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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南大将军钟繇虽然坐镇豫州，但豫州刺史是王泽，荡寇将军雷重又有七万大军驻扎于许昌，钟繇即使背叛了，也难以影响大局，豫州依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先有李玮出任丞相，后有武人坐镇州郡，社稷稳若磐石，这个时候大军远征西疆，挑起朝廷财赋危机，继而借改制之名，抢夺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的财富，这难道都是巧合？回过头去想想，这种巧合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不可能。大将军要我把燕无畏和风云铁骑调回晋阳，那还是去年年底的事，这一切都是大将军安排好的，他把李玮推到丞相的位置上，把武人调到州郡任职，目的就是为了抢夺财富，为了能让国库盈实，为了给小天子主政打下坚固基础。
皇帝没有钱，靠赊贷过日子，靠别人的脸色过日子，靠卖官鬻爵过日子，哪里还有威望可言？哪里还能中兴社稷、稳定天下？
豹子大哥为了大汉，当真是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应该帮助他，有了豹子大哥的承诺，我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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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就要做成，否则就不要做。”长公主望着三位神色惊喜的大臣，郑重说道，“按此策改制后，朝廷一年能增加多少收入？你们具体算过吗？”
“目前无法具体测算……”李玮说道，“我和丞相府的一般掾属们大概测算了一下盐铁收入，如果朝廷收回所有的开采权，再确保一半的经营权，那么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到三十亿钱的收入。”
“有这么多？”长公主难以置信。
“哼……”李玮冷笑，“少府的收入为什么这么少？钱都让别人抢走了。盐铁官营后，朝廷收入随即增加，均输和平准也就能发挥作用，朝廷因此还能增加大约五亿钱的收入。”李玮继续说道，“如果加上限田罚租和增收的商税，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三十亿到四十亿钱的收入，这样朝廷财富的总收入就能增加到一百亿钱。”
长公主闻言大为兴奋，“具体计策呢？”
“重修《盐铁律》，收回开采权，重建盐铁官，这样朝廷就能牢牢控制盐铁价格，继而通过价格狠狠打击盐铁商，把盐铁商手里的钱拿过来。盐铁价格降了，谷价上升了，农夫们的收入也会增加。”
“重修《均输律》，确保大司农诸官掌握所需的各郡国货物，以充实府库。大司农要向各郡国大量派遣均输官，把应由各郡国依例输京，而京师并不需要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通过辗转交换，把京师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尽可能消除各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品质量差、运费甚至超过货物价值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重修《平准律》，在京师、洛阳、邯郸、晋阳、蓟城等地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各地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如此一来，大司农就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货殖买卖，商贾富豪们难以从中牟取暴利，而各种物价也不致于暴涨暴落，导致百姓穷苦不堪。此策不但可以让朝廷增收，国库充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农夫的收入，让他们过上温饱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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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主连连点头，担忧地问道：“此策若想顺利通过，难度有多大？”
李玮、田豫、田畴三人相视苦笑。
“难度应该不会太大。”李玮犹豫了片刻，慢慢说道，“当年，孝武皇帝连年征战，国室亏空，把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全部用尽了，而当时土地兼并又日趋严重，朝廷财赋严重不足。孝武皇帝为了增加收入，下旨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钱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他又打破了商贾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司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大商贾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主持改制，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新政，极大地缓解了危机。”
“今日天下的形势和孝武皇帝朝相比，要严重百倍千倍，不改制不行。大汉历经四百年，血淋淋的教训历历在目，相信朝中的大臣和各地商贾富豪还不至于财迷心窍到失去理智的地步，和生命比起来，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不足为重。朝廷此次改制，已经竭尽全力兼顾了各方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置社稷安危于不顾，那就毫不客气，效仿孝武皇帝，以雷霆手段，坚决镇压。”
长公主神情冷峻，望着杀气腾腾的李玮，沉默良久，“难道非要杀吗？不能好好商量吗？”
“如果殿下同意，臣打算年后在未央宫召集大臣、大儒和一些商贾富豪商讨此事。”李玮说道，“殿下为了庆典，不是请了很多人嘛，臣奏请殿下，改庆典为议政，请天下人为大汉中兴出谋画策，这也是一大盛举啊。”
长公主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担忧。这么多大臣、大儒、大商贾富豪到了京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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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官营，等于朝廷把原来归商贾富豪所得的一部分盐铁之利收到了国库，这严重打击了商贾富豪，有利于朝廷遏制土地兼并的蔓延，而且也保护了农夫们的利益，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生存之地，但是，孝武皇帝朝的时候，朝廷为了增加收入，盐铁价格定的很高，甚至高于商贾富豪们所定的价格，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买不起盐的人家很多，买不起铁质农具的农夫们只好用木犁耕地。”长公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盐铁官营有利有弊，用得好，有利社稷稳定，用得不好，会埋下社稷动荡的隐患，说到底，关键还是吏治不能腐败，所以，这一政策本朝有过许多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孝昭皇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大臣和各地州郡的大儒、大商贾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大儒和大商贾们要求朝廷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律法，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了许多主张，虽然他们提出的一些‘休养生息’之策有助于社稷稳定，但朝廷并未采纳他们废除盐铁的建议。始元六年七月，朝廷下诏，撤消了设置在各郡国的榷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政策照旧，仍遵旧制。”
