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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鬳斋考工记解》·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肃翁，福清人。端平二年进士，景定间官司农少卿，终中书舍人。自汉河间献王取《考工记》补《周官》，於是《经》与《记》合为一书，然后儒亦往往别释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陈祥道、林亦之、王炎诸家解，今并不传，独希逸此注仅存。宋儒务攻汉儒，故其书多与郑康成《注》相剌缪。然以绠参分寸之二为轮外两边有护牙者，以较为车箱前横在式之上，则不合於轮舆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郑氏《注》。其图乃以鼓为倨，股为句，则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长内则折前，谓援与胡、句相并如磬之折；於皋鼓之倨句磬折，谓“鼓为圆物，何缘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脱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详核。特以《经》文古奥，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浅显，初学易以寻求。且诸工之事非图不显，希逸以《三礼图》之有关於《记》者，采摭附入，亦颇便於省览。故读《周礼》者，至今犹传其书焉。
△《周礼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迹无考，里贯亦未详。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结衔题“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似为二人，不知此书谁所著也。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其中所见有与《注》、《疏》异者。若太宰之职“五曰贡赋”，郑《注》曰：“赋，口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书则易之曰：“赋，税也。贡，献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若《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则坚守注中“半为附庸”之说，而不执《孟子》、《王制》以疑《周礼》。至於《注》、《疏》之疑不能决者，若《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谓旁加之数乃治洫浍之数；《大司乐》“圜锺为宫”以下，《注》谓天宫夹锺不用中吕等律，以其与地宫同位之类，则皆阙而不载。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而较之窜乱古《经》、横生新义者，犹不失谨严之义。惟《序官》乃《经》文之纲领，申以其无假诠释，遂削而不载，颇乖体要。是则因陋就简之失矣。
△《周礼集说》·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陈友仁《序》，称其友“云山沈则正近得此书於霅，编节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名氏则未闻也。癸未携以归，训诂未详者，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辈诸老之议论”云云，盖友仁因宋人旧本重缉也。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序》题“丙子后九岁”。丙子为宋亡之岁，友仁不题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盖亦宋之遗民，故仿陶潜不书年号，但称甲子之例。然陶潜在晋诸诗，亦但题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详考耳。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每官之前，又各为《总论》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俱能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经义》采摘尤多。盖安石《三经新义》虽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义》则王昭禹述之於前（见所作《周礼详解》），林之奇述之於后（案之奇学出吕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礼全解》亦用安石之说，见王与之《周礼订义》），故此书亦相承援引，不废其文也。
《考工记》后附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殊为疣赘，有失别裁。然不肯变易古《经》而兼存其说，以待后人之论定，较庭椿之妄诞则略有间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总论》亦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关中刘储秀尝补注以行”，今未之见，亦姑仍其旧阙之焉。
△《周官集传》·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毛应龙撰。案张萱《内阁书目》称“应龙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间尝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详考矣。是书於诸家训释，引据颇博，而於郑锷之《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题“应龙曰”以别之。其中有沿袭误说、未考古义者。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康成皆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独引欧阳谦之说，谓“《左传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注》相发明。如以《九夏》之文统“金奏”之下，即以为非乐曲，则《钟师》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之文贯於“金奏”下，岂亦均非乐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马”，郑《注》：“禂读如诛之诛，今侏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也。”应龙亦主谦之说，谓：“禂，稠也，祷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读为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苻坚报书曰“侏张幽显”，《魏书·恩倖传》“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侏张即诪张。侏与诪，犹侏与禂，音同故义借，安得指为康成改读乎？又《栗氏》为鬴，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鬴，《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谓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以下文观之，其臀一寸，其实一豆。豆当为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则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无可疑者。十斗则百升，正管仲所谓釜也。
康成谓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区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
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夫一献则一升矣，三酬则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为豆而何？而康成谓四升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谓鬴六斗四升，实据《经》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盖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锷以鬴容一石，则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经》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盐百升而釜。”
房玄龄注谓：“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则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实百升之盐，非实百升之粟也。今锷以《管子》量盐之鬴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为不伦。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为斗，实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献三酬之数。锷误以豆为饮器，遂牵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饮，不以豆饮。《诗·行苇篇》毛《传》曰：“大斗长三尺。”《战国策》曰：“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与代王饮，即因反斗击之。”此斗为饮器之证也。《越语》曰：“觞酒豆肉。”《韩子·外储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实食器，而非饮器之证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为《管子》之旁证乎？诸如此类，皆未免胶执旧文，疏於考核。至於冕服车旗之度、庙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条列引证，颇为明晰。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尚因是以存其崖略。则蒐辑之功，固亦非鲜矣。
