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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时机恰当之时反正，给伪帝致命一击。”
此言一出，帅帐顿时嘈杂起来。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6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九）
林坚既然联系云铮，并且把这么重要的情报表明了出来，自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众将一起望着云铮。
云铮不负众望，笑了笑道：“林坚表示，将会控制住他此来所带的八万精锐，然后弃暗投明、临阵倒戈，他愿做我前军，扫平洛阳，生擒伪帝林旭，还我大魏朗朗晴空。”
众将一阵大喜，但云溪此时作为副总参谋长，却微微有些犹疑：“元帅，此事虽好，也要防备林坚有诈才是。”
云铮点点头，他当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现在他将十五万大军分派了十万给云逸，让他趁洛阳被围，伪帝所掌握的区域民心浮动之机，迅速攻取山东，取得日后铁骑南下的重要桥头堡和基地。这个时候，他自己手边就只有五万人了，比对面的守军还少，守军除了先前放置在虎牢关的一万人，又开来了八万大军，加上临时抓的“民兵”，十万大军足足有余。万一一个不小心，被骗了进关，岂不是就要吃当年曹操在宛城吃的旧亏？宛城也还罢了，万一搞成怛逻斯之战那样，云铮岂不是要哭死？
要说前朝大唐，那是云铮最喜欢的朝代，比汉朝还让云铮喜欢，但大唐这一次失败，却是云铮极其郁闷的。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如果穿越成高仙芝该多好。高仙芝是个名将，但在当时却也犯了一些错误，云铮总觉得如果他能穿越成高仙芝，说不定就能挽回那样的良机。
当时，高仙芝击破小勃律一役，对中亚的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中亚诸国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实力与位置，来估量最终要倒向大唐、吐蕃、大食中的哪一方。
到了天宝八载（749年），大唐政府授予突骑施可汗移拔担任西突厥十姓可汗，加强对西突厥的控制，进而增加在中亚的话语权。同年，中亚乌浒河沿岸的护密国的国王罗真檀前往帝国首都长安朝见唐玄宗，被唐玄宗授予左武卫将军。
就在大唐政府力图称霸中亚之时，吐蕃也不甘示弱，在吐蕃的支持下，位于印度北部的朅师国进攻小勃律，切断小勃律的运输通道。与大唐保持亲密关系的吐火罗也深感吐蕃的威胁，于是派出使者，向大唐皇帝唐玄宗汇报情况，请求唐帝国出兵，击破朅师国。
唐玄宗将击破朅师国的任务，交给了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
此时高仙芝的声名威震中亚，接到唐玄宗的诏令后，他于天宝八载十一月出兵，到次年二月抵达小勃律，这次进军小勃律，沿途非常顺利，在小勃律以及吐火罗国的支持配合下，朅师国哪里是唐军的对手呢？很快便被唐军所击破，高仙芝俘虏了朅师国的国王勃特没，并且另立其兄素迦为新的国王，将朅师国师置于大唐帝国的控制之下。
一连串的胜利，使得高仙芝俨然成为唐军在中亚的一面旗帜，这又激发起他的野心。
在中亚锡尔河流域，有一个国家称为石国（约在中亚名城塔什干一带），正好位于拔汗那王国的西部，由于大唐曾经出兵援救拔汗那王国，所以拔汗那一直对大唐忠心耿耿，在击平突骑施的战役中，还出兵协助过大唐。此时的石国随时都面临可能遭到大唐军事力量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石国决定与高仙芝和谈。
高仙芝答应石国的要求，与石国达成和平条约。然而，高仙芝却将这纸和约当作一个偷袭石国的一个绝佳机会。
天宝九年十二月，高仙芝悍然发动对石国的入侵。
当时大唐已经控制了石国东部的西突厥以及拔汗那，所以这次入侵非常突然，石国本来就是中亚的一个小国，军事力量并不十分强大，在与高仙芝签定和平条约之后，石国的戒备更加脆弱，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石国的覆亡是必然的。高仙芝仅用短短几天的时间，便攻克石国的都城，石国的国王以及他的军队全部被唐军所俘虏，高仙芝将石国的战俘押解回国。
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高仙芝干了两件坏事。
第一件，高仙芝下令屠城，将石国的老弱人口全部屠杀，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大唐之所以能在中亚诸国有很强的影响力，除了其军事力量之外，还在于它高举道义的旗帜，这次屠杀事件无疑使大唐的形象一落千丈。
第二件，高仙芝大肆掠夺石国的财富。高仙芝固然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贪婪。他一个人就掠夺了多少宝物呢？有十几斛的宝石、五、六匹骆驼所驮的黄金、宝玉，以及大量的名马。中亚是盛产名马的地方，汉代大宛的汗血马便是产于此，高仙芝将最好的良马也当作自己的战利品夺走了。
高仙芝发动这场战争，完全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纯粹就是为了中饱私囊，这次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却为未来的怛逻斯会战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此时的中亚，一股反唐的强大势力结合起来了。
在石国灭亡之后，有一位王子侥幸逃脱，他奔走于中亚各国，控诉高仙芝的暴行，将其罪行总结为“欺诱贪暴”，共三条罪行：第一条，大国没有道义，公然撕毁条约，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第二条，屠杀老弱无辜；第三条，抢掠石国的财富。
中亚诸国对高仙芝的暴行深恶痛绝，结成反唐联合战线，但是这些中亚小国大多没有很强的军事力量，怎么办呢？只能借助于大食帝国的力量。
就在高仙芝入侵石国的这一年（750年），大食帝国政局出现巨变，阿巴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阿巴期王朝的旗帜与衣着都是黑色，所以在中国史书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黑衣大食”，这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中亚反唐诸国的打算是，联合黑衣大食的力量，向东进攻大唐的安西四镇。
高仙芝得知了这个计划，他准备先下手为强。当时黑衣大食的主力军，主要集中于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东部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对于喜欢冒险的高仙芝而言，先下手为强、采取果断的主动突击，是击败黑衣大食以及中亚反唐势力的最佳时机。
