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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小草还常常会从北京给我挂长途。我不知道孩子是否对我有过什么期待，但我知道，我将是她的永远的潘虹阿姨。
H的确很爱小草，只要提起她，话头也是源源不断。可是给女儿起名也是植物，他的兴趣可见一斑。
我提议为小草干一杯。
他立刻附议。
端起酒杯，我就又看到了他的那双手。我一直说他的手像熊掌。
这双手，因为长期在野外和岩石、铁锤、粘土、颜料，还有我连名也叫不出的化学品打交道，已变得异常粗糙，他的手上永远有开裂的还没长好的伤口。
我想，每一条又粗又深的掌纹里，嵌着的都是他一份艰辛的付出，一份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执迷不悔的执著吧。
刹那间，有一份温柔的情感从我的心头流过，一种纯粹属于女人的温情。我觉得这个优秀的男人，他的生活里确实欠缺了一种不该欠缺的东西。而这一份东西我又不可能去填补，我只有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愿佛照看他的幸福。
酒杯碰在了一起，祝福都没有说出口。我们对视一眼，一切都在彼此的胸中了然。
亲爱的朋友呵，禅机已现，悲观已尽。任这世间哪一条路，我都不能与你同行。这一生，我们的缘，不在红尘里。
此刻，窗外是七月的烈日，骄阳如火。而我们的心中，有鸟语婉转，正风轻云淡。
在我的胸口挂着你亲手刻给我的护身符，一尊精致的平安罗。请相信在所有你将要前去的路上，也总会有我关注的目光。我会常常在意你正做些什么，一如所有你对我的在意。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H，愿佛保佑，一生平安。
阿弥陀佛！
十八 荆冠总是沾着鲜血的
8月23日 星期二
又到长春。又到长影。
北国的夏夜，凉爽湿润。星空清朗而又有几分迷乱，好像我此刻的心情。
说来似乎和长影总是有缘。虽说我本是上影厂的人，后来又到了峨影厂，可我觉得我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长影厂找到自己的感觉的。《杜十娘》是在长影拍的，《人到中年》是在长影拍的，《末代皇后》还是在长影拍的。
虽说早在出演《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时就算第一次担任女主角了，但作为第一主角，以我个人的全部责任和演技来承担一部片子的命运的，当属《杜十娘》。
这也是婚后米家山为我选择的第一个剧本。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因为这是一部古装戏，我怕自己不适合演古装而不想接戏时，是他力主我接。他的观点是，无论是古代戏还是现代戏，撇开时代背景，剥开人物的外壳，内心的情感都是一样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甚至这次出演《股疯》中的范莉，这样一个和我以往惯常扮演的角色很不同的人物，不能不说影响我选择的，也有他当年这句为我鼓劲的话给我的勇气和启示。
剥开人物的外壳，直接体验并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这确实是一个性格演员表演的核。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可能以我27岁的年龄，以一个远未到中年的年轻女孩的情怀，去出演《人到中年》，去演绎一个中年女性的生活与情感。而正是因为扮演了陆文婷，才使我第一次得到了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正是这部《人到中年》，使我在中国影坛上有了我自己的位置。
而《末代皇后》则使我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奖，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人世间的机遇与缘份真是说不清。也难怪很多人会以为我是长影的人。毕竟，我曾有过的辉煌，都是在长春这块土地上孕育的。因此就生命的真正意义讲，我是长影长大的孩子。
这次到长春是应邀参加第二届的中国长春电影节。在这次电影节上还要专门为我开一个《潘虹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就在明天。
对于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是既有几分亲切，又有几分忐忑。亲切的是，又是在长春在做这样一件事；忐忑的是，毕竟在国内电影圈在电影节上为一个演员个人如此郑重其事地举办这样规模的研讨，特别还是为一个年轻演员做这样的事，真是第一次。这当然是一份难得的殊荣，可这也是一份沉重的殊荣。
我本该下午就到的，可由于飞机误点，晚了许多。我错过了今天我的作品观摩会，也错过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这样也好，可以一个人静一静，理理思绪。
记得当电影局滕进贤局长告诉我要办这样一个研讨会时，我对他脱口就说：“你把我吓死了。”说这句话不是谦虚也不是矫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压力很大。我很明白，社会越是给你的多，对你的期许也越是大，要求也就越是高。
作为一个演员，我当然不希望失败。但我更怕我不失败。因为成功和荣誉很容易成为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失败了，可以总结，可以知道不对在哪里，可以明白自己还要朝什么目标努力。而成功往往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惑、更大的迷惘、更大的压力，会对今后感到茫然，不知道还要做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当然最好的，是继续成功，更大的成功。可是，能不能够呢？
每一个演员都知道，电影是一门如此综合的艺术，需要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环节，共同的努力才有可能做好。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不到位，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失败。好多事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好多事我无能为力。