其书诸家著录，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见於《永乐大典》者，《地官》、《夏官》适当阙帙。其馀四官，首尾颇为完具。谨录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计之仍其旧第也。应龙所著。别有《周官或问》五卷，在《集传》之外。
《永乐大典》割附《集传》之后。其存者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今仍附於各《传》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说互相参证，亦足以资发明焉。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应电撰。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嘉靖中遭倭乱，避居江西，遂终於泰和。
受业魏校之门，其书中称“师云”者，即述校语。故《明史·儒林传》即附之《校传》后焉。史称“应电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乃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
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以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云云，盖应电於《周礼》之学，用力颇深。此三书虽各为卷帙，实相辅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见。其《传》十卷，黜《考工记》不录，犹曰专解古《经》，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职相统者，使区分部居，各以类从，则颇嫌窜乱。然论说颇为醇正，虽略於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其《图说》二卷，用以稽考《传》义。中如《职方氏》“九州”之类，有图无说。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诸辨，有说无图。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录无书。盖原本所阙。下卷阙《井邑》、《邱甸》诸图、则别见《翼传》，故不复载也。所说间有舛误者。如谓“社即地祗，夏至有事于方泽，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郑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说本明。应电以当地祗大祭，殊於《经》义有乖。至谓明堂即王之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寝地，当在南郊，与郊天同。迎尸则於明堂。又谓郊天迎尸，亦当於明堂。考《通典》载：“南郊去国五十里，明堂在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则相距凡四十馀里，安有祭时迎尸，远在四十里外者？《周礼·掌次》：“凡祭祀，张尸次。”盖尸幄切近壝宫，迎尸即於此幄。应电未核《注》、《疏》，故有此讹。他如图南郊於朝日之前，既从其序，而图祈穀於迎暑之后，又颇颠舛。
然其《自序》，谓旧《周礼》图冕服则类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则类为大方隔，而沟洫仍不分：则亦颇有所订正。今姑与其《传》并存，以备一家之说。其《翼传》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补义》，曰《天王会通》、曰《学周礼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经传》、曰《非周礼辨》、曰《经传正讹》。其《冬官补义》拟补土司空、工师、梓人、器府、四渎、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啬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为揣测。其《天王会通》，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以为王者宪天而出治，亦多涉附会。其《学周礼法》，论《周礼》有必不可复者，及后人假仿之妄，旧注解释之谬，改声改字之非与细物为自古相传之遗，官事有兼涉不扰之法，皆为有见。馀则多录旧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复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经传》，杂参以后世之法，亦失之驳。其《非周礼辨》，驳正诸家，尚为明析。其《经传正讹》，则於《周礼》以外兼涉群经。非惟以篆改隶，并欲以籀改篆，则拾其师魏校《六书精蕴》之说，而不知其流於诡诞矣。大抵三书之中，多参臆说，不尽可从。以《周礼》、《仪礼》至明几为绝学，故取长弃短，略采数家，以姑备一朝之经术。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书凡十四卷，《明史》作数十卷，盖约举之词。朱彝尊《经义考》惟载《传》十卷，《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而不载《翼传》之名，颇为疏漏。
又所引黄虞稷语，乃《翼传》之解题，而系之《周礼传》下，亦为舛误。岂偶然疏略，未及检其全书欤？
△《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柯尚迁撰。尚迁字乔可，长乐人。自号阳石山人。嘉靖中由贡生官邢台县县丞。其书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问》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书中训解，其称“释”者，皆采辑古注。
其曰“原”者，则尚迁推阐作《经》本意也。《周礼》本阙《冬官》，尚迁宗俞庭椿之说，稍为变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为《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一之数，故曰“全经”。较庭椿之纷更割裂，似为稍胜，唐顺之、姜宝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错简之曲说。且改《经》文“安扰那国”为“富邦国”，又以吴澄所补“惟王建国”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则犹之乎窜乱古经矣。以其训诂《经》义尚条畅分明，有所阐发，故与王应电书皆节取以备一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载，与此本卷数相同，而注云：“内《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今此本《通论》之外，尚有《续论》，而《源流叙论》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与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细检，亦如王应电书欤？
△《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志长撰。志长字平仲，昆山人。万历中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志坚传》中，称其亦深於经学。是书於郑《注》、贾《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谓之“删”。又杂引诸家之说以发明其义，故谓之“翼”。《周礼》一书，得郑《注》而训诂明，得贾《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备。后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张、程、朱诸儒，自度徵实之学必不能出汉唐上，故虽盛称《周礼》，而皆无笺注之专书。其传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寻於文句之间；王与之始脱略旧文，多集新说；叶时、郑伯谦始别立标题，借《经》以抒议。其於《经》义，盖在离合之间。於是考证之学渐变为论辨之学，而郑、贾几乎从祧矣。志长此书，亦多采宋以后说，浮文妨要，盖所不免。而能以《注》、《疏》为根柢，尚变而不离其宗。且自朱申以后，苟趋简易，以《叙官》为无用而删之，《经》遂有目无纲。
俞庭椿、邱葵以后，又多骋臆见，窜乱五官，以补《冬官》之亡，《经》遂更无完简。沿及明代，弥逐颓波，破碎支离，益非其旧。志长能恪遵古本，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惠栋作《精华录训纂》，因金荣误引其文，遂并以村书诋志长，乃相轻已甚之词，不必尽允也。
△《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也。考《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故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
马融、郑玄所注，犹称《周官礼》。迨唐贾公彦作《疏》，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实非本名。今仍题曰《周官》，从其朔也。首冠以御制《日知薈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曰正义，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也。二曰辨正，后儒驳正，至当不易者也。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者也。四曰馀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阐者也。五曰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