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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无妨，实际想上位才是根本。当真为了国家命运，才跟你混啦？
有几个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么都不用变法了。
后来一一反水，有政治问题，也有王安石问题，没有及时给他们最想要的东东，更高的官职！
薛向南下，第一条变法开始，均输法。
它针对的就是开封。
这是这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后世的北京与上海结合体，一是权利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不仅担负着京城几百万百姓的供给，并且它还是这时代最大的中转枢纽。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各州县，比如杭州来的货物，到了京城脱手，但不是在京城卖，往往去了河北陕西辽国西夏。
因此相国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笔交易，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贯钱。所以樊楼那一顿几百贯几千贯的昂贵酒宴照样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楼，一到傍晚，楼楼客满。
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发行为，还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设立了一个发运司，将南方的柴米油盐运到京城，然后转销出去，或者库存，或者发放，并用多是民生用品。还有一处发运司，陕西三门白波发运司，这个主要调济陕西货物的，不常设。
然而这个发运司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职权很小，是执行机构，非是决策机构。说通俗一点，他们手中没有主动采办的权利，而是三司发下一道命令，上哪儿买什么，才能去购买。关健三司官员都在京城，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要命的是官员耻于言利，也不去做调查，凭空想像。
然后问题来了，这边没有货，但三司偏要发运司去购买，导致用高价买回来，那边有货，三司不让发运司购买，于是货烂掉了都无人过问。糟糕的是在后面，因为三司官员不喜欢做调查，凭想像去下命令，调来的货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没关系，反正东南角那么多库房呢，于是放在库房里积压、腐烂。那边京城里紧缺的货物，发运司却没有买回，导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这条改革就是权利转移与下放。
从三司手中将这个权利转移走，进一步架空三司，这个大采购与三司无关了，全部下放到了发运司手中。
让发运司派专人察看，京城那样缺，那样多，购买缺的那样，停购多的那样货物，那么运来的货物就不会产生积压与浪费。然后再派专人到各地察看，哪里出产，哪里不出产，朝廷就会以最低的价格将货物采办回来，并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稳了物价。
具体就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让开紧缺价高地区，在便宜地区购买所需物资，这叫徙贵就贱。如果多处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叫用近易远。
应当还不错的。
但为什么掀起了那么大风波。
汉武帝用兵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均输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为什么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过危机会迅速取缔了，不能长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这里面有一个大奥秘。
