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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越其杰非但可以跟着沾光，把家人安置在王府中躲避，还有机会同史可法、马世奇、黄道周这些名臣拉上患难与共的关系，这当然是好事儿。于是一行数十人，就都跑到周王府中躲避战乱了。
明代有明代地规矩，亲藩之间是不能随便走动。但通常要有个环境界定，遇战时，非但亲藩之间要互相照应，王府有时候还要出面维护地方。所以，定王慈炯，入驻周王府寻求庇护，根本合情合理。只不过他被贬为庶民的公文，还揣在史可法的怀中。
躲在周王府中避难的一干人等，都很规矩，毕竟这里是亲藩王爷府，能躲过劫难就谢天谢地了，但任何时候，都有人不甘寂寞。在经过几天的盘算与犹豫之后，阮大铖忽然由董祖常想到了自己：
如果就这么平安到北京，董大被核准死缓；定王被核准夺爵；史可法、马世奇按照大明惯例，也将以渎职之罪查办。其他人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功劳和封赏，尤其是他自己，寒窗苦读，数十载苦心经营，全毁于一旦。岂非不是落得一场空？
所以为了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梦想，阮大铖决定与命运的喉管搏击了，在仔细筹划下，他先说服了姜世襄（姜道长想亲手为宗业司的三大襄理报仇），然后在姜道长的保护下，趁乱来到了申甫大营。
……
第十二卷：第十六章：定王参战
大丈夫生逢乱世，当道一声：“幸哉！”
冷笑声在空旷的武英殿正殿之中回荡，显得清晰而又阴森。诸位分议大臣，听到冷笑后，都把脑袋一低，该干嘛干嘛！这声冷笑，是皇帝小朱发出来的。
武英殿正殿很大，为了与文华殿做区别，行制上减少了两根柱子，这样就给所有的分议大臣们，提供了充分利用空间的理由，先顺势摆进来几张八仙桌，然后按照各自不同的职能，每三、五个人共用一张。就好像花枝吐蕾一般，分议（或者什么什么委员会的雏形）制度也就正式形成。
现在，各个委员会委员所围坐的方桌上下，都被凌乱的纸张覆盖，甚至连笔墨纸砚，也都悬挂在桌面下的横枨上。大家都挺忙。
由于玄青子的努力，国家情报网已经初步搭建，全国各地的信息，开始多了起来。
四川秦良玉、马祥麟母子的报文，前后发出过十三道，国家这边接到的，仅仅是第九份。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北京方面明确知道，他们接的是第九份题本，这并不奇怪！因为秦大娘每写一次，都会注明这是第几份。真正奇怪的是，秦大帅没理由会未卜先知，提前打招呼，说自己将要写多少份。那么这总计十三道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这正是玄青子的成果之一，四川军界报送北京的公文，前前后后一共十三份，但国家只接到其中一份。可见，尽管叛乱中心在江南，但全国各地的助威者，绝对不在少数。
但这种现象并不可怕，北地有保守党势力，证明南国那边。也一定有新党的支持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从坏事儿中看到好处，这可不是什么自欺欺人。
但目前最出人意料的消息是：定王慈炯，居然在开封募集到五营计两万人马，并且起名叫大通君子营，公开的旗号是助国平叛。
这种事情，说大绝对大。说小不可能小。大家都不好乱开口，听到皇上一个人在上面生闷气，所有分议大臣都只能该干嘛干嘛。君臣之间。急需一个打破平衡地突破口：
“行啦，”小朱笑着拍了一下桌子，“都别装了，大家都说说吧。”
说。说什么？冷场三秒钟后，熊文灿起身一抱拳：
“皇上，川人耐苦，所在又号称天府，是以这税赋，理当比别省要高一些。”
“靠！”
小朱听到熊文灿这番话语，气得差点没一头从御座上栽下来。善财督抚熊文灿于国乱期间，仍兢兢业业的改革税制，这小朱很领情。但再怎么变法，也不能胡来！
适当增加某高产地区的税赋。这当然符合经济规律，可也没这么干的！什么叫耐苦？哦，勤劳倒成了高税率的理由？那久而久之，神州赤县，岂不成了懒汉之国？
“卿家先坐。”小朱不是那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尽管他是皇上。“为今之计，当尽快让马祥麟出兵，其他的事情，暂时先按前法吧。”
“臣…”
熊文灿还要卖乖。一旁的杨嗣昌抬手就把他扒拉到一边。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调高四川省税率。真他娘的生怕事儿小。