反过来，在这一部片子里你成功了，也许并非是因为你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你演的角色讨好，或是符合了时代的需要等等其他因素造成的。那么下一部呢？还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世上有哪一个人是可以永远成功的呢？没有。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一生中只可能有一个高峰。不可能在一件事上无限止的成功下去。如果一个人老是在成功，老是在超越以往，那只能说明以前还不是他的最优状态，还不那么成功。就好比一个跳高运动员，他不可能永远在破纪录，总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极限，是跨不过的。
于是在每一次看起来是风风光光的成功后，就总是要自己问自己，这是我最后一个高度吗？如果不是，那么下一个高度又在哪里？只要你是一个有头脑的演员，这样的困惑，就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而且也是极为折磨人的。
又想起伊莎贝尔·于佩尔，这位法国的著名女演员。两年前，也是一个夏夜，在法国大使馆，和她聊到凌晨一点。她说她拍了43部电影，只有三分之一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其他的都是为了迎合经纪人和观众的喜好而拍的。虽然她喜欢拍的影片中有些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比如《包法利夫人》，在法国的上座率就很低，可她并不因此惶恐。
“凡是你自己认同并努力追求的东西，都不要后悔。没有一个演员永远是成功的。只要你认真去做你认为有价值的事，就会觉得没有压力。”
她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就非常感慨。这些话并不高深，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上一番。但当这些话从她口中说出，从这样一个同样优秀的同行口中说出，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我们才最体会，它包含了太多的经历过后的沉重。它概括了我们所有的曾经、所有的尝试和所有尝试中经历的所有的喜悦所有的失落所有的困惑和所有的不懈。
可是不管这些话当时曾给过我怎样的宽慰，今天我依然要说，我不后悔我的曾经，我也不松懈我的努力，但我依旧觉得有种压力。
我是一个中国的电影演员，我面对的是中国的电影，中国的观众，我无法轻松。
谢导总爱说，他最好的一部戏是下一部。可我不。我不说每一部都是成功的，但我想说每一部都是好的，每一部都是我所喜欢的。
这不是狂妄。这只是我对生活对事业的一种态度。
评论界可以毫不留情地探讨我在每一部影片中表演上的得失，观众可以任意褒贬我饰演的每一个角色，但我却无法不爱我的每一次。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认真地投入过努力过的。
我无法想象，一个全身心投入创作的演员，怎么可能不爱那个曾一度与她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投注了她全部激情的角色呢？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演员总是在说不喜欢她演过的那些角色，总是在期待下一个更合适的话，那么她首先应该问问自己，每一次接戏时有没有过慎重的考虑，每一次拍戏时有没有过激情的投入。
我想，执著于自己的每一次，为它们负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敬业。
也许我很消极。我不敢拿我的什么东西去赌明天，所以我只好把我演的每一部戏都看成是最后一部，把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看成是最后一个。好好地演。背水一战，不计输赢，只拚了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去。
毕竟，所有的桂冠都是用荆棘作成的。而荆冠总是要刺破我们的额头，沾上我们的鲜血，才能戴在我们的头顶。
十九 一代人的梦想
8月28日 星期日
六天，弹指一挥间。
席慕蓉曾经有诗问：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此刻，在我的心里也有这样一份淡淡的惆怅。
今晚，热闹了六天的第二届长春电影节在颁奖晚会后宣告了结束。王学圻和我分获了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今年我因主演《股疯》而得的第三个奖。米家山执导的《带轱轳的摇篮》获得了特别奖，一样为他高兴。看到我们两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往前走着，并有所获得，总是欣慰。
我的惆怅，不是因为电影节的结束，也不是因为颁奖的辉煌场面就这样转瞬即逝，而是因为这六天里我有过太多的激动，也有过太多的感触，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4日研讨会上罗艺军老师的一番话。他说作个演员很不容易，一举一动都招人注意，让人说。要不阮玲玉怎么会25岁就自杀，嘉宝怎么会36岁就息影。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女演员的心理素质，还算是比较好的。虽然老是在给人说，可还是在演电影。甚至到现在没有人看电影没有人在意电影了，可她们还在折腾，还在演。
我当时听了就感慨万千。我觉得从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概括地说出我们的处境，这样一种尴尬这样一种痴迷不悟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处境。
我说我们，因为我总觉得这次给我出这样一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的书也好，为我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来帮助我总结从艺16年的历程和每部戏每个角色的形成也好，都不是单纯的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这一代影人的事。
我们这一代影人是随着新时期电影事业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遇上的是一个电影发展的好时期。百废待兴，就有一个特别宽广的天地留给了我们去创造去发展。