这时候也到了初秋，内藏库经济稍稍转好，赵顼七凑八凑，准备凑五百万贯，给薛向经营。
反对的人来了，先是司马光，说了一大通，但没有说到关节上。
他正等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他发力的时候……
上书的用意也不过是提醒大伙，王安石做事了，变法了，你们还不出手吗？
先是因为阿云案，侍御史刘琦与监察御史钱凯与王安石发生了冲突，司马光上书反对均输，于是两人立即附和，说薛向是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王安石气得不行，我还没有开始呢，你们就开始反对了，但人家是言臣，干的就是这个活计，王安石无奈。
然而机会有的是。
刘述兼判刑部，与刑部丁讽又将王安石的新律法推翻了。王安石这一回真的愤怒了，这个小阿云，就那么招你们恨吗？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仁慈心？
因此让开封判官王克臣追劾刘述之罪，刘琦与钱凯便大骂王安石与陈升之。
攻击两大宰相，好了，一起下吧。刘述知江州，贬琦、凯监处、衢酒税。
曾公亮怀疑判得太重，王安石说道：“蒋之奇亦降监。”
但钱凯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现在不敢再骂王安石了，于是将怒火发泄到另一个人身上。孙昌龄与王安石关系不错，钱凯即将外出之时，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孙昌龄骂道：“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
说着上马走了。
孙昌龄也没有长脑子，钱凯一激，于是上书说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
王安石气得无语，也将孙昌龄贬到蕲州做了通判。
一下子又弄走了五个大臣，能安静了吧。
然而王安石内部开始窝里反了，小苏上书道，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故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终是法术不正。
这里王安石终于出现失误。
实际可以坐下来慢慢交流的，只要将朝廷财政困难说出来，并且再说一下，它是临时之策，也许小苏会理解。
但王安石根本就没有与小苏沟通，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它成为临时之策，而是想成为长久之策。
所以小苏很失望，他的思想是以节流为主，就是节省支出，若是真正的开源，比如木棉司，他同样也会欢迎。
然而这条理由到了赵顼哪里，赵顼不认同。
什么法术不正，只要将财政充盈起来，管它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然后大苏又上书，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
苏东坡似乎在说蠢话，发运司将货物购买上来，当然要卖了，这一卖当然与商人争利了。
然而苏东坡后面的话没敢说出来。
这一争利就坏菜了。
王安石想法是不错，这是一个大问题，均输法似乎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关健发运司与三司弊到这种地步，京城如何保持繁华的？商人。
发运司与三司很笨拙，但商人不笨拙啊。然而现在国家开了一个特大的买办公司，这些商人怎么办？
商人就算了，关健这些商人的背后站着谁啊？就象朱欢与王巨的岳父等人背后是谁，高家，马上有了赵念奴，还有王巨。只是朱李他们那个钱赚得光彩，用得光彩。
但性质一样的，没有后台的商人早就淘汰了，就象后世的扫色一样，扫来扫去，舞照跳，马照跑，那么扫的是谁？没后台的人。真正有台后的人能扫得掉吗？
况且是宋朝这种落后的商业经济，能做这种长途生意的，若是没有后台，仅是路路商税，就整垮掉了。
