子。她跷着脚，手肘子搭在小顾肩上，嘴里却不停地哼着歌儿，又是什么“叹十声”，又是什么“怕黄昏”，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儿。
“你几时学得这么会唱歌了，朱青？”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道，我记起她以前讲话时，声音都怕抬高些的。
“还不是刚来台湾找不到事，在空军康乐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学会的。”朱青笑着答道。
“秦老太，你还不知道呀，”一品香老板娘笑道，“我们这里都管朱小姐叫‘赛白光’呢。”
“老板娘又拿我来开胃了，”朱青说道，“快点用心打牌吧，回头输脱了底，又该你来闹着熬通宵了。”
遇见朱青才是三四个月的光景，有一天，我在信义路东门市场买卤味，碰见一品香的老板娘在那儿办货，她一见了我就一把抓住我的脖子叫道：
“秦老太，你听见没有？朱小姐那个小顾上礼拜六出了事啦！他们说就在桃园的飞机场上，才起飞几分钟，就掉了下来。”
“我并不知道呀。”我说。
一品香老板娘叫了一辆三轮车便和我一同往朱青家去看她去。一路上一品香老板娘自说自话叨登了半天：
“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那个小顾呀，在朱小姐家里出人怕总有两年多了。初时朱小姐说小顾是她干弟弟，可是两个人那么眉来眼去，看着又不像。我们巷子里的人都说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谁能怪她呀？像小顾那种性格的男人，对朱小姐真是百依百顺，到哪儿去找？我替朱小姐难过！”
我们到了朱青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向我们叫道：
“师娘、老板娘，你们进来呀，门没有闩上呢。”
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趾甲上涂蔻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叫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
正说着余奶奶便走了进来。朱青慌忙从窗台上跳下来，收了指甲油，对一品香老板娘说道：
“老板娘，烦你替我摆摆桌子，我进去厨房端菜来。今天都是太太们，手脚快，吃完饭起码还有二十四圈好搓。”
朱青进去厨房，我也跟了进去帮个忙儿。朱青把锅里的糖醋蹄子倒了出来，又架上锅头炒了一味豆腐。我站在她身旁端着盘子等着替她盛菜。
“小顾出了事，师娘该听到了？”朱青一边炒菜，头也没有回，便对我说道。
“刚才一品香老板娘告诉我了。”我说。
“小顾这里没有亲人。他的后事由我和他几个同学料理清楚了。昨天下午，我才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了葬。”
我站在朱青身后，瞅着她，没有说话，朱青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看着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大概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我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朱青利落地把豆腐两翻便起了锅，然后舀了一瓢，送到我嘴里，笑着说道：
“师娘尝尝我的‘麻婆豆腐’，可够味了没有？”
我们吃过饭，朱青便摆下麻将桌子，把她待客用的那副苏州竹子牌拿了出来。我们一坐下去，头一盘，朱青便撂下一副大三元来。
“朱小姐”，一品香老板娘嚷道，“你的运气这么好，该去买‘爱国奖券’了！”
“你们且试着吧，”朱青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了。”
八圈上头，便成了三归一的局面，朱青面前的筹码堆到界尖上去了。朱青不停的笑声，嘴里翻来滚去哼着她常爱唱的那首《东山一把青》。隔不了一会儿，她便哼出两句：
嗳呀嗳嗳呀，
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
白先勇 》》 夜曲
夜曲
下午四点钟左右，吴振铎医生又踱到客厅的窗边，去眺望下面的街景去了。吴振铎医生穿了一件Pierre Cardin深蓝色的套头毛衣，配着一条浅灰薄呢裤，颀长的身材，非常俊雅，他那一头梳刷得妥妥帖帖的头发，鬓脚已经花白了，唇上两撇胡髭却修得整整齐齐的。吴振铎这层公寓，占了枫丹白露大厦的四楼，正对着中央公园，从上临下，中央公园西边大道的景色，一览无遗。这是一个暮秋的午后，感恩节刚过，天气乍寒，公园里的树本，夏日蓊郁的绿叶，骤然凋落了大半，嶙嶙峋峋，露出许多苍黑遒劲的枝干来。公园外边行人道那排老榆树，树叶都焦黄了，落在地上，在秋风中瑟瑟地滚动着。道上的行人都穿上了秋装，今年时兴曳地的长裙，咖啡、古铜、金黄、奶白，仕女们，袅袅娜娜，拂地而过，西边大道上，登时秋意嫣然起来，在这个秋尽冬来的时分，纽约的曼哈顿，的确有她一份繁华过后的雍容与自如，令人心旷神怡，然而这个下午，吴振铎却感到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因为再过一个钟头，五点钟，吕芳就要来了。
客厅里那张椭圆形花梨木殷红厚重的咖啡桌上，摆上了一套闪亮的银具：一只咖啡壶、一对咖啡杯，另外一对杯子盛着牛奶和糖块，还有银碟、银匙，统统搁在一只大银盘里，光灿夺目，早上罗莉泰来打扫的时候，吴振铎从玻璃柜将这套银具取了出来，特地交代她用锌氧粉把杯壶擦亮。罗莉泰托着这套光可鉴人的银具出来时，笑嘻嘻地对他说：“吴医生，今天有贵宾光临吧？”罗莉泰倒是猜对了，这套银具平常摆着，总也没有用过，还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珮琪在第凡妮买来送给他的，丹麦货、定制的，每件银器上面，都精镂着吴振铎姓氏字母W的花纹，十分雅致。银器沾了手上的汗污，容易发乌，所以平常侍客，总是用另外一套英国珐琅瓷器，当然，招待吕芳，又是不同了。他记得从前吕芳多么嗜好咖啡，愈浓愈好，而且不加糖，苦得难以下咽。吕芳喝起来，才觉得够劲。吴振铎已经把厨房里煮咖啡的电壶插上了，让咖啡在壶中细细滚，熬上个把钟头，香味才完全出来，回头吕芳来了，正好够味。
吴振铎医生这间寓所，跟中央公园西边大道那些大厦公寓一般、古老而又有气派，四房两厅，客厅特别宽敞。因为珮琪喜欢古董，客厅里的家具陈设，都是古董，那套一长两短的沙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货，桃花心木的架子，墨绿色的真皮椅垫，两张茶几，意大利大理石的台面，莹白润滑，每只茶几上，搁着一盏古铜座的台灯，灯罩是暗金色绸子的，珮琪喜欢逛古董家具店，厅里的摆设，全由她一件一件精心选购而来。只有客厅里靠窗的那架史丹威三脚大钢琴却是他亲自买来，送给珮琪做生日礼物的，这架史丹威，音色纯美，这些年来，只校正过两次音，对于钢琴，珮琪是内行，竟难得她也赞不绝口。钢琴的盖子上，铺上了一张黑色的天鹅绒布，上面搁着一只釉黑红的花瓶，里面插着十二支鲜洁的大白菊，是吴振铎早上出去，经过一家花店，买回来的。他挑选了菊花，而且是那种拳头大圆滚滚的大白菊。他记得从前吕芳那架钢琴头上那只花瓶，瓶里一径插着两三支大白菊，幽幽地在透着清香，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进过花店了，这次进去，一眼看中的，却仍是那些一球球白茸茸的菊花。他的记性并不算好，珮琪的生日常常忘掉，好不容易记起了那么一次，便赶快去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但有些事情，无论怎么琐碎，却总也难以忘却，好像脑里烙了一块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说，吕芳钢琴头上那瓶白得发亮的菊花。
吴振铎对他这间公寓还相当满意，虽说纽约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坏，西边大道，隔壁几条街，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凶案，但枫丹白露这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