然而，高仙芝却有一个不利的条件，就是他的兵力不足，安西驻扎的唐军人数大约只有两万五千人左右，虽然这支军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而且也有很多富于才华的将领，但是要与西方强大的黑衣大食帝国的军队相抗衡，这人数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高仙芝几乎将安西四镇的主力全部押上了，总共投入两万人，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征用西域其他部落的军队，在当时，与大唐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拔汗那国，所以拔汗那国理所当然出兵相援，可是胡人部落中实力最强大的十箭部落，高仙芝却没有征用其部队，这是为什么呢？
翻开史书，发现天宝十年时，有一则不起眼的记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注意，这里的突骑施可汗，是刚刚在天宝八年时被唐玄宗册封为“十姓可汗”的移拔，可是史料却没有说明突骑施可汗为何被高仙芝所擒，这是这件事至少说明高仙芝认为以突骑施为首的十姓部落是靠不住，所以高仙芝转而召集西域一些较弱小的部落。
西域胡人部落与拔汗那国共约有一万名士兵参加了高仙芝的远征军，这样，远征军的总兵力达到三万人。
但是高仙芝的这次突进并没有达到奇袭的目的，因为黑衣大食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高仙芝率领大军突进七百里，抵达怛逻斯城，这座古老的城池将因为这场决定中亚命运的战争而载入史册。
黑衣大食的将领乞牙德率领阿拉伯军队也进抵怛逻斯，东亚与西亚最强大的帝国将在这里碰撞出八世纪中叶最有影响力的战争火花。
无论是阿拉伯军队还是高仙芝的唐军，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作战经验非常丰富，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虽然唐军在人数上居劣势，但是双方却是势均力敌，战斗持继了五天，双方均未能有效突破对方的防御。然而就在此时，第三方的力量卷了进来，并最终改变了怛逻斯战役的结局。 这支第三方的力量是葛逻禄部落。关于怛逻斯战役，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高仙芝军中的葛逻禄部落的军队临阵倒戈，遂造成唐军的大败。
葛逻禄原本是西突厥的一个部落，但是一直以来，这个部落在西突厥诸部落中并不得势，权力都掌握在十姓部落手中，随着突骑施的崛起，突骑施基本上成为十姓部落的统治者，然而在盖嘉运与夫蒙灵詧击平突骑施之后，西突厥的十姓部落便走向没落了。而在这个时候，葛逻禄部落却开始强盛，这主要得益于它从后突厥灭亡中获取的利益，葛逻禄是消灭后突厥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在实力上远逊于回纥，所以不得不屈居回纥的领导之下。显然，葛逻禄部落想要摆脱回纥的影响，树立自己在西突厥的地位，而恰在这个时候，大食帝国与大唐帝国爆发局部冲突，这对葛逻禄部落来说，真是翻身的大好机会。
于是，正当高仙芝的唐军与阿拉伯军队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葛逻禄的军队突然出现在高仙芝的后侧，对唐军展开猛烈的进攻。这种情况是高仙芝所没有料想到的，本来前线对大食军队的战斗就已经非常吃紧了，突然后翼遭到攻击，一时间军阵大乱，军心动摇，全线崩溃。
这一场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怛逻斯会战，终于尘埃落定。 这场会战的失败，并非唐军的战斗力弱于阿拉伯军队，相反，唐军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打得非常出色，也非常的勇敢。但是，高仙芝的失败，是在战略上的失败，阿拉伯人与葛逻禄部落结盟，并且在关键时刻，依靠葛逻禄军队在唐军后侧发动袭击，这是阿拉伯人取胜的关键。
云铮此刻最担心的事情，也正是林坚的投诚究竟是真是假。他点了点头：“此事的确事关重大，所以本帅给了林坚十天时间，让他用来稳定军权，这段时间中，他会清理被逆贼林旭所掌握的将领，而换上他的人。”
云铮顿了一顿，继续道：“虽然，如果他是诈降，那么我这样做，就会导致他多出十天时间来巩固关口，加固防御。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无关紧要的。眼下我们有了新的作战方法，自然不必一定要用士兵的生命去攻取这虎牢关天险，只须等飞扬回来便可，所以诸将不必担心，这十天内，本帅会做出判断，十天之后，自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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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又扯远了点，送七八百字吧。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7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十）
望着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士兵，云铮有些感叹。别看这些士兵在城楼上看似忙碌，其实杂乱无章，做事没有一点规律可言，怎么看都达不到井然有序这句话所说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云铮经常觉得，天下幸而有四大边镇，幸而有云家。否则当初北宋的下场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场。
大魏如果不谈边镇，其实与北宋太像了。
当后人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这个说话，从军事上来说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云铮自从开始学会站在全局看问题，就一直思索这些问题。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云铮觉得，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特别是云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而大魏则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直到现在发生内乱。
然后，便是变法。无论宋朝的变法，还是大魏的变法，都变出了大麻烦。宋朝的变法，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