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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传教机构和民间救济组织理应拥有的权利：为救济某个国家贫困居民运送或接收食物。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居民能够得到蚕豆比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原则更为重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将来能够遵守这些原则。
本委员会将负责代表出于慈善目的捐钱购买这批货物的人的利益，将蚕豆发到原定领取人的手里。如果这一原则得不到贯彻，我们将敦促捐款人今后放弃继续船运货物到这里来。
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一定也乐于获悉本委员会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收回日本人占领南京时从我们储备粮中没收的1。0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我们试过一切办法与日本人谈判此事，但至今仍无结果。我们甚至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新的姿态，在2月6日通知他们，如果他们将储备粮交给自治委员会分发的话，我们十分乐意和自治委员会进行合作。这次也是劳而无功。（参见1938年1月26日、1月27日我们的信函，文件号为43、44。）
在中国进行救济工作的经验表明，解决食品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在每年的4月～5月通常要比冬季更为重要，当国内发生动乱影响收割庄稼或是在接下来的夏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粮食快要用完，为了对付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无论如何需要购买新的储备粮。我们合法拥有的1。0933万袋米和 l万袋面粉肯定足够应付这种情况。
在我们过去和日本当局就此事的谈判中，他们曾表示，他们希望一切储备粮均由自治委员会进行分发。在他们占领南京两个月内，他们通过自治委员会只免费分发了2000袋米。此外，他们还卖给了自治委员会8000袋米和1万袋面粉，由它转售给居民（例外的情况是有几次零星的救济和不定期的分发，但数量很少，而且不是通过自治。委员会分发的。关于此事，我们想在这里指出，25万人吃饭每天需要1600袋米），但现在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的每天交货量已减少到400袋米；在我离开南京的前3天，他们既不提供米也不提供面粉了。这样，提供免费分发的数量要比没收我们的储备粮少得很多很多。
如果日本军队真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关心中国居民的健康，它就应当相应地对国外的救援组织施加影响，使其为购买米、面和其他粮食募捐款项，达到相当于14。433万元价值的食品（按照南京现行市价计算），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原本合法属于国际委员会，但后来被日军没收的那批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令国外的救济救援组织刮目相看。
2月23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蜜蜂”号于上午9时起航，下午经过镇江。因为按日本人的命令夜间不得在长江上航行，晚上我们抛锚停泊在口岸。
我在船上被安置得十分好，舱房、伙食和服务都是一流的。艇上的中国服务人员似乎对汪先生（现在名叫罗福祥）在绞尽脑汁地猜想。他们看出他不是佣人，但我们绝不吐露。“蜜蜂”号上的军官们认为，他是我的买办。我的健康状况好了一些。
2月24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11时左右，我们航行经过江阴要塞。我们看得到中国人的许多大炮显然还很完好。除去一些弹坑外，没有受到太严重的破坏，据多家报纸的报道，破坏情况要严重得多。可以看到扬子江两岸有中国人在田里劳动。我们从3艘军舰的残骸旁驶过去：一艘日本炮艇、一艘中国炮艇和一艘中国的“海鹰”号巡洋舰。下午3时我们经过了通州。我们停泊在（吴漱口上游约30英里处）浮标附近宿夜。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些激动。从南京来了无线电消息，说根据日本军队的禁令，“万通”号船上的蚕豆不得运入南京。人们担心“蜜蜂”号有可能必须立即返回。在这种情况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运的是并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向上海行驶，计划抵达上海时间是下午2时。我请人用无线电通过美国总领事馆和德国总领事馆分别向菲奇和西门子洋行（中国）通知我的到达。据说菲奇要在次日下午出发到美国去，我非常想在他出发之前还能见到他，把他的南京邮件交给他。
2月26日
我们于昨天下午2时驶抵上海。在经过停在港内准备起航的“格奈森诺”号（译注：德国护卫舰）时，我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却不能确定呼叫声来自众多舱房的哪一个窗户。今天我听说，原来是玛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诺”号船上送别普罗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京邮件亲手交给他，因为当我于3时15分上岸时，“格奈森诺”号已经驶走，并且联系不上了。在经过海关码头时，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远处没有认出我，虽然我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引人注目。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亲去拜访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哦，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过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报纸于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时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南京的安全区委员会在我们中间人人皆知，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拉贝先生已于昨天下午抵达了上海，他还是那么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焦急地等了他很长时间，她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会受到他在上海的全体同胞的热烈欢迎！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中国分部的党部机关刊物（《东亚观察家》）1938年3月1日在上海给我的献词，内容如下：
尤其是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值得给予最高的赞赏，他的战友、党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德国侨民爱德华·施佩林同样是如此。这3个男子汉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自愿地献身于无法及时逃走的南京贫苦的和极端贫穷的居民。