“启禀皇上，从奏水来看，素帅母子躬中体国，忠君爱民。同庆天府尹陈奇瑜颇有同仁之谊，那么国家这里，可不用等待申甫，直接行旨庆天府。赐国吉首与云南沐藩；进秦良玉为忠贞侯；再命陈奇瑜、马祥麟为国家右路左右招讨，以上人等，务要依计行事。此令抄送申甫即可。”
这杨嗣昌可太损了，中间关于川军地安排倒没什么，主要是一头一尾：
吉首在湖南沅江西侧，把湖南境内的一个小县城，当作封国送给云南沐王府，目的只有一个，你们沐府兵可要给国家玩命啊！
而将来即使功成，云南沐家，也一定会把封国双手奉还，道理很简单，两边隔地距离太他娘的远了，实在不方便。杨嗣昌耍弄人的本事，果真天下第一。
后一个抄送，就等于无形当中，把天下兵镇总招讨一分为三。右路是川军马祥麟和庆天府尹陈奇瑜；左路、中路目前还是申甫，但分而治之，已经不远。
杨嗣昌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充满了攻击性，但通常地前提是对方确实有小辫子。申甫走到今天，他的错误是一个接着一个。
屠城；开封城处置失当，险些酿成民变；假托定王之名，将许尔安、张缙彦这两个朝廷钦犯，抓了又放；以及允许定王募兵。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令所有人感到万分遗憾！不立马派锦衣卫过去砍他脑袋，就已经够把他当人才看了，总招讨，看来他是做不多久喽。
“申甫人才难得，自那年后金入寇，就替朕从戎，十七年来，他确实很不容易啊！”
小朱发了一通感慨，他其实很喜欢申甫，因为申和尚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已经辞世的徐光启，唯一一个对火炮情有独钟的军人。其他名将依仗大炮，尊重大炮，但真正痴迷火炮的，只有申甫。
现在这个情况，临阵换帅也来不及了，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差，再给申甫一个机会，将来功罪互消，也就是了。
“启禀皇上，”周定方也是满脑门的三条竖道，申甫的罪行，也有他的失误在里面。不过他心理素质好，也敢担当，所以这阵子表现还算出色，该负责的时候，也能做到挺身而出：
“朝令夕改，乃国中大忌，尤其战时军旅。万万不可儿戏与之！”
“哼！”杨嗣昌上当了，“巡视诸省兵镇总招讨乃是职权，而申甫如今深陷豫北，右路自当无暇顾及。中路、左路诸省，仍归申甫调遣。这岂是朝令夕改？”
“啊，对呀！”小朱也上当了，“朕并没有说过，要撤换总招讨啊！”
“如此，臣有本请奏。”周定方连忙深施一礼，“皇上，依据金声传过来的奏水看。定王已然因天一阁纵火案，被判定追夺王诰。因此说，待宗人府核准后，我国便不再有定王。单只有国姓慈炯了。既然民间人士，义勇勤王，倒也，呃，倒也合乎情理！”
“噗哧，”包括小朱在内，好多人都笑了。杨嗣昌翻了翻白眼，脑子正在高速运转河南那边的大通君子营已经成建制了，又是申甫以总招讨的身份拍板敲定地，既然存在就是合理。便索性用一用这支王兵吧。这里有一点要交代清楚，表面上，申甫居然敢同意定王慈炯公开募兵，这绝对属于军队失控现象。但在目前这个大变革时代背景下，又是一个必然出现的过程。
政治变革。就意味着权力地再分配，那么好了，什么权力该分，什么权力不能分，有时候确实不太容易把控。
大明帝国经过近300年的缓慢发展。逐步来到了千疮百孔的堤坝之上。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溃堤就将不可逆转。更何况是变民和外族这两大诱引？
然而国家在小朱的带领下。 前十二年，继续奉行君子养民路线，甚至还利用皇商制将这种模式推到了最顶峰，从而获得了士林、皇商、亲藩、豪门的一致支持。这些特权阶层地权力依旧特殊，甚至连皇权也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而这些特殊群体，能够紧紧团结在小朱周围，并创下：平定内乱；降服后金；开拓北海、新疆、西藏、南洋这等开疆辟土地无上武功，也只是为了继续获取巨额收益罢了。
如果，打下地地盘归你，将来这片沃土种出来地东西也归你，原住民和新移民还归你，你愿不愿意去打仗？答案当然是当然啊！
但这里绝对蕴含着一个隐患：国家机器的开动运转，竟然是在为着某个阶层服务，并且这个阶层地人数在社会上又占据着极小的比例。这样体制的后果就是：时间越久，贫富差距越严重。
本来大明就已经是这个问题了，现在好么，打下来的土地越多，这个窟窿就越大。那么请问，这个阶层是不是就丧失了继续存活地理由？