我清晰地记得，1979年我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分到上影厂时，就明显地感觉到整个社会对电影的那种关注和人们对它的那种渴求。这对我一个刚成为职业演员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现在想想那种万人空巷争看一部《人到中年》，并且是一遍二遍十数遍地去看的盛况恐怕是再也不会有了。
从这一点来说，即使今天中国电影已走入了低谷，我潘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毕竟在我的青春年代里，我付出过也得到过，我努力过也辉煌过。和我们的上一代相比，她们像我们那么年轻时正遇上个“史无前例”；和现在的年轻演员相比，她们又会说机会没有我们好，正遇上电影的不景气。所以，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努力，还有什么资格说演不好戏呢？
陈凯歌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大群有责任感的人。”我一直很赞赏这句话。我不说我怎么有责任感，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多少还都是有点责任感的。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不再从影了，但我们毕竟在中国电影的长廊里留下过自己的身影。我们每个人都曾像是一朵花，都有自己最茂盛最辉煌的那一天那一瞬间，并且在这美丽的一刻我们是尽全力舒展开放了自己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的痛苦才如此地显而易见。
我一直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就跟足球队员似的，一大群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就为了争那个球，就为了把那个球踢进球门的时候听看台上的那一声叫好。可忽然看台上没有了观众没有了球迷没有了啦啦队，这球还踢不踢？还一定要踢下去的人一定是对球爱之入骨，而不是对球赛很在意的人。
我们也是。
这些年电影推向了市场，电影和电影观众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因为无法适应这种转变，或者无法承受电影滑坡这种巨大的失落感而退却了的话，那么我还在这里面跌打滚爬，这不是我特别的能，只是我稍稍顽强了点。或者说我比她们更脆弱。
夜深人静之际，我总是问自己：我不演电影，我还能干什么，还会干什么？我是个职业演员，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有点悟性还能干成点事的话，那我在别的方面可能就低能就一事无成。
我不说电影是我的生命，但电影确实是我生命的证明。我一半的年华已交给了它，剩下的一半要我离开它去做别的，我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勇气呢。
就说下海经商吧，其实我们这一代演员中好多入，包括我自己，都是一种无奈。那一张张合同一张张定单满足不了我们。生意场不是我们驰骋的战场，那里没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没有我们的梦想。它不属于我们。
可是不做点事又能怎么样呢？坐在家里等剧本，这更惨。至少我是要疯掉的。我承受不了现实的这种要求和压力。
我也试过逃避。拍完《女人·TAXI·女人》，我就逃跑了。去德国，去日本。我想我再也不演戏了。不演又怎样，中国电影又不靠我一个人。
一呆就是一年多，可还是不行，丢不下。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早上踱进厨房喝咖啡，然后看看电视，中午出去上学，有时还去各处旅游。日子是悠闲了，收入也不愁，在黑泽明的摄影所只拍两部广告，报酬就比国内拍几十部片子都多。物质上是满足了，可精神上的失落依旧，甚至更大。
后来想明白了，中国电影是不靠我，可我靠着电影呵。没有它我就是活不好。拍电影就像抽大麻，毁我身体，耗我精力，使我伤神，使我心碎，使我失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但我就是有瘾。简直有病！我老说我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是我这种活法的。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都这样。
这些天看这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里面汇集了近二十位影评人的论述，看一篇感动一篇。那天研讨会听他们发言也是的，听一位感动一位。回想当年他们开始写我影评的时候，也不过是人到中年，而今都已两鬓有霜。
我一直是非常看重他们的评论的。这么些年来，他们的评论一直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参照点，仿佛一把尺子，总是在帮我丈量着我的度。
他们也是始终为电影活着的人。而电影又是这么煎熬着他们。电影的发展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准则以自己理想的目光去规范电影的走向。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那样投入地悉心关注着世界电影、研究着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被解释了又解释之后，他们依旧执著地在那里一篇一篇地阐述着他们的理想。
尽管他们对我在《股疯》中的表演给予了肯定，也对我大幅度的改变戏路重新定位自己塑造自己的勇气给予了赞叹，但他们也说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依然怀旧。
我知道，这一份怀旧，不仅是怀念我以往的形象，也是怀念我们的那一个年代。
我也怀旧。
可我知道，我无法以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永立不败之地。不进则退。不创新，不突破，不改变，就无法生存。我们只有适应。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介有时给予演员个人的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东西。一部片子成功了，就把所有的功劳归于他；一部片子失败了，又把所有的过失归于他。其实一个演员只是一部影片的直接载体，他的成败有很多因素。过去我一直说，演员的成功要靠三个条件，一个好剧本，一个好导演，一个好对手。现在我意识到还要靠一批有素养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