“到了王莽乱政的时候（公元十年），实行五均六管法，（官卖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又改回来了，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孝章皇帝驾崩后（公元八八年），孝和皇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大将军窦宪总揽权柄。窦太后临朝不久，即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朝廷自此国库亏空。”
“孝和皇帝驾崩后，孝安皇帝（十三岁）继位（公元一○七年），邓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邓骘（zhì）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和宦官。当时西疆战乱，内有叛乱，外有西羌入侵，朝廷急需财赋，不得不重禁盐铁，但由于朝野上下反对声太大，官营最终没有全部实现。永建元年（公元125年），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孝顺皇帝继位，宦官全部封侯并主掌权柄，盐铁逐渐恢复官营，但其后大将军梁翼辅政，盐铁之争再起。”
“到了我父皇一朝，大将军为了戍守北疆，说服了我父皇，重开盐铁，而当时主持此事的就是你。”长公主手指李玮，摇头苦笑，“算起来，盐铁重开已经十六七年了，现在朝廷要重禁盐铁，而主持此事的又是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朝堂上如果没有纷争，那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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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不怕人家一气之下，把你杀了？”长公主调侃道。
李玮哑然失笑，侃侃而谈。
“盐铁之议，本朝曾有多次，但并未发生流血冲突，臣希望这次也能顺利解决。”
“其实盐铁之争，说到底还是治国策略之争。”
“在孝昭皇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说过，‘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费之旅，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好处很多，但名士商贾等人则认为盐铁专营有害处，指责孝武皇帝大举进兵匈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两方的观点很明确，一方主张朝廷干预盐铁等货殖之事，一方主张自由发展；一方强调朝廷要强势，要威临四海，一方强调朝廷要无为而治；一方从社稷兴盛出发，一方从普通百姓的生存出发……这些观点的对立，不止本朝，自古以来就有。朝廷不强大，则难以抵御外敌，而过于强大，势必要侵害百姓的利益，这个治国的利弊实在难以抉择。”
“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如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腐败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七节
大汉元平三年（公元205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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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新年大典。
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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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未央宫，麒麟殿。
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议事。丞相李玮正式提出了改制之策。
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早在年前就已经接到了丞相李玮的书信，知道朝廷的财赋危机非常严重，多次召集府、台大吏商讨改善之策，并且把商讨的细节书告了李玮。今天看到李玮的改制之策后，两位大臣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李玮的动作这样大。
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的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夫的绝对数量和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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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彪和荀攸同意重修《盐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乘机打击北疆系的权势。过去北疆为了生存，从朝廷得到了重开盐铁和铸造钱币两项特权。北疆勤王成功后，首先交出了铸币权。盐铁因为孝灵皇帝下诏全部放开了，这项特权也就不存在了。北疆重开盐铁后，为了筹措屯田和赈济钱粮，几乎把盐铁的开采和经营权全部卖了出去，后来为了还款和筹措军资，又大量举债，把冀州和幽州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朝廷到了北疆后，继承了这笔巨大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和征伐，接着又把中原、关洛一带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而拿到这些盐铁开采和经营权的人，几乎都是北疆的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
其中掌控盐铁开采和经营权最多的就是关中的徐陵、麴忠，其次是河东的卫家，晋阳的王家、郭家和令狐家，幽州的田家、鲜于家，冀州的崔家。这些人都是北疆系的大门阀、大富豪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修改《盐铁律》，首先就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北疆系内部的争斗将异常激烈，但不管北疆人怎么自相残杀，对朝中其它权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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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修《田律》，两位大臣持保留态度。
限田罚租，牵扯面太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和士人，甚至军功阶层，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田地越多，利益受损越大。
杨彪沉吟良久，建议道：“从今年上计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由于二十年战乱，人口折损过半，短时间内，土地的供应量还是可以满足人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影响百姓的生存，相反，限田罚租反而会引起朝野震荡，不利于州郡的稳定。”
“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惩处一直非常严厉，目前的土地兼并主要是隐性的，并没有公开化、扩大化，还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有些土地兼并是出于迅速恢复农耕的需要，和恶意兼并土地是有区别的，朝廷应该慎重甄别，不能简单处理，一刀切。”荀攸也劝道，“考虑到限田直接冲击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我建议还是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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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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