所以新法一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反对了。当然，也不是所有大臣都沾了腥气，有的看到真相了，认为不能执行而反对，有的纯粹智慧不及，做了人家的枪头使唤。比如吕诲，因为不及司马光智慧，所以被司马光当了一辈子好枪头。也就是智者驭人，愚者被人驭。但智者遇到更智的人，同样也被人驭。同理，还有吕公著与范纯仁，同样被司马光驭了大半辈子……
不仅这些大臣，这一动，高家与曹家同样受到影响，他们在两个太后面前嘀咕，两个太后同样也急了。
因此苏东坡认为这条变法不可行。
不可行的变法，何必执行之，执行不了，反而让天下骚动，不如不执行了。当然大苏同样不那么光明，至少在去黄州之前，没那么光明……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出，大苏才开始升华。大江不出来，他也就那么一回事。
要命的是范二公子出来了，他现在担任着陕西转运副使，进京述职，赵顼便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赵顼愕然道：“卿之才，朕所倚信，为何皆言粗？”
毕竟范纯仁的德操那也是没话说的，甚至吃一块肉，都能让人感到惊奇。
范纯仁答道：“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了。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它日意外之患。”
实际意思就是很多不合格，但没关系，有那么一点做做样子就行了。不要什么城郭甲兵精良，粮储完备，那样边臣又想发起战争，对国家不好。
这个理儿……没法说了。
然后范纯仁又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人家玩得是高雅，这个反对得多含蓄啦。
所以王巨说吕韩范，范纯仁那怕他一生不吃肉，也不是范仲淹了，他同样是这个利益圈的享受者。只能说他稍稍理智一点，小苏是温和的变法派，范二公子是不过份的保守派。以保守为主，但不排斥做一些调节，也就是吕夷简碎步式的改革，务必求国家安静，那可能吗？特别是这时候的宋朝。
因此司马光统统打倒时，他又站出来反对了。
但司马光仍没有正式发力，他正等着。别急，后面还有，有的是发力的机会……
青苗法。
就在这种情况下，郑白渠竣工。
看着最后一道堰坝渐渐合拢，王巨无比后悔地想：我干嘛那么急，最好拖上一年哪。这时候进京岂不是最苦逼的！
第四〇三章私军（上）
王巨在磨洋工，钱明逸等不及了。
郑白渠他是分不到大功劳的，但总能沾一些腥气吧。比如前段时间王巨又开始卡嚓了，虽然朝堂因为王安石分散了注意力，甚至大家不弹劾王巨了，却有人来找他的麻烦，再次说他无能，不能御下。
郑白渠竣工，就能多少遮一点丑，一切为了修渠，我是在忍忍忍。
他骑着马来到堰坝前，看到王巨问：“为什么只有这点人？”
“人也不少了，就这一道堰坝。”
“不能再拖下去，再拖下去过了秋汛，这个水堰里就引不来水了。”
“那倒不会，到了九月半还有汛水呢，除非马上关中遇到严重旱情。”
“太慢了，早点将它修好吧。”
“钱公，你误会了，人手不算少，多了，浪费劳力。这边引水不急，但那边耕耘才是最重要的，下官将田地提前分了下去，及时翻播出来，多少能抢一些冬小麦。陕西粮食多紧张，你是知道的，比如去年泾原路。”
钱明逸无语。
这几年陕西都有旱情，治平三年有轻微的旱情，虽然不如司马光所说的那么重，确实使粮食生产受到了影响。治平四年边区又有霜旱之灾。去年要稍好一点，然而泾原路那边又出现了旱灾。然后蔡挺听从张载建议，将囤积的军粮及时发放下去，还从郑白渠调过去一批粮食。数量不多，但郑白渠还用交换的形式，向绥州提供了许多粮食。此外，今年施工的用粮，也是来自郑白渠。时至今天，郑白渠花费不过四百余万，如果不是这个粮食逐步自保，国家支出会增加一百万有余！
年年有旱情，只是旱情不严重。但万一遇到大旱之年呢？
这样讲，王巨提前根据情况将耕地分配下去，让百姓与军士及时耕耘播种是对的。
而且卡嚓的余威尚在，为了分田，前年与去年都吵得不可开交，只有今年反过来，比较安静与顺利。
钱明逸是不敢参与分田一事的，不过他也派人在关注着，似乎只有几家闹了下，确实是王巨派人暗查，没有查清楚，隐田较多，王巨分得又少，王巨经过确认后，再次做了调整，几家都安静了。
钱明逸听后长舒了一口气。
