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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狭恕！�
“那个林逸青，果然厉害，我们没有看错人。”席正甫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亮色，“敬王爷的表现如何？”
“敬王爷没有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他已经下了决心，要除掉左胡一派势力了。”沈吉甫道。
“上一次朝廷借杨乃武葛毕氏案，对浙省大动干戈。便有清除左氏一派势力之意，我原本觉得朝廷顾及颜面，未必肯将左氏彻底整倒，但胡雨霖这事儿一出来，朝廷是断断容不得左氏了。左氏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了。”席正甫点头道。
“左氏好清名，贪墨之款都花在了无用之处，我们收不了什么，胡氏产业里的油水可就大得多。”想到这一次能够得到的好处，沈吉甫的眼睛闪着异光。
“这是自然。胡雨霖犯了这样的事儿。性命不保，以后他们徽商就得矮咱们一头了。”席正甫表现得倒是非常平静，“胡氏的产业，烂摊子不少。朝廷就是让咱们贱价收取，咱们也得小心在意。”
“这是自然。”沈吉甫点头道。
“对了，胡雨霖暗害林义哲的事儿，你和林逸青说过了没有？”席正甫问道。
“没有。”沈吉甫摇头道，“我在想此事缺乏证据，说了他未必肯信。反而有可能以为我们在巴结他，而消息一旦外传，有可能再起波澜，牵扯过多，所以我琢磨着还是算了。再说，胡雨霖这一次死定了，林义哲的仇也等于报了，也没必要让他知道这事儿添堵了。”
“也是，这样的话，就不要和他说什么了。”席正甫略一思忖，说道。
“他在京还有几日，您可以瞅空去拜访他一下，这个人的确非同寻常，我今日第一次见他，便有这种感觉。”沈吉甫建议道。
“暂时不必。”席正甫闻言微微一笑，“我和他自有相见之时。”
“那何时才是合适的见面时机？”沈吉甫问道。
“这天下，就要变一副面目了，他必定会是重要的人物，见面的机会有的是，就看如何把握了……”席正甫抬头看了看窗外的一轮皎月，低声说道。
在同样的月光下，今夜的林逸青，也是久久无法入睡。
白天的那一幕，还时不时的浮现在眼前。
虽然他成功的打开了铜柜，里面存放着的胡雨霖串通左季皋贪墨的证据样样俱全，但敬亲王和纯亲王在一一过目之后，却陷入了沉默当中。
林逸青明白他们的为难之处。
左季皋毕竟是大乾王朝的“中兴名臣”之一，树大根深，若要连根拔起，不知道要牵扯到多少人，处理不慎的话，必定会引发轩然大波！
林逸青第一次感觉到，乾国的事，其实比日本要难办许多。
自己在萨摩做过的一切，并不能在乾国简单的复制！
事实上，在自己和林义哲之前，就有西方人做过改革乾国的努力和尝试！
据林逸青通过这个时代的西方报纸的了解，那一次，是西方在乾人士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乾国内政外交的建议，当中最为有名和影响最大的，便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彤郅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乾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
这两份文件于彤郅五年（90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当时便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看到这两份文件之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昆义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季皋也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鸟枪，包括电报在内的“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他们这些人在乾朝的封疆大吏中都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论他人？
身为穿越者，林逸青知道。这两个英国人提出来的建议其实是非常中肯的，但乾国国内的很多人仍然认为，威妥玛等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政府遵守不平等之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之事业。”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乾国的要害！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乾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乾国的官场异常腐败。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其次，是乾国军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出，乾国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再次，乾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极度的腐败带来的恶果极多。“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乾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土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土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乾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乾国在30年来的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乾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乾国必须改革。
而乾国想要改革，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乾国传统的循环复古的怪论。威妥玛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在《新议论略》这样写道：“中土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同时，他指出乾国人应该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乾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且他认为，应该由乾国主动改革，否则就有碍于乾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乾国之财，将乾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
第四，乾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乾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即遵守条约。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玛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说的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乾国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乾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
但是，这两份可以说对乾国有着救命作用的建议，却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乾国士林的坚决抵制！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对这些提出建议的人的用心的质疑。以及对乾国屡屡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国人的不同。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赫德威妥玛等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乾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乾国遭受西方的入侵。而乾国的士大夫们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乾朝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导致西方入侵的重要原因。威妥玛等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存在片面的看法，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他的“新议论略”在当时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而对于“照约办理”，乾国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错误的，只会助长西方列强的气焰。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当时的乾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乾国有利的。
