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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作者观照这一革命时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尽兴想象，以一个欢天喜地投入军事游戏的顽童的视角，重写“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及荒诞变态的性与青春。历史被儿童当做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当做玩偶——小孩的感觉传达了作家对革命的隐喻。
时间，实际上不只是一种被处理的题材，它是一个潜在的主题。王小波往往用时间的称谓作为小说标题，这个时间是烙有中国人当代集体记忆的特殊时间。在某个时间，知识分子只好用印度师兄做法术害他来解释他的挨揍；在某个时间，得像吃忆苦饭或思甜饭一样性交；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强奸犯，女人像忍受严刑考验一样自愿被强奸。施虐与受虐、被压抑的潜意识与性变态，这些在弗洛伊德那里受到分析的范型，被王小波施之于中国的时空之中，揭示出现代中国人种种古怪荒谬的文化心理。这是历史的霍乱时期，它“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
三、语言颠覆
王小波的叙述风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贯的幽默传统，但仍然是一种变体，不似前辈作家通常难以克制的悲痛激愤，也不混同于当前由北京风行于各地的就事论事的调侃。王小波的语言以戏谑的比喻加上反讽的思辨为特征，对人们习惯的优美抒情与认真说理传统它是一种悖离，是喜剧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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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3）
“龟头血肿”的故事把众人引以为耻、讳之不及的“龟头”直呼出来，并对这个粗鄙、别扭的词语联结详加描述，揭示其荒谬性。荒谬在于，众人虚伪的羞耻心掩饰着带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恶，这是要体面的知识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奋起自卫、一论再论“龟头血肿”、贺老先生纵身跳了楼。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凉之分，但究其实质，于普遍的、无理性的羞耻文化与心理是一个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时代的痔疮”、“地主老财的屎橛子”，都把属于人体隐私部位，历来文学作品一带而过或多以隐语暗示的东西拿出来示众。由此，革命时代最荒唐无稽的现象显露无遗。也正是这样，原欲的真正意义令人动容：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贺老先生脑浆子洒了一地，那杆大枪又粗又长，“这说明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没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写了性、包括性爱姿势与器官，这些描写兼具写生的细致和想象的谐趣。它新鲜、独特，通常超越了写实层面，成为人物处境的隐喻。例如：王二在×海鹰床上半跪半坐：“这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纸花，或者崩开了的松球——从一个底子（王二的屁股）里，放射出各种东西。他的上身，他的折叠过的腿，他的阴毛和###（它们是黑黑的一窝），每一件东西都坚挺不衰。”还有苟欢之后两个人斗鸡式的坐姿：“这时候她的乳房在我们俩中间堆积起来，分不清是谁长的了。那东西有点像北京过去城门上的门钉。”比喻选择的是日常性形象，但从来没有人可以顺手拈来形容性事。在前一个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折纸花一样被迫扭曲的精神状态，剩下的肉身的坚挺显示了欲望的非理性。而关于两人对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显出了这对男女的貌合神离。
王小波用“屎”这个词汇的次数之多亦属少见，连带的还有各类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语、俗语、歇后语及秽语（包括英文）。他让这些通常被视为垃圾的词汇频繁出现，发掘出其非常的表现力。这些词语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许重要内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粪的故事就可以体会了。人们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来如此之多的与屁味、萝卜嗝味和屎联系在一起，圣与俗的界线被颠覆了。
《我的阴阳两界》表面上是带有猎奇色彩的故事，以阳痿病人作叙事者，仿佛要挑逗读者的窥淫心理。但实际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爱情，不过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个现代智者与情人戏仿世俗的传奇。病人与医生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间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种种误解和冲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态与正常态的界线游移混淆、粗鄙与高雅亦互为表里，需要复杂一点的言说了。
被称作“黄金时代”或“革命时期”的阶段正在一步步变成历史，它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这个时候，王小波写出了他的上述小说，把那个时代放在人类理智共同标准的天平上来掂量，掂出其全部无意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荒谬逻辑。他以中国作家一贯欠缺的喜剧精神书写革命时代，这实在有助于我们重建一种健全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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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典型的大陆文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首先在香港出版。《黄金时代》由三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个人，很难有个人意志和尊严可言。指鹿为马，鹿就是马。人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点儿都不具有解虞之处。但作者却将这种恐怖化作一种荒谬。