但王巨不仅是这条理由，他继续说道：“再者，渠工规模比我原来计划要大得多了，非是不能大，还能更大，但水流量有限，就这么多水，灌溉面积增加，那么所有灌溉区又再度缺水了，反而得不偿失。这是最后一个水堰，也是比较大的水堰，若是修成了，能灌溉一万多亩耕地。然而修到这份上，我不得不更小心了。钱公，你不来，我还准备骑马到下游去测量一下，看看水位如何。这个水位便是决定了引水渠的范围。若是水位紧张，引水渠必须缩短。然而如何观察，必须等到周边的耕地都开始耕耘灌溉，才能得到标准的测量数据。钱公，因此也不能急啊。”
反正钱明逸也不大懂，一番忽悠，钱明逸无话可说了。
“可以灌溉多少顷耕地？”
“准确地说是四万六百余顷左右，具体多少，就看这个水堰最后能灌溉多少顷耕地。”
“增加多少耕地？”
“这个真不大好说，但是钱公，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它们全部在国家田册上。”
不在田册上，如何能征税。
这才是问题所在，比如治平元年收入，钱是近三千七百万贯，绢帛是八百七十几万匹，粮是近两千七百万石，草是两千九百万束。但还有，金银铜铁锡石炭，以及其他种种，这才能构成宋朝完整的收入。但其中两税钱只不到五百万贯，绢帛三百七十几万贯，粮食一千八百万石。这是王巨所知道的。也就是两税收入不足三千万。当然那一年受了特大涝灾，不然会更多。
但正常年份，两税也不过四千多万。
落在七百万顷耕地上，这个压力会少得可怜，就是加上地方官吏的变相剥削，百姓也能吃得消。可落在两百万顷耕地上呢？
钱明逸让王巨忽悠走了。
但是侯可与杨蟠不易忽悠的。
杨蟠有些不满地说：“子安，是慢了。”
这时到了真正扫尾工程，确实没必要需要那么多劳力，然而眼下渠工上劳力未免少得过头。
并且杨蟠被王巨所逼，有很多事，也不得不亲力亲为，但他毕竟是五十出头的人，几年下来，有些吃不消了。因此比钱明逸更渴望早点结束。
侯可心态要稍好一点，不过这几年同样吃了很多苦，特别是身兼两职，说不累那是不可能的。
“杨勾使，我已写了奏章，递向朝廷，禀明九月九重阳节前全部竣工。正好这段时间等朝廷除书。你还有原职可复，侯知县本职就是知县，但我往哪里复？再说，这次大家都立了功劳，难道朝廷不升迁？最少是一个知州吧。”
王安石将那些人贬成各地知州，有些人觉得屈，但对于他们三人来说，那怕就是一个小州知州，也是好的。
“你这想法太市侩了。”杨蟠道。
“杨勾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夫子说的话。不仅是爱财，爱官也是如此，君子爱官，同样取之有道。我们是凭功绩政绩努力去升官的，这才是道。”
“别说了，什么东西到了你嘴中都变了味。”杨蟠终于让他逗乐了。
不过他眼中也有些希冀地看着东方的天际，当真不想升官哪？
侯可道：“我倒无所谓，就是拙荆天天念叼我那两个外甥。”
“程公不是得到朝廷重用了吗？”王巨装疯卖傻地问。
“颢儿是任命了官，颐儿还在教书呢……不过子安，这次进京城后，看在老夫面子上，照拂一下。”
这句话似乎有些奇怪，程颢名声远比王巨大多了，不要看大顺城之战，那是军功，在儒林中未必会有多少人认可。
而且程颢现在官职也比王巨要高。
不过程颢能年年得皇上召见吗？
在儒林中，大程名气很大了，但在官场上，王巨才是根红苗正的。所以侯可才说了这句话，也许不是他的话，而是他的妻子所说的话，托侯可嘴巴讲出来了。
“未来的事，谁好说呢，”王巨含糊地说。
但他在心中说，你那两个外甥，俺可不敢交往。
…………
“苗将军，王将军，姚将军，我将你们喊来是为了一件事。”
“子安请吩咐。”苗授道。
“你们看那些丘陵，”王巨手指着西北一片丘陵地带说道：“这一片丘陵都是土山，在它东面我建了一个水堰，并且开了一道引水渠到了这片丘陵，这块荒陵地带的耕地，我一直没有分配下去，一是地瘠，二是留下来有大用场的。你们可以找一些苜蓿与芦苇就近种下去，未来你们看，能不能置三四营保捷骑兵。”
保捷骑兵与蕃落骑兵非是禁骑兵，他们都是常驻兵种，因此首要前提就是有一种养马的地方。
“但哪里来的战马？”王君万道。
骑兵好处不用说了，可马从哪里来？
“前不久，我接到了一个消息，朝廷诏书缘边安抚使王韶招抚裕罗格勒。”
这道诏书是给王韶名份以及挡风避浪的。
实际整件事与朝廷无关，王韶得到了那个不知等级的机宜文字之职后，立即将目标对准了裕罗格勒，汉人名字叫俞龙珂，对准他有好几个原因，一是他的部族就在古渭城一带，离秦州近，而且超级大，嵬名山投降宋朝，部帐不过一万几千户，他的部帐是十二万户！号称青唐最大族帐。
其次此人宋朝情结很重，有招降的可能。
因此他孤身带着几名随从来到青唐，找到俞龙珂，汉唐很常见，比如班超，比如王玄策。但在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