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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贼徒给击毙多人，但现场未寻获尸体，是以还未得知……”侍卫长小心的答道，“不过据右大臣家中女仆言，贼徒杀害右大臣阁下时，曾和右大臣问答数语，言称为死去忍者报仇，可能是甲贺和伊贺的忍者……”
“那就是说，是林逸青所为了。”明治天皇喃喃道。眼中闪过恐惧之色，他象是有些站立不稳，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这是……在向政府示威么？”伊藤博文想到林逸青可能会做什么，心中满是寒意。
“伊藤卿。朕应该早些听你的话才是。”明治天皇叹息了起来，“岩仓卿犯的错误，和大久保卿一样啊……”
想到为日本的富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岩仓具视现在已然不在人世，伊藤博文一时间泪流满面。
林逸青是从报纸上读到的岩仓具视和大迫贞晴的死讯，对于这件发生在日本首都东京的大事件，各国报纸都做了相当详细的报导。林逸青知道，望月姐妹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他现在担心的，是忍者们的伤亡情况。
和他预想的不一样，这一次忍者们采取的是强攻而不是暗袭望月姐妹临行时他给她们下达的任务是暗杀岩仓具视，但不排除情况有变，日本政府加强了防卫，望月姐妹临时调整了计划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伤亡是在所难免的，他只希望忍者们的伤亡不要太大。
由于忍者们一向行踪诡秘，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处理自己人尸体的办法，绝不将尸体留给敌人，所以关于忍者们的伤亡，各国报纸都语焉不详，有说打死十几人的，有说五六人的，有说没有伤亡的（这一点不太可能），林逸青猜测哪怕这样激烈的战斗，忍者们的死伤应该不会很多，也许不会超过十人，但现在他一直在船上，没有接到报告，是以也有些吃不准。
想到日本明治维新的人杰们已经有一半直接或间接的死在自己手上，林逸青不由得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些心惊，不过他的思绪，很快便转回到了乾国上来。
日本现在已经等于是废掉了一半，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而这段时间，便是乾国宝贵的崛起时机！
可是乾国的事情，要比日本难办得多！
从回到乾国之后，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意识到，乾国的改变，要让他付出更大的心力。
对比日本，乾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愚顽和保守，可以说超乎他之前的想象。
中土传统王朝一直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乾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乾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全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戈尔尼使团来乾。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大乾朝廷自视为“天下共主”，而马戈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土王朝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戈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全隆皇帝；乾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佳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土。
而到了韶光显凤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土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禁烟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土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乾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乾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天津条约》签字之际，显凤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土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显凤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土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显凤十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显凤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敬亲王宜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土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乾军各路勤王之师战败，死伤惨重，战火波及京郊的皇家园林。显凤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敬亲王宜欣。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显凤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显凤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乾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敬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显凤皇帝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显凤皇帝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当年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大乾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乾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显凤皇帝死后，彤郅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大乾朝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显凤十一年时便驻在了北京，但是清流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彤郅皇帝。为此敬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当时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天朝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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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五十七章礼治之困
事实上，大乾朝的清流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觐见，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他们心目中的天朝皇帝之为“天下共主”的神圣理论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体制格格不入的！
彤郅六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直隶总督李绍泉认为，与敬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他的老师曾伯函则认为，宁煦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土的习俗。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变中夏之礼制”。
而直到彤郅十二年，18岁的彤郅皇帝正式亲政，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彤郅皇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亲递国书的觐礼问题，双方舌战不下，乾方坚称：“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土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土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土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大乾朝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后，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乾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彤郅十二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彤郅皇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天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戈尔尼出使时已过去了整整80年！
彤郅十二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大乾皇帝，在外国人看来。本是天朝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节点，但当时乾国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国朝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连爱记日记的朝廷大员们，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都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可以说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仅仅一个是否下跪的礼仪问题，就搞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不但为此争执多年，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和外国人交涉而失去了很多实在的利益，放在后世，也许很难想象。但在这个时代，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作为大乾帝国的精英阶层，信奉儒家的道德理论的士大夫们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外国人“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帝国和帝国的臣民，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天朝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正统的天朝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儒学家学者们也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古代的经典造就了这个伟大的民族，也造就了千年帝国的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具有什么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帝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天朝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邪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帝国内还存在另外一种普遍现象：干百万人准备为某种信仰而献身，但他们却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会按照这个信仰的具体信条去约束自己的生活。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例如，是大乾朝的统治者在所有天朝人当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短发，即把头发剃得很短，只有薄薄的一层。北方的在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渤族非常骄傲于自己的短发发型，胜于骄傲于自己的服饰，因为那是他们的祖先反抗压迫，夺取天下的象征。但是。在大乾帝国的南方，很多地方还残存着对前朝的怀念，他们用长发来表达这一情感。在帝国南方各省，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留着展开能够拖到地面的长发。他们比渤族更要看重自己的头发，甚至于超过自己的服饰。男人们象女人一样的精心将头发盘成高高的发髻，用华美的冠帽将发髻保护起来，他们整天穿着宽袍大袖的华美衣饰，欣赏着自己的容貌，打发一天的时光，令外国人感到惊奇不已。
在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人们一直假定既成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人们只管遵守便不问其他了。他们相信这些是古人传下来的，自然有其过硬的道理；此外他们认为“人人”这样做。也便跟着这样做。在帝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既然人们时时处处都这样做，那么，随大流就行了。
对待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天朝人的态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根本没有愿望，甚至不想放弃旧的事物。尽管旧的风俗习惯、旧的迷信、旧的信仰现在已经过时，可人们却还在抱残守缺。刚开始试图引进电报的时候，某省的水师提督还奏明皇帝说。当地人对这一新发明极端仇视，以致电线都架不起来。但是，一旦与日本打起仗来，电线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架了起来。该省政府立刻设立了一些官电局，而且此举备受推崇。另外，风水几乎成了在帝国境内修建铁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一旦帝国高层（内务府）为了重修皇家园林而修筑了铁路，风水理论也随之让路，并且还衍生出了铁路有益于风水（“铁龙行天下，通九州之金”）的说法。人们便堂而皇之的欢迎铁路，并心安理得的享受它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可以说，生活在这个古老国家的人的情感，如果有的话，是要靠“礼”来满足的；天朝人的责任，也靠礼来完成；天朝人的美德和不足，也是参照礼而得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基本上靠礼来维系，一言以蔽之，对天朝人来说，礼是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化身，同家庭、社会和宗教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四书”和其他经典，尤其是《孝经》中的有关教导是至关重要的。“百善孝为先，但要看动机而不是看行为，否则天下无孝子。”天朝人被特别地教导，一切道德败坏，根源都是缺乏孝心。违反礼节，是缺乏孝心。不忠君，是缺乏孝心。为官不尽职，是缺乏孝心。不诚心待友，是缺乏孝心。杀敌不勇，是缺乏孝心（语出《礼记？祭义》：“居处不应，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天朝人相信，父母的顽疾，只要吃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子女身上的一块肉就能治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儿子都要尽可能早地结婚成家。一个天朝人，三十六岁做爷爷，这是极为常见的事。而大家都想要生男孩，这就导致了蓄妾制度，并随之产生各种不幸。生了男孩便欢天喜地，生了女孩便垂头丧气。这导致了人们所熟知的天朝的大量溺婴现象。这种罪行，帝国南方要比北方更加厉害。天朝人的教诲没有为女儿说什么话，一切都站在儿子一边。由于偶然的性别之差，男婴成了家庭中的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