他对身外的现实采取了一种全盘承认的态度。既然不能改变，不如依法炮制。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小说主人公王二看，只有两个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无姿色，没了当破鞋的本钱；2、干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王二赞成第二种，总之清白不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性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这就摆脱了文人的传统悲剧模式，摆脱了理想和幻想的纠缠。这里不妨与张贤亮的小说做一对比。《绿化树》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灭，于是才有结尾踩上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爱情还抱有幻想，于是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感情的历程”。在《黄金时代》中，这两层理想和幻想都没有，于是小说便形成了一种嘲讽和戏谑的风格。
荒谬的年代培养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回忆道：“我记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这与加缪的《局外人》有同有异。同样是对荒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一种高度的冷漠，连母亲死了都无动于衷，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王二们则不同，他们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们没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面对荒谬的处境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无能为力，如同阉牛，只有被阉的份儿。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面对绝对的荒谬，较真儿只能是自取灭亡。置身于绝对荒谬的大游戏中，千万认真不得。既是游戏，就不能破坏游戏的规则。王二的处世态度是：“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我对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陈清扬对清查、批斗采取的就是一种配合的态度。让王二写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他故意写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热衷于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们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王二说：“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对于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人的欲望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性欲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强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高临下，如同动物园里看猴子。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精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精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物心理的体察上入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出乎其外。这种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
中国的现代派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某些先锋派小说，阅读起来十分艰涩。而《黄金时代》不然，处处给人以阅读的快感。想寻找作品内在含义的读者自可寻找；但作品的价值首先来自阅读本身。阅读本身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给人以全新的感受，简直不需要再去追寻它的内在含义。作者用一种幽默的光辉烛亮了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阴影中超拔出来，感到一种解放的愉悦。作者有意让读者感觉，这不是历史之“真”，而是历史的变形。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如果我对你说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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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2）
这种叙事方法并非史无前例。但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性的主题，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写得很透彻，又不失高格的美学趣味。以前，写实主义小说面对性几乎无法回避一种两难抉择：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彻，追求透彻又不免失去高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但它那种抒情诗式的笔法，并非唯一的恰当选择。现代人的性感受并不是只有抒情诗的美妙，同时也有痛苦、困惑和焦虑。《黄金时代》的尝试扩大了以往的视野。它的基调是反讽的、调侃的。但某些细节又不失动人的温情。比如，写交代材料，王二怎么也过不了关。因为看材料的专案人员怀着一种无止境的窥淫心理，根本不可能满足。但陈清扬却一下子就过了关。为什么？因为她将一个女人最真实、最美好、最微妙的性感受写进了交代材料，让那帮专案人员一下子感到羞愧难言。这是《黄金时代》中最精彩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荒芜之中，自然的人性具有怎样的威力！
