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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波最初的交往，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让他的作品和国内读者见面而周旋。1992年，我的妻子邢小群到北大进修，人到中年，住集体宿舍很不习惯，经常失眠，李银河当时在北大教书，于是把自己的房子借给她住，解除了她的困扰。这样，她也认识了王小波，并得知他们夫妇合写了一本研究同性恋的专著《他们的世界》，已经在香港出版繁体字本，但在内地出版简体字本很不顺利。我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蒋泽新、尔雅书店的靳小文说起此事，他们都很感兴趣，促成了它的出版。由此开始和小波通信。后来到北京见了面，才知道他不只是一本书出版受阻。他送给我们一本小说集《王二风流史》，也是香港出版，其中第一篇《黄金时代》在台湾已经得了《联合报》文学大奖，但却无法与国内读者见面。我把书拿回家，一口气读完了，立马禁不住拍案叫绝。我在80年代也曾热心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几乎所有风云一时的小说新作都读过，但像《黄金时代》这样既有先锋性，又有可读性；既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掩卷长思的杰作，还真不多见。现今文坛上有太多的滑稽，太多的插科打诨，缺少的是真正的幽默和讽刺。而王小波的小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少的。
小波也为无法让国内的读者有所了解而苦恼。作为朋友，我帮不上别的忙，但总觉得，把他的小说推荐给国内的文学刊物发一发，不该是难事。
我先给了山西省作协主办的《黄河》。主编周山湖是我的朋友。周山湖也有过知青的经历，他虽然是老五届大学生，却曾跑到杜家山上和蔡立坚一起插队。他看了《黄金时代》，一下子就掂出它的分量。他由衷地喜欢，实在想发表，但面对其中独具一格的性描写又发了愁。不久前，他们刊物刚刚遇到过麻烦。掂量再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但他心有未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希望他能拿到后台更硬的刊物上去发表。我又把《王二风流史》给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赵雪芹、赵秋杨，他们很想出，但总编通不过。后来他们出了小波的一本随笔《思维的乐趣》，这是后话。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2）
当时，我还托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妹妹丁宁，向《十月》推荐。那里的回答也是一样，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我再托上海的朋友李劫向《收获》推荐，他当时答应得很痛快，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反正再无下文。
当时，妻子在北大中文系投师于谢冕教授，做访问学者。他们那里每一两周举行一次专题讨论。我向她建议，能不能将王小波在香港出的书送一本书给谢老师，请他安排一次专题讨论，让中国文学界认识一下王小波。王小波送了书，谢老师也说写得不错，但专题讨论却没有能够安排。是顾不上？是有什么困难？是与他的弟子们热衷的“后现代”差距过大？还是小波尚无名气，不够充当讨论对象的资格？十几年前，谢冕先生率先支持朦胧诗，表现了一种卓越的民间眼光；可惜在王小波的小说上，这种民间的眼光没有能够再次闪亮，他也错过了再一次充当伯乐的机会。
与此同时，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也在为发表小波的小说，在一个又一个编辑部之间徒劳无功地奔走游说。我知道，他们的热心之举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动机，实在是觉得不该不让国内的读者来分享我们这份阅读的愉快，不该不让过于浮躁的当代文坛感觉一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失败了。眼见着许多二三流的选手被啦啦队摇旗呐喊、大声喝彩，而超一流的选手却被拒于赛场之外，我除了苦笑，还能有什么反应？大陆作家描写大陆故事的小说，却只能在台湾岛上流传，这是王小波的不幸，还是大陆文坛的不幸？王小波并不是一个好出风头和善于交际的人，他很内向，从来没有介入文坛上这一群那一伙的，在中国文学界，他可以说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小波的去世带给知识界的冲击，你说并不意外，这一点我有同感。4月26日最后为小波送行，我也去了，从那些悲痛的送行者中，我感到了一种东西。我一时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但在每一个为小波送行者的眼神里，我能感到不仅仅是对像小波这样独具创造力的作家的惋惜，更是对他自由理想的一种敬意。
小波的意义，小说家只是一个方面，自由思想家是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两三年小波的随笔在国内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用一种极其机智、极其独特的方式在张扬着科学、理性、独立、自由、宽容的理念。在许多应该有人发出声音但却听不到声音的重要问题上，小波发出的是空谷足音。他参与电影的创作，更是十足的民间方式。他知道这部影片很难与国内的观众见面，但他还是为之倾注了心血和才华，并因此而填补了中国编剧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空白。知识界对一位放弃单位的自由撰稿人的关注所蕴含的评价尺度，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观念变化。
谢：任何一个社会，在主流之外都有非主流，在庙堂之外都有民间。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后人总是发现民间的东西比庙堂的东西价值更高，总是发现异端中包含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光芒。这其实是一条很简单的道理。但文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过去我们往往排斥民间，至今对民间仍然忽视。这当然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从小波去世后知识界所产生的震动看，我以为现在的知识界实际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标准。对于大多数成员是在封闭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年，无论是赵一凡的死，周眉英的死；还是吴方、戴厚英、甘少诚等人的死，正是由于他们生前所选择的疏离主流的生存状态，才对知识界发生了影响。民间立场的确立，对有些人来说是不得已的，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主动的，王小波的选择中，人们更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主动和自觉性。当然，小波敢于辞职，与他的经济能力有一定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像小波这样留过洋，而且比小波更有经济实力的人，却没有小波这种追求自由心灵的强烈愿望，没有这种选择民间立场的自觉性，在这一点上，小波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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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3）