不仅是在极端困难时得到过这3个男子汉帮助的中国人会感激他们，我们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人也会由衷地钦佩他们。
签名：拉曼 中国分部部长德国大使馆编号：5720/2550/38汉口，1938年3月22日致约翰·拉贝先生西门子洋行（中国）转交上海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希特勒万岁！
签名：特劳特曼 德国大使迪尔曼街20号柏林西门子城1938年5月20日致大使奥斯卡·特劳特曼博士现地址：汉口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
衷心感谢您3月22日的亲切来信。由于我正和我的夫人回乡休假，您的信直到今天才收到。
我同样谨向您对我在南京的工作的赞赏表示衷心感谢，它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是您建议的奖章（红十字功勋勋章）已在我到达这里时，很快由大区党部领导人、国务秘书伯勒先生亲自授予我。
这里所有对中国友好的朋友们都希望您——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能坚持在您特 别艰难的岗位上。您可以相信，这里的许许多多朋友正以极大的关切和祝愿注视着您辛劳的工作。祝您取得最终的成功。
我在这里作了多次关于我在南京经历的报告，其实到现在为止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例如西门子的经理们、远东协会和外交政策局。关于那边的情况，这些人士的确抱有怀疑的态度，我希望我的报告能一直传到决策人物那里，以便为消除这种怀疑尽我一点微薄之力。
请代向您的夫人问好。我和我夫人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永远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又回到了家
1938年3月16日，我和妻子乘坐“孔特·比安卡·马诺”号回家。抵达香港时，已先期到达那里的江机长带着他19岁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里定居的全家人到码头 上来接我们。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接待了我们3天。德国侨民在香港的德国俱乐部为我举行了招待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我的部分经历。以法尔肯豪森夫人为首的几乎全体德国人都到船上来和我告别。
我们乘坐豪华的意大利轮船经过马尼拉和孟买，于1938年4月12日抵达热那亚。
4月13日我们在慕尼黑获悉，我们7年没有见面的奥托此时已作为士兵进驻奥地利了。
我们于4月15日到达柏林。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授予了我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我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授予我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5月2日我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作了报告，5月6日在外交政策局，5月12日在远东协会，5月19日在西门子城，5月25日在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也分别作了报告。国防部的人其实只是对拍摄的影片感兴趣。
我内心期盼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我去见元首，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便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将我的报告①（见卷6/2《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元首。然后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几天以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我连同我的6本日记被两名官员用汽车带走。到了警察总局（阿尔布雷希特街），我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他们责成我要保持缄默以后，又恭敬地把我释放了。从此以后，不再允许我作报告，不准我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他们取走了我的日记和影片。1938年10月我收回了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与此同时，帝国经济部（我曾给该部寄去过我给元首的报告副本）通知我，说我的报告已被最高层阅过，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我对此的答复是：“我没有期待过这点。我曾经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① 报告全文如下：
元首：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在此期间，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签名：约翰·拉贝
附 录
＇德＇ 埃尔温·维克特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为时一年半。经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洛伦索马贵斯（译注：即现在的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回国。但是1908年他又离开了德国，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65岁退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纪念馆里。（译注：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5月，拉贝的墓碑由柏林运往这里）
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2500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恢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拉贝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他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他要写起法语来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写了很多书，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多是纯个人的记录，从未发表过，虽然只是手稿，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他谈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