所以，以皇帝小朱为代表的新党人，理应对这个现状说不。也就是以东林为首的旧君子党集团，被抛弃的时刻，已经到来！只不过时间进程有点太快了，新陈代谢的代价偏高了一些。
小朱坐上皇帝宝座以来，虽然为了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对象，而采取了很多和稀泥一般的方法。但在这些方法之中，也悄悄塞进去了一些私货。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力提高科技生产力，增大了投入产出比。
这类型的改革措施（对于旧君子来说）具备了强大的迷惑性。但却创造了一个伟大地效果，那就是杯盖型社会财富体系。
当基层社会人员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大时，人类社会中固有的关联关系，必然产生变化，最最明显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渐渐弱化。
在农业经济为主体地旧明，人民需要的是维持生命。当天灾降临到人地矛盾剧烈的旧明社会，食不裹腹的草民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卖身为奴，因为社会资源全然掌握在旧君子党人手中，小民只有依附在这些特权阶层的羽翼下，才可以苟活。但人类地贪婪本性注定了，越有钱地人，吝啬自私的比例就越大。所以更多地草民根本难以维持生计，最终只好走上变民的道路。
而小朱的改革，表面上以皇商为主体，但实质内容，是农、商、工并举的经济制度。他在保证皇商系的收入同时，也让草民手中的财富迅速增加。
通过十七年地积累，魏藻德的实际控制理论、杨嗣昌的新制（勘定行省区划、遍植学政）、卢象升的新法（土地分级、仆从新制）、熊文灿的新策（设立海关、银行、邮政）等维新理论也就应运而生。
其中魏藻德的实际控制理论最为重要。其核心内容就是号召国家树立对外扩张的国策。
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首先就需要大移民，其次就是大投资，然后才是政府官员的大派遣。这种波澜壮阔地大开发，使得宗族…家主…家奴的社会构成体系，彻底坍塌。
基于《仆从新制》下的大移民，让获得完全自由身份地百姓越来越多，很多豪门的家奴，在国内旧省。也许还要继续忍受传统势力的压迫，为主人效命。但是，当这些秉承大国自尊的英雄儿女。进入到一片全新地广阔自由的天地时，试问谁还会遵守千里之外的家主的命令？
社会越封闭，财富就会越缩水，生活愈加困顿。主仆之间的阶级对立就越严重。这种恶性循环，历朝历代都难以解决。只有将束缚人思维与身体的条条框框全然打碎，封闭的社会才会焕发活力，中华的复兴，才有可能实现。
这就是小朱的通盘理想。
经过十七年的变革与摸索，国家相应搭建了以银行、钱庄、银币、铜板、纸币为主体构件地金融体系，搭建了农、工、商并举的社会分工，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也就越来越强烈。
当百姓不再为温饱发愁时，他们就会提出新的要求……权力。
在中国人文传统中。世间最诱人的，莫过于权力！“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利欲熏心”这几个词，似乎就是为国人量身度造。
但究其根本，就在于权力太过集中。正因为权力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获得权力地人。才会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来为全家人都能够天天吃上鸡腿而腐败着。
这就是困扰中国历史的第九大政治课题：
“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
这个简单的算术题被弱智的人类争论了上千年，也一直没个定论。事实上的根本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于权力与利益之间地那点不可告人却又人人皆知地勾当。当然这一点是很多单纯的爷爷奶奶们所无法认知地。
放牛娃。通常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苦出身的标准。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出身放牛娃。身居高位后仍保持清正廉洁的人，似乎只有一个：朱元璋。