二、主流之外的作家
丁：那天为小波送别时，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在送行者中，有编辑、记者；有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有电影导演；有王小波的同学和朋友，却没有看到几个小说家。小波首先把自己看做一个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创作才华到死也没有被当代文学的主流所认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中，我除了看到刘心武发表了一篇诚恳的悼念文章，其他大腕们似乎无动于衷。主流文学界的这种冷漠，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明了小波的价值所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无论老作家还是青年作家，对于自觉疏离于主流之外的自由作家，往往不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这种毛病，绝不仅仅是文人相轻所能概括的。
王小波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流的河床里流出来的。他的《黄金时代》，是在留学期间开笔的。最先是在海外发表，在台湾得到了好评。他写的是知青生活，在所有写知青生活的作品中，王小波是最有深度而又写得最好看的。不但和当时煽情的知青文学大不一样，而且和当时晦涩的先锋小说大不一样。古人说“文起八代之衰”，王小波则是“文起当代之衰”。起于一代作家江郎才尽之际。他在谈到王道乾和查良铮两位翻译家时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秩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家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他自己正好不幸地处在这种秩序中。他是以学者身份写小说的。王蒙曾呼吁过作家要学者化，许多人都认同。但当一位文理双修、中英文都好、治学和创作都堪称一流的真正学者型作家出现时，人们又视而不见了。
谢：对王小波小说的评价，实际反映出国内主流文学评论界对民间的漠视。1994年，华夏出版社一位有眼光的编辑赵洁平女士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在国内出版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但主流文学评论界对他很少关注。国内真正对王小波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人，多数取的还是民间立场，比如艾晓明、李公明和你。艾晓明研究和评论王小波的作品，有的是面对海外的版本，有的是面对手稿。面对手稿的评论家，才是真正独立的评论家。因为这样的评论文字，既不能换取红包，也不能换取职称，甚至可能根本见不了天日。
丁：我对此深有感触。我最初读《王二风流史》还在山西，当时我和山西的文学评论家陈坪讨论过一次，并整理成一篇对话体的评论，但这篇评论转了多处刊物，不但没有登出来，而且连原稿也不知何处去了。到王小波去世，据我所知，国内发表出来的评论王小波小说的文章也只有很少几篇。我就不理解，有些评论家硬要从那些晦涩的小说中阐释出莫名其妙的美义来，而对这种又好读、又深刻、又有创意的小说却避而不谈，不知是一种什么心理。当代的热门作家，大多数对王小波的出现也是很漠视的。这几年许多作家与港台海外的联系很多，王小波在台湾这么受欢迎，他们不会不知道。真正发现王小波价值的不是文学界，而是搞电影、搞哲学、搞社会学、搞文化的学者们、导演们。对于主流文学界的这种姿态，我只能作出这样的猜想：面对王小波横空出世，他们要不然就是睡着了，要不然就是懵了。
三、王小波与王朔
谢：我还想把王小波与前两年大红大紫的王朔作一点比较。
从语言的表层看，王小波的小说和王朔的小说都有幽默、讽刺等特点，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虽然他们都是自由撰稿人，但王朔成为自由撰稿人，好像不是主动放弃单位的。而王小波却是很自觉的。从美国回来以后，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用世俗的眼光看也很体面，但他主动放弃了。这种选择也许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选择中所体现的叛逆性格和理想精神却是值得珍视的。王朔和王小波同样讽刺知识分子，但所取的态度很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知识界认同王小波，而对王朔却持批评态度的原因。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挖苦、调侃比王朔要厉害得多，但王小波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哀其恐惧，怒其昏庸。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应当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就必须具备一种叛逆的性格。王小波对专制、对一切反文明的东西，绝不留情。而王朔在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常常抱一种只嘲讽知识分子，而回避专制的取巧态度。王小波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来考虑问题，他在那些充满智慧和幽默的小说、随笔中，对专制的批判是很无情的。而王朔则越来越顺应现实，用王蒙的话说，他是躲避崇高。实际不只是躲避崇高，而是不想面对惨烈的人生。通俗点儿说，王朔是个“乖孩子”，而王小波是个“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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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4）
