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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潮对豪族们意气风发的说到。
这就是杨潮给的甜枣。
大明赋税制度；是从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制继承而来的，收税有两大根据，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人丁，纳税分为土地税（田赋），人口税（户税），所以叫两税法。
户税收取也是不同的，大明朝将户口分为上中下三等，很显然这些豪族大都是上等户，不过名册上他们可能是中户甚至下户，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有手段。
不过杨潮请来的这些一等一的豪族，显然无论如何都不能是下等中等了，因为那实在是太明显了，而他们每一家都是大家族，要缴纳的丁银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财。
因此这个甜枣还是很甜的，能让大家少缴纳至少一成的税银，加上免除了三饷，豪族们发现就算他们将隐匿的土地登记入册，缴纳的税赋也不比以前多。
但是这不是杨潮真正的目的，杨潮真正的目的还是给那些最穷的人肩负，不强求让所有人小康，但是你得让所有人都饿不死。
许多贫穷百姓，或许因为某一代祖先发达过，然后被定为上等户，就要开始承受沉重的税银，承受不住就逃走或者卖身大户为奴，然后子孙后代隐匿身份变成黑户。
大量的隐匿人口甚至比隐匿田亩还严重。因为田地总归是在哪里的，而人口是活的，完全能够藏起来。因此后世康熙摊丁入亩之后，大量人口浮现了出来。在经过长期战乱后，突然人口猛增一大半，比大明朝最鼎盛士气人口还多，被人认为是康熙盛世的体现。
现在苏州府在册人口两百多万，光是苏州城就将近一百万了，在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农村的时代，显然苏州府不可能这么点人，可以说苏州城中那些光靠给人打工为生的雇佣劳力。大多数都是黑户。
没人愿意变成黑户，这些大户人家宁可缴纳丁口银也会给自己的子弟上户口，因为没有户口就不能科举，只有穷的过不下去的百姓，才会宁可舍弃科举这个唯一让他们能够翻身的希望。
虽然大户人家自身不隐匿子弟，但是隐匿人口跟他们关系是最大的，绝大多数隐匿的人口都是大户人家的家丁、仆役和长工，如果免除了丁口税，这些隐匿的人口能够登基出来，苏州府的人口翻一倍都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减免人丁税最大的受益者是广大的穷人。
不过这个甜枣还不够。
“本督计划用三年时间。将江南粮赋降低一半！”
这才是大甜枣。
杨潮无意在土地上大肆搜刮，清丈土地不过是一种调整手段而已，是将穷人负担的税赋。转移一部分到豪族身上，其实在减免丁口税和三饷后，豪族纳税也没有多，因此杨潮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减免的那部分实惠放到最底层、人数最多、怨气最大的百姓身上。
“杨都督体恤百姓，吾等替百姓感谢都督。”
豪族们一听三年后他们能少缴纳一半税收，当即夸奖起了杨潮，但是眼神中充满狐疑，谁会相信官府不搜刮呢。
“以这次清丈的田亩鱼鳞册为计。明年的夏、秋两粮当即减三成。”
杨潮明确表态，明年就开始减。而今年的夏粮秋粮早就完税了，因此等同于直接减税。南直隶七百万担税粮，减少三分之一那可是两百多万担呢，少了这么大一块，杨潮可养不起那么多兵。
所以杨潮还需要这些豪族答应：“不过本督要征商税，相信各位绅民会积极配合的。”
很奇怪，这些豪族对于杨潮收商税的反应比加粮税低多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杨潮加征的商税可能会很高，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土地才是根本。
而豪绅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各家免税部分希望杨潮能够依法办事。
大明朝优厚士人，只要有功名，哪怕只是一个秀才，也会有两百亩的免税田地。