除此之外，都是令人惋惜的奋斗精神和迅速腐化的堕落精神。
根源在那里？根源就在于旧君子党的施政方针：君子养民。
天下权力最集中的莫过于皇帝！皇帝，因为万人之上，所以他唯一的技能就是行使劳动人民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他没有朋友，注定命犯天煞孤星，无伴终老孤独一生！
也正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也就愈加诱人！成为最容易使人堕落的恶魔。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贪官污吏载到在权力之下？在潜意识里，谁都想不劳而获，人人都渴望享受权力给他们所带来的不平等，这也是人类的本能。
但中国太大，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固然很过瘾，但也必然导致效率低下，于是，隋唐开始，出现了科举制度。平均每年选100来人，帮助皇帝管理天下，并逐渐形成了君子养民的思想。这个思想在明代达到了最顶峰！
小朱之前的历代大明天子，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特殊之处：有的皇帝，一生破纪录的只娶一位夫人；有的皇帝，一辈子都想当将军，并且自己给自己下命令去对蒙作战；有的皇帝，为了爱情，甚至默许爱人杀死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有的皇帝，为了证明自己长大了，居然把老师的坟茔给刨了；有的皇帝，研究木器；有的研究宗教。
总之一句话，老朱家的人都挺有个性，而且无论流氓还是痴情。都透出些许地人味儿。但这仅仅是表象：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出现了七情六欲，他就不愿意在没有朋友的寂寞中死去，那么他必然要把身上的担子卸去。也就是把属于自己的权力，分出去。于是内阁，这种士林精英基础上精英政体，就应运而生。
于是，君子养民的政体，也就进入了最成熟、最发达时期。只不过有一个黑色幽默。事物内在发展规律决定了：高峰之后，必然滑向低谷，无人可以扭转。
也就是说。当君子养民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以民养民国家养民这样的政治理念必然会出现。
以民养民的核心就是国家将经营权、自主权、选择权下放给平民大众。允许民众自我主宰生产资料，在局部的经济范围内，资产所有者可以自主控制经济走向。在广义地经济领域内。联合起来的局部经济，可以有效控制全局走势。
国家养民的核心就是国家将旧君子手中地支配权、分配权、裁决权收归国家。国家作为虚拟主体，拥有统一调度所有社会资源的权力，任何团队、个人、家族，都要为了这个目标而工作生活学习。某个民族，为了国家利益，号召民众，每人每天只吃三个饭团。这样极端案例当然不值得推崇，但也绝不能轻视。国家利益，理当拥有这种权威。
因此。这次旧君子党的武装叛乱，并非什么骇人听闻，权力之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地，其结果就是改朝换代、胜者为王败者寇，其过程也必将是非常惨烈的。惨烈到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
事实上，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团队也好，团伙也罢，其能量与数量。越小越好。这才是控制成本的最佳途径。一旦这个中间团队过于庞大。必然导致这样的后果：所有自然人都是一位优秀的劳动者，可这些劳动者一旦成为特权所有者。就会丧失基本的劳动能力，他们最终也将脱离劳动阶层，沦为社会的寄生虫。
皇权制度下，皇族人口再多，偌大的国家也陪的起，更何况如今已经出现了《玉牒新章》，已经把皇族数量进行有效控制了。那么，以东林为首的这些君子团体，凭什么就不能缩减规模？
现在国家在小朱、卢象升、杨嗣昌等人地带领下，努力向着新的明天前进着，他们要杜绝那种掌握权力就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社会衍生群体现象。和尚、道士、乞丐、君子，这四个群体都是社会寄生虫。只不过，和尚道士的权力是君子们赏赐的，为得就是，将大多数人地权力剥夺，进而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