丁：我还没有认真比较过他们二位。从直觉上讲，我觉得王朔倒不是“乖孩子”，也是“坏孩子”。但他的“坏”缺少一种明确的建设性。而王小波要建设什么是很清楚的。他对于什么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的好东西是很明确的。他不是要消解一切价值。他要粉碎的只是专制、愚昧、虚伪等等腐朽的价值取向，同时，以科学、理性、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建设新的文化。他与王朔的差异可能在这里。
四、王小波的意义
谢：小波的影响恐怕是长久的。这几年我们说陈寅恪也好，吴宓也好，顾准也好，他们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每个人的思想都曾经历过不同的变化，但就其整个知识背景而言，他们毕竟与我们不是一代人。而像王小波这样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我们却很近。他辞世的时候还不足45岁。他的去世，提醒新一代知识分子，我们不但承担着历史的责任，我们自己也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写好自己的历史，不要给后人留下空白。
前几天看到清华大学秦晖的一篇文章，是说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我觉得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就是上次我和你一块去他家为《黄河》组那篇《寻找无双》的稿子。看他的举止，感到他是一个外表散漫单纯，而内心特别丰富的人。再回头读他写的东西，发现当代作家中真正拥有他那样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真不多。
丁：小波是1988年回来的，当时情况还不错，他也想让国内文学界承认自己，他也是普通人嘛。《黄金时代》出版以后，北京作协有一次开会请了他。他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就不想再参加了，因为他觉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没什么意思。
谢：这一两年，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死，让我产生这么多的联想。你说王小波是中国第一个英年早逝的自由撰稿人，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但小波在的时候，我们读他的随笔，他的小说，对他的未来抱以很大的希望，总相信他还会写出更多的好东西来。他的突然早逝，让我为之一震。他的角色，没人能够替代。知识界对小波的惋惜和怀念，也是一种警觉，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做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历史的发展有时很奇怪，一个人的偶然去世，也许会唤醒人们早已麻木了的神经。王东成说得好，上帝为什么对中国如此不公平，我们缺什么就要拿走什么。在小波45岁生日那天，参加花城出版社为小波举行的《时代三部曲》讨论会，不知不觉中，我突然感觉到，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美好的心灵在始终伴随着我们。小波说到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觉得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他的理想就是人们应该自由地生活在宽松的环境里，而这是人类能做到的。
1997年5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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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1）
李银河整理
1994年9月28日上午9∶30，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二楼会议室召开。与会者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报社记者近20人，会议由华夏出版社编辑（《黄金时代》一书责编）赵洁平主持，副总编辑林建初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要：
第一部分：主题发言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与当前流行的作品决然不同，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了新的意味。
谈三点印象式的观感：
1、反讽的方式：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王二，就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可能是“垮掉”派，不能算是好孩子。但他追求个人自由和反媚俗的行为方式，却反射出了时代本身的荒谬；这样就使“垮”与“坏”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另外，作品里对“性”的描写，又构成了对渗透意识形态的爱情的一种反讽，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2、喜剧的心态：这本书在看取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超脱，随意，嘲讽的意味处处显现，具有一种玩历史于股掌之上的倾向，这种意识比正剧意识和悲剧意识更为独特，也更为重要。
3、放达的语言：作品的语言与作品的内蕴相得益彰，机警而内含诙谐，粗俗而富于理趣，自由放达中充满了感觉的灵动与理性的聪颖，可读而又可思，从而使语言本身构成了一种表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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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人民文学》）：
这本书很有意思。记得1989年我就看过书稿，当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当时能发表，对整个文学界都会起很大作用。
王小波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我也当过知青，但在我看来，所有写知青的书都很假，像梁晓声的小说就是这样。王小波写的知青生活是真实的。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新体验”和“新感觉”，王的小说就是这类理论的现实表现。
王小波的小说在表面层次很好读。他贴近自己的感受，不故作高深状，也不故作平庸状，是很本色的。建国以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总是被意识形态牵着走，作家不写自己的感觉，不愿面对自己的感觉，怕人说自己没有深度。
蒋原伦（《文艺报》）：
这部小说在台湾得奖，我觉得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