这还引起了一个超越羞耻心的话题。中国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被笼罩在羞耻心文化的阴影里。《红楼梦》里性描写很含蓄，淫丧天香楼等场面作家写了又删了；《金瓶梅》里性描写很放肆，但写一段就要配一段谴责或说教。这都是羞耻心文化的不同表现。按文字的本意，羞和耻本来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长期的社会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赋予这些与性活动相关的部位以负面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超越这种观念的桎梏。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伦斯是一种方式，他认为性就是美，他在小说中给性活动以至善至美的描绘。《黄金时代》不同，它肆意嘲讽对性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对性作游戏的处理，不是将性美化、神圣化，而是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名时，口气随意而平淡。让读者阅读时也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在作家看来，围绕性兴师动众本身就是可笑的。性关系只是当事人的私事，用不着别人去干涉。干涉本身就让人发笑。只有人们对性的态度坦然了，不再大惊小怪了，人们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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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1）
听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由华夏出版社推出，不胜欣慰。一位大陆作家写的一部纯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在海外获奖，在海外引起关注，而大陆读者几乎毫不知情，这委实让人气馁。究其原因，据称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写到性”。我们且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虽然在文学中过分写性有媚俗之嫌，但是笔者决定不加改动。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又何须掩饰？虽然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活过来，还要这样一步步活下去。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了。”作者写性，是在写生活、写生命，无须回避。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媚俗，不在于它是否写到性，而在于它所写到的性在全书结构中是否必要。滥用之笔方可称为“过分”。再者，媚俗者写性必然会写得浮浪虚假，关键则在于他们把性制作为某种消费品，而没有把性理解为生活本身，或者说，他们从根本上就缺乏对生活的理解。好作家笔下的性总是会引发对生活的观照与思考，每每令人正襟危坐。当然，有批评家早就指出过，对于那些见到圣母像都要起淫欲的人，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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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黄金时代》，香港版，出版商竟易其名为《王二风流史》，且收入“风月系列”。据我所知，这使得王小波颇为恼火，所以这回在大陆出版，他坚持把书名改回来，宁可冒不畅销的风险。我曾戏言，《红楼梦》原先也曾名为《风月宝鉴》，港台的出版商抑或大有深意？难得的是台湾人毕竟能认识到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书中第一辑曾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小说奖”之中的中篇小说奖就证明了这一点。易名为《王二风流史》也并非完全不切题，书中主角叫王二，的确有好几档子男女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难称风流，倒得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神韵。因此，《王二风流史》一名过于外在，未解其中之味。但要港台商人解得此味未免要求太高，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黄金时代”。
全书由3个中篇辑成，但由于人物与情节不乏连贯性，一气读来倒也仿佛读了一个长篇。从王二的半世人生中截取了3个时段作为视点，于是有了《黄金时代》（20岁），《三十而立》（30岁），《似水流年》（40岁）3篇，而其生途际遇却在其中交错蔓延。20岁的青春活力无所收束（缺乏凝聚点？），金灿灿地抛洒在穷乡僻壤（插队在云南）。性爱是自然的节奏，挨斗挨批是社会的旋律，二者协奏成曲，怪诞中被嘲弄的是某些观念，被显现的则是不可遏制的生命。30岁时生活居然又重入“正轨”回城入学且做了大学教师。无奈已然“偏离的原子”（取伊壁鸠鲁之意——本文笔者）梦魂难归，时时刻刻只感到“而立”的别扭与可笑。实际上这别扭也因环境而起，原以为一场震荡已改变了一切，回过来却发现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的“洞喻”，出洞见过另一番景象的人怕是很难再老老实实地呆在洞里。40岁人谓年届不惑，偏偏却蓦然回首，一咏三叹地追忆似水流年。几个难忘的人，几件难忘的事，反反复复在那儿敲击。其荒唐，其惨烈，是够人想一辈子。然而那种轻淡幽默的叙说却直让人啼笑皆非。掩卷长思，又只觉它胜过声泪俱下好几筹。
我这样来概括全书的内容难免失之过简过粗，而且势必有欠准确。小说你得去读，不能听人介绍。观王小波之走笔，很快就能发现他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有人说他走了黑色幽默的路子，似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我想补充强调一点：这不是说他模仿或借用了黑色幽默的叙事方法，王小波的独特叙事是和他的独特感受血肉相连的。独特的感受包含了独特的领会，文学家的才能正在于使之直接得到独特的表达。杜甫写寒露，却道“露从今夜白”；加缪写下雨，竟说“终于把大海都淋湿了”。即便是一景一物，一落笔也惊人，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语言与感觉浑然一体，易一字便不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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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2）
王小波就具有这样的文学才能。说来惭愧，我与王小波是同代人，经历也大致相仿。每常暗自思量：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无功无果但却有声有色的经历不该被我们带进坟墓，写下来，记录下来，或可为时代见证一二。然而却苦于下笔无神，一说就是套话。套话也者，人云亦云而已。自己的经历套在别人（或众人）的理解之中，表达出来自然有隔靴搔痒之感。也有人不顾隔靴之苦，连篇累牍地写，读来却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