但是这些豪强家族哪一家不是几万亩甚至十万亩以上的田产，就算每个家族都有秀才，能免除的赋税数量也有限，两百亩的免税田，对于中小地主来说，或许还算一种优厚待遇，但是对于这些豪族来说，简直是不足挂齿，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免税的特权却很看重。
重视这种特权的程度超过了对商税的关注。
对这种想法杨潮很不理解，但是觉得也不是坏事，起码自己遇到的阻力会变小。
最有可能的理解是，这些豪族是为了面子，就好像后世那些有权势的人，宁可花费更高的价格去走关系，也不肯按照正规程序缴纳违章罚款，这彰显的是一种特权，象征的是高人一等的身份，也许这种东西才是豪族最看重的。
在苏州待了三天，跟各个士绅友好交流，气氛也算融洽，这样亲身交流，让豪族也算是有了面子，反弹才算平息下来。
在杨潮一手大棒，一手甜枣之下，苏州问题很快解决，接着松江府，松江府也有大量的秀才被抓，牵连到了绝大多数豪族，因此也相当配合，加上杨潮跟豪族亲切交谈，一个月时间也将松江的土地清丈出来，同样是翻了一倍的样子，从三万顷到六万顷，比朱元璋时代多了一万顷。
最富的松江清丈完后，杨潮就回到了南京，剩下的工作就交给黄凤府了，要求黄凤府在夏粮之前，必须将整个南直隶的土地全都清丈出来。
有一万名秀才被充军，杨潮知道，哪怕自己出面安抚，哪怕自己给豪族免税，这个梁子还是结下了，要让豪族真正跟自己一条心，只有让他们发现跟着杨潮能够取得更大的利益，这只能等几年后他们发现缴纳的税少了，发现取得收益大了，才会慢慢改观，短时间内也只是安抚住而已，并不可能让他们跟杨潮一条心。
但是杨潮现在就是求稳，他缺少的就是时间，杨潮有信心用十年时间，将清廷这个落后政权轰杀至渣。
秀才们在军营中很不听话，他们比招募的平民百姓更不服管教，原因不在于他们更能挨板子，同样的板子打在他们身上，可能会出血，打打在一户农家子弟身上，可能都不会肿。
问题是出在心理上，他们从心里看不起这些教官，这些贫苦出身的教官，十个里有九个大字不识，凭什么教他们？开玩笑打仗就靠这种走走停停？靠这种转来转去？
不得不说读书多的人脑子就是复杂，杨潮当年教王璞他们的时候，他们可没考虑过每天走来走去跟打仗有什么关系，而这些秀才们对此十分不屑，不就是打仗吗，他们那个人没读过几本兵书，打仗靠的是谋略！
打仗靠的真是谋略吗？
还真不是，战争是血气与勇武的拼杀，谋略只是为搏杀取得优势的辅助手段而已，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厮杀，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只是这群缺乏勇气的读书人，把智慧抬的抬高了。
他们有智慧，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所以自然宣扬智慧的重要性，就好比工人总是强调劳力重要，而资本家则强调资金重要意义，其实都很重要，只是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将自己的优势放大，而贬低别人的优势，借以取得上风地位。
知识分子和贫苦阶层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强调知识的重要，农民则肯定得说劳动力的价值，不幸的是，中国绝大多数时代，话语权在书生手里掌握着，所以整个社会都被洗脑，都接受了智慧第一的说法。
看看三国演义，其中讲谋略的段落，远超讲拼杀的段落。
长期以往形成这样一种文化，那就是投机取巧，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拼搏，而希望借助一点点诡计以小博大，比如玩个草船借箭了，比如来个火烧连营了等等。
杨潮虽然不鄙视谋略，但是太过于强调谋略，就成了一种投机心理，这是要不得的。
但是此时杨潮没必要给秀才们讲道理，就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刀枪剑雨中培养血性去吧。
如同统治阶层没有血性，整个国家就会表现的懦弱，这个道理毋庸置疑。
这些秀才将来才是国家真正的统治阶层，杨潮不希望他们太过弱懦，在将他们提拔到国家的管理者官员的位置之上前，杨潮需要锤炼出他们的勇武精神。
当然送秀才上战场，会有很大的牺牲，可能其中一半人都得牺牲，但是这是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缺失了上千年的勇气，要短时间内培养出来，不付出血的代价，是不可能的。
