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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3）在《功媿集》中有《赠种牙陈安上》文，其中有“陈生术妙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之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义齿修复的记载。
骨移植术
宋。洪迈《夷坚志》载：晏肃之妻，因下颌患疽久不愈，致下颏与下腭脱落。医生为其做了移植手术，术后又活了20余年。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骨移植手术的记载。
八、针灸科
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很大发展，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此时期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两宋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在统一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而针灸专家和一般医学家兼长针灸者更多，其中影响较大影响者有王惟一、许叔微、王执中、窦村、庄绰、闻人耆年等诸多医家，他们对针灸学之贡献，使两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王惟一在针灸临床和教学中，十分重视经穴的规范化，公元1206年他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次年又主持铸造了针灸铜人两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盲俞、灵台、阳关等穴是新增加的穴区，穴位排列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即有按十四经脉循行排列者如卷1、卷2亦有四肢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其余穴位则将人体分为偃、伏、侧、正四个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肢，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根据文献记载，铜人体同成年男性，青铜铸成，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体表则刻14条经络循行路线，且经络上穴位悉备，穴位与体腔相通，教学时，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考试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疬之后，孔穴亦即被蜡所堵，再向体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选穴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则水或水银从拨针后之针眼中射出。能使针灸得到普及推广，他还将《钢人腧穴针灸田经》刻于石碑，镶于仁济殿四壁，每壁一卷，剩余一壁则另刻《穴腑都数》一卷补入，立于大相国寺以广传播。
王执中撰有《针灸资生经》他很注重经穴考证，死孔穴的、部位、取法、针刺深度、刺灸禁忌以及少数经外奇穴等都运用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王氏对经穴规范化也作出了贡献。
《圣济总录》虽非针灸专著，但作者对经穴排列顺序、经络与腧穴关系作了较大调整，不仅将354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述，依经脉行走方向作了重新编排，对奇经八脉除任督脉以外的六脉所属穴位逐一作了说明，尽管尚有部分经穴的排列次序与经脉循行分布不符，但总的来看，为经穴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较大。
（二）临床针灸术之发展
王执中在《针灸资生径》**收载各科疾病195种及其附属各症，并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书中有关疾病治疗针药兼用者比比皆是。王执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
此外，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者和专精灸术者，因而扩展了灸法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如许叔微在其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转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是偏重于灸的医家。他临床注重温补脾肾，惯于灸命关、关元以补脾肾，目的是扶阳，将灸法灼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此外他也将灸法用到了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保健摄生。
两宋期间以灸法为主较著名的医家尚有庄绰和闻人耆年。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记述了二十二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证治疗方面，因而很有特色，且各病灸法均附有插图，对推广灸法有积极作用，其中如难产灸至阴一法，现已扩大应用到治孕妇胎位不正，有较高的转胎率，说明其实用价值之可靠。
（三）推拿术在民间流传
宋代，由于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按摩术不如唐代兴盛，在宋太医局中还取消了按摩科，更影响其术之发展。但由于按摩术之验、便、廉，受到人们之信赖，因而在民间流传仍广，特别是自我按摩术受到重视，此期按摩术开始在儿科治疗中发展，这也反映到官方和私人著作中。
如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中均有关于按摩术之记载，前者记述了以膏摩法治疗小儿疾病，后者对按和摩二者之差异及适应证作了详述。民间流行之导引、按摩资料亦颇丰富，如名医庞安常用手法拊摩配合汤温腰腹间处理一难产七日之产妇，使产妇顺利产下一子，并母子平安；另一民间医生赵三翁以按摩为业，往往为人“……按摩，疾病立愈”等。在《医说》中记载了民卒借助一竹管自我按摩，每坐则置竹管于地举足搓滚，治愈了骨折至脚筋挛缩不能伸之后遗症，此外如按摩涌泉穴法，使身体健康不染瘴疫，以及摩擦两手掌，使热以摩面、拭目、摩发，“令人光泽，皱斑不生”，“发不白”等，亦为民间常用之自我按摩保健法。
两宋时期军事医学
一、部队医生的派遣
宋代的军队由禁军、厢军（各州的镇兵）、乡兵和蕃兵组成。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由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二、“医药院”（地方军医院）的设立
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它路府州郡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三、预防中毒、饮水选择及军粮保管
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投毒及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每年曝晒及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四、部队疫病的防治及药物的供给
《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荆、襄、四川准此。”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其他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五、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武经总要》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大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瘗者，斩”。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的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病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疮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等。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两宋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刘翰
刘翰（919～990），宋初沧州临津（今河北沧县）人，世医出身。曾任护**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柴荣任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交由交馆收藏。宋大祖北征时，刘翰曾奉命随军从行。建隆初年（960），加升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建德初（963），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医疗技术，绌除技术不精者20余名，而刘翰考核成绩最优。开宝五年（972），未即位的宋太宗患病，刘翰、马志奉命诊视，痊愈后刘翰迁转尚药奉御，并赐钱物。开宝六年，奉诒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同编《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后又与马志修定、李昉、王祐、扈蒙等审校，完成《开宝重定本草》20卷。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979），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987），因误断滑州刘遇疾病预后，坐责，降为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988）起为尚药奉审御。淳化元年（990）复任翰林医官使，同年去世，年72岁，
二、孙用和孙奇孙兆
孙用和（生卒年不详），原籍宋代卫州（今河南汲县），后客居河阳（今河南孟县）。孙氏原为民间儒医，通晓经学，尤其精于医道，善于用张仲景法治伤寒，远近闻名。北宋仁宗的光献皇后入宫前，曾随其做官的叔父在河阳居住。有病时常请孙氏治疗而得愈，入宫后，一次有病，大医治疗无效，经她举荐，仁宗召孙用和治疗而获愈。孙用和被授以宣德郎尚药奉御、太医令充医师等职。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孙氏曾为医师讲授医经达十数年。著有《传家秘宝方》3卷。另外见于书目载录的《孙尚药方》、《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各3卷等，疑均为《传家秘宝方》的异名。孙用和医著在宋代《证类本草》与金代场用道《广肘后方》等书中多有引用，国内现存日本影抄本《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残本3卷。
孙奇为孙用和长子，与其弟孙兆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尚书部官员外郎，孙兆官将仁郎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均通晓医道，仁宗嘉祐二年（1057），设“校正医书局”，孙奇与孙兆均为主要成员，参与校正的医书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会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三、洛钦。仁钦桑布
洛钦。仁钦桑布（958～1055）藏族著名翻译家，兼通医学，于藏历第一铙穷的土马年，即公元958年生于阿里古格地区恰娘汪拉纳，其父名耶协畏。仁钦桑布幼即聪颖，十七岁时到印度留学，达十年之久。他拜纳洛达巴等学者为师，学问大增，学到了各种佛学知识，包括讲述、辩论、著作及翻译的技巧，各种知识都十分纯熟。回藏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开始时，主要是译各种佛经，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屈指可数的大译师。
当时，他受到学者拉桑的鼓励，将印度的著名的论师马鸣（梵名阿湿傅窭沙）所著的《八支集要》一书和克汁米尔迦湿弥罗学者班钦达瓦文戛哇对该书的注本《八支要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两部医学书译成藏文，影响很大。
四、王惟一
王惟一，或名惟德，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里贯无可考。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