乾国的士大夫们还怀疑威妥玛等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威妥玛和赫德都是英国人。威妥玛还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策划的建议，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让乾国士大夫们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乾国士大夫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了解的是，其实西方国家与乾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
作为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现代人，林逸青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威妥玛当时便不讳言，他在《新议论略》里提的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乾国受益尤多。”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乾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只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乾国呢？乾国士林把威妥玛的建议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之事业”，无疑失之偏颇（惜乎此等看法，在后世仍是“主流”）！
由于当时的乾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由清廷下发朝臣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可以说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也令乾国的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就在今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目前的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原来有些反对者现在已经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船等等进行的。而有识之士则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科举制度，以及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以及策略方面的考虑。他们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尽管如此，也不可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未完待续。）
PS： 高中那会有时梦见上学迟到，醒来发现已经坐在教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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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四十章明确计划
尽管一开始就存在着保守顽固势力的巨大阻碍，但乾国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带领下，还是艰难的开始了变革之路。只是所取得的成果，比起日本来，要差得太远！
而现在更为不利的是，曾经是洋务派中流砥柱的中枢重臣文博川和地方疆臣之首曾伯函以及锋头最劲的洋务派新锐人物林义哲都已经故去，洋务派实力大损，在应对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时，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也是为什么敬亲王和洋务派中林义哲一系的官员们，会这样的盼望自己归国，为洋务运动带来新的转机。
而自己要怎样打开局面呢？
他研究过林义哲的办法，林义哲开局的办法很是巧妙，是将船政和“园工”捆绑在了一起，借园工之名为船政开路，将洋务运动的诸项事务都带进来，以此取得皇太后的支持，使洋务运动得以发展起来。
时人曾用“风自三海起，雨从清绮来”这句诗来隐喻“园工”，自显凤十年英法联军入侵京师，逼得文宗皇帝避走热河后，大乾的朝局就一直围绕着两件绝大政治而动荡不休。
其一自然是洋务，自彤郅三年四月敬亲王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份，率文博川等一干军机重臣上《筹办夷务折》，明确提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新国策后，大乾国上下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而在洋务事业的光环之外，大乾帝国的政局中却始终有另一件不足以外人道，但却能让上自敬亲王、下至李绍泉等一干洋务领袖头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的大政治园工！！
显凤十年英法联军入寇，不但逼得圣驾北狩，还将京西的三山五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及清绮园、绮春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纵火给焚了。
大乾朝的历代皇帝每逢酷暑便一定要到京郊的三山五园中避暑听政。所谓“天子家事即国事”既然如今三山五园都被烧了（其实毁坏程度并非如外界传闻的严重，英法联军撤走后经朝廷派员查看，很多地方都完好无损。严重损毁的地方并不是很多），那重修京郊园林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一件重要性几乎不啻于洋务的绝大国政。
仁曦太后很早便有了修园子的念头，彤郅六年曾首次向军机处咨询重修清绮园的工程和费用情况，她的这一打算随即遭到了以敬亲王领衔。包括御前大臣和全部军机大臣的联名抵制理由极为简单，就国库里这点家底，修了园工，便办不了洋务，而如果办不了洋务。大乾就有倾覆之危！
当时经过计算，仅“三海”工程一项，最少也需银200万两！而大乾帝国的国库，当时窘迫得是根本拿不出来的。
仁曦见到自己的想法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同时也知道国库没钱，是以没有坚持，这事便不了了之。但事实上，这个念头在她的心里，是一天也没有断过的。
而林义哲却在这件事上敏锐的抓住了机会，把“园工”和“洋务”这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难题给捆绑在了一起。他先是为给海外侨商回国发展铺路为名，鼓动海外侨商捐资“报效”修园，解决了园工的资金来源问题“不费国帑一文”，由于修园子花的不是国库的钱，而是海外商人讨好皇室捐的钱，这就堵住了清流言官们的嘴，让他们难以找到反对的理由。
在资金问题解决后，为了加快园工进度，林义哲又说动内务府引入西洋机械，配合传统技术建造园林建筑。而为了从苔湾采办修筑皇家宫室最重要的建筑材料金丝楠木（苔楠），并从海路运往天津，林义哲又在船政项下发展起了运输船队，而为了给运木船护航。防止海盗劫夺，原本由各省协款惨淡经营的船政水师得到了新的资金来源，用来建造新式战舰，结果乾国第一支近代全蒸汽军舰组成的舰队就此建立起来。
而为了将木料快速从天津运至北京，铁路也跟着办了起来。
以“园工”促“洋务”，可以说是林义哲的绝妙手笔。
而借着园工的机会。林义哲也修复了敬亲王和仁曦太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敬亲王重新获得了仁曦太后的信任，能够放手办事。
对于敬亲王宜欣和仁曦太后之间昔年的恩恩怨怨，现在林逸青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事实上，仁曦对敬亲王的打压，从诛杀海德盛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仁曦太后在“辛酉政变”中和敬亲王宜欣结成同盟，一直相处得很好，但随着敬亲王地位的不断升高和名望权力越来越大，他又引起了仁曦太后的不安。于是仁曦太后开始对他进行打击，限制他的权力。彤郅四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敬亲王，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仁曦太后随即命令查办，七天后就以“目无君上”的理由，免去他议政王和其它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仁曦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议政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