杨潮也很舍不得这些大明教育体系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战死在沙场上，但把他们唯唯诺诺的送上管理国家的位置，是对整个国家不负责。
而且换句话说，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在保家卫国上，人人有责，不分文盲还是秀才。（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九节想借我的刀
相比秀才们的不理解，其实杨潮手下的教官也十分不理解。
“秀才能打仗吗？”
无数人私下抱怨过。
能，只要是个人，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这点毋庸置疑。
杨潮以前招募的书生，无论是从新江口的难民中招募，还是从北方难民中招募的书生，他们上了战场，在军法的约束下，也能跟普通士兵一样冲锋陷阵，拿起刀子也能杀人。
而且当这些书生发现，他们可以跟别人一样拿刀杀人的时候，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原来他们跟普通人都一样，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是给懦弱找的借口罢了。
所以如果不是档案上有记录，但从外观上已经分不出书生和士兵的区别了，那些书生操刀子杀过人之后，也跟其他士兵一样，整天大声骂娘、打架、勾搭姑娘，也许他们觉得，这样活着更实实在在，从带有光环的读书人，重新蜕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
现在这群打掉了傲娇心理的书生，已经成了杨潮军中的精英人物，他们比文盲士兵更容易得到提拔，只要是上过阵，冲锋过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军官，运气更好一些的，比如负过伤的，还会提拔到中层军官身边做一个副手，帮这些军官处理文书，同时积累指挥经验。
现在这批书生的样子，就是将来这批秀才的样子，杨潮对此深信不疑。
至于教官教起来费劲，杨潮告诉他们一个字打，狠狠的打，用棍棒驯服这些不听话的小猫咪，都是惯出来的毛病。杨潮可不是他们的亲爹，军队也不是他们的豪宅。
棍棒是最好的老师，挨过一个月打之后。或许心里可能不服，但是已经没有人口出狂言。更没有人当面质疑了，他们终于学会了服从。
不得不说这些秀才的聪明劲还是有的，知道服从之后学习能力比普通士兵确实强一些，列队、站军姿、左右转向他们掌握的更快，很少有人有分不清左右而挨打的。
唯独是刺杀技术上，比不上那些贫民士兵，这跟他们的肌肉长期得不到锻炼，活跃程度太低有关。让一个习惯了拿锄头耕地，拿斧头劈柴的穷孩子拿起长枪刺杀，先让比让一个只知道握笔杆子，抱女人的秀才更容易一些。
足足联系了两个月后，秀才们才合格的掌握了刺杀技巧，能够达到普通士兵联系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水平了，他们也终于走出了新兵营，开始进入正式军队中。
这时候秀才们已经完全任命了，尽管心情低落，意志消沉。但都老老实实的，没有人试图逃跑，试图逃跑的人都被抓回来当众砍头了。血淋林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真的只是一个大兵头，真的是要上战场拼命的。
将这批秀才送入徐州、宿州等地的前线后，已经到了第二年的三月，隆武元年的三月（本书中隆武元年既西元1646年）。
整个大明国土上依然处处烽烟。
北方的满清势力，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豪格出山了。
杨潮收到从海路传来的密报时，还觉得十分怪异，感觉多尔衮不该斗不过豪格啊。
难道是自己斩杀了多铎。等于断掉了多尔衮一根臂膀，让他压制不住豪格势力了？
八旗在初建的时候。确实如同八个部落一般，各自为政。无论是生活，还是出兵，都是以旗为单位。
当时努尔哈赤政权刚建，能够众志成城也不怕分裂，可是时间一长还是会有各种利益争斗，就是兄弟间还常打架呢，更何况这种部落性质的组织。
不过努尔哈赤本钱雄厚，不提掌握八旗的都是他的兄弟，紧紧是儿子他就又一大堆，最出色的皇太极是老八，他的儿子一人主掌一旗也够了。
到了皇太极手里就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八旗因为劫掠事业发展的更大了，勾心斗角更厉害了，而权力也更复杂了，八旗中的各大头领不再是皇太极的亲兄弟，还有堂兄弟和叔伯，这样就难以一条心了。
所以皇太极采取了削藩集权的做法，尽一切力量加固皇帝力量，削弱旗主的权力。
可惜他没有完成集权就死了，但是已经做到了一半，在皇太极后期，八旗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在按照完全各旗独自行动，每次出兵基本上都是一起行动，从各旗抽调兵力。
八旗组织开始向着纯粹的生活组织蜕变，成为一个给军事组织提供人丁的集团。
到了多尔衮这里，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杨潮多次遇到八旗兵，都是各旗都有，带兵的也都不再是某个旗主，而是最能打的将领。
但是处在蜕变中的八旗组织还是很复杂的，旗主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所以多尔衮依然得看这些旗主的脸色，没有这些旗主的支持，他就控制不住朝堂。
当他地位稳固的时候，他可以将军权交给两个弟弟，可是一个弟弟战死后，就断了一条胳膊，自然有政敌不希望他独掌兵权，就要推出豪格来分权。
杨潮以为正是这样才启用豪格的，认为是多尔衮顶不住其他权贵的压力做出的妥协。
可是当打听到豪格带兵去往陕西剿灭因阿济格走后兵力空虚，而趁机起义的明军后，多尔衮在北方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
比如圈地。
八旗入关之后不久，各旗权贵就留恋东北的庄园，希望抢光了北京城就离开。
那时候多尔衮一方面以皇太极希望定都北京的遗愿约束他们，一面开始允许各个权贵在北京附近圈占土地，名义上是瓜分大明皇室的皇庄，可实际上圈地一开，根本就控制不住，各个旗主、王爷、贝勒，和有功之臣跑马圈地，哪里管什么官田民田呢。
结果远远超出了皇庄的范围。
可是多尔衮也不敢冒着得罪所有权贵的危险，让那些奴隶主把吃到嘴里的土地交出来。
至于被圈占的民田原来的主人，多尔衮仁慈的以我大清的名义允许这些人投充到各个旗庄中在他们原本的土地上给新主子耕作，仁慈的允许这些人成为满清贵族的包衣，给他们一口饭吃。
这是入关后的第一次圈地。
应该说多尔衮是看到这种害处的，被抢走了土地的地主、农民，在北京附近造反了长达半年时间，所以后来多尔衮就再也没有允许过新的圈地。
可是没想到，这次豪格出山，并且去了陕西后，多尔衮再次开始允许圈地，而且圈地的范围更大，圈地的权贵更多，过去还只是允许旗主、王爷和贝勒以及有功之臣圈地，这次干脆各旗甲喇额真以上的旗人都有权利圈占土地。
过去圈地范围还仅仅集中在北京周边几个有皇庄的县，这次直接推广到了整个北直隶，气势汹汹的圈地运动夺走了整个北直隶的农民土地，可是帮助多尔衮拉拢到了整个八旗的中层人物。
看到多尔衮的手段后，杨潮也不由得心里发寒，即是为那些北直隶百姓感到哀叹，也为豪格势力感到叹息。
豪格的军事行动倒是进行的很顺利，在陕西很快就镇压了躲在深山中几个大明忠臣起义，接着马不停蹄的往南，开始进攻四川，并且川、楚交界处，直接射杀了张献忠。
豪格立下的功劳可谓是无人能敌了，阿济格和多铎打的胜仗不少，可是他们没能击毙李自成，但是豪格击毙了张献忠。
只是豪格不知道的，军事行动的胜利，已经不是真的胜利了，趁着他离开的实际，多尔衮已经重新将八旗实力分化瓦解，就算是还有一帮皇太极的老臣支持他，八旗中的后进力量，已经将豪格抛弃了。
而且就算是这单纯的军事胜利，多尔衮也不愿意豪格抢到太多，在豪格大败了张献忠，把张献忠余部赶到了贵州去之后，本来请命要攻打临近的湖南，可是多尔衮却让他来江西，借口很合理，那就是明军在打江西。
去年就定下的三路四方合围江西的作战计划，年前就开始实施，杨潮派吕末负责指挥，从徽州府进入浮梁县，开始攻击饶州的八旗清军。
虽然没有顺利打下饶州，可是却死死的拖住了饶州和南昌的三万八旗兵力。
可是浙兵和福建明军进展却十分不顺。
浙兵还好说，攻击地区有限，虽然没能取得战果，但是也顶住了王体中部将王得仁的反扑，守住了仙霞关。
但是福建的郑家军就太可耻了，十万海面上的好汉进攻广信、抚州，结果被金声桓打的狼狈逃窜，一路打回了福建，最可耻的是福建跟广东的军队联合攻打赣州结果被守在这里的高进库不但杀回了广东，还让人趁机攻入广东境内，将南雄、韶关全都攻了下来，要不是清军兵力有限，恐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