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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那些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霍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你有《三S平面几何》吗？”一个方脸、白皙、戴眼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穿一身旧西装，左手拿着报纸，问姚文元道。
“没有。”姚文元答，“我只有《范氏大代数》。”
按照崔震教给的联络暗号，那位男青年跟姚文元对上了号。
男青年名叫郭坤和（又名郭民），是南中区的分区委书记。
他向姚文元讲明了对党、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然后，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问及了姚蓬子。姚文元如同对崔震说过的那样，又重述了“进步作家”姚蓬子的身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无法对入党对象进行外调。由领导出面，这样找发展对象谈话，就象是一种审查手续。
由于姚文元的隐瞒，当时的党组织不知道姚蓬子的严重问题以及姚文元和徐恩曾、费侠的关系。何况姚文元只是一个中学生，他的入党申请只是报到分区委。
一位当年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曾不胜感慨地说：“因为姚文元当时是个中学生，所以他的入党报告，只是送分区党委郭坤同志审批。限于当时的条件，审批手续不过是郭坤找他谈话。问及他的父亲时，姚文元说是鲁迅的战友等。如果当时上报市委的话，姚文元的入党报告，不会马上批准，起码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因为姚蓬子是叛徒，当时地下党上海市委是掌握的，是绝不会被姚文元所说的那一套‘鲁迅的战友’之类话骗过去的！”
感慨只是感慨，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崔震成为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只须一个介绍人）。经过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讨论通过，经过分区委批准，顺顺利利，姚文元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便举行入党宣誓。
“忠于组织，严守秘密，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郭坤和念一句，姚文元跟一句。念完誓词，姚文元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
姚文元入党之后，作家书屋二楼便常常成为沪新中学地下党开会的场所。
每逢这种时候，姚蓬子知趣地回避了。看到儿子披上了一件“革命”的外衣，姚蓬子心中暗喜：这一步棋走对了！
沪新中学的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地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姚文元由于工作“积极”，入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然后担任支委。解放前夕，姚文元已是支部之下的“分支书记”。
后来，姚文元在履历表上写“担任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那是给自己提了“一级”。
我在访问当年沪新中学地下党的好几位老同志时，他们一致严肃地指出；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先是孙志尚同志，后为冒金龙同志。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由于新党员不断增加，沪新中学地下党成立了总支；总支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分支部。姚文元是高二年级甲。乙两班的分支部书记。姚文元在解放后填表，自称是“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显然不符合事实。
姚蓬子到底老奸巨猾深谋远算。不出他的所料。国民党果真保不住“大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攻下上海城。
入党不过七个月的姚文元，年纪不过十八岁，学历不过高中二年级，从此却有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曾经是地下党员。
在“文革”中，在大庭广众之中，姚文元曾不只一次吹起了自己的“光荣史”……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解放以后，姚文元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下面两个姚文元的镜头，时隔二十年，“反差”是那么的强烈：
一九四九年初冬，上海还不算太冷，一个穿着蓝得刺眼的干部式棉衣的剃平头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车后的书包架上，捆着一大包刚刚印出的《青年报》。
此人便是姚文元。当时他还在继续念高中，课余兼任上海《青年报》的发行员。由于这一职务不属国家干部正式编制，他没有领到国家供给的棉干部服。不过，那象征着“革命”的棉干部服，对他的吸引力未免太大了。他自己花钱，请人照样仿做了一件。只是所买的蓝布颜色太艳，叫人一看便知道是“冒牌货”。
二十年后——一九六九年。姚文元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这军装在当时是“革命”服。虽然姚文元穿的军装并非“冒牌货”，可他却是个冒牌军人。他以一个“武化文人”的姿态，出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当年的新闻公报这样报道大会开幕式：“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了闭幕式时，新闻公报则这样报道：“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新当选的三十八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
从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高中生。到二十年后成为党的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道路是令人寻味的。
其实，姚文元开初并没有坐上“火箭”，而是骑着“自行车”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他甚至一度车翻人仰，跌进沟里。
在档案里，我看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1949…195。2
南二区工作
1950。2…1950。7 因病在家休养
1950。7…1951。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干事
1951。10…1951。12 团校学习
1951。12…1952。5 三反工作队队长
1952。6…1952。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2。10…1953。3 团校学习
1953。3…1953。4 卢湾区团委
1953。5…1953。8 卢湾区团委宗教办公室
1953。9…1956。5
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职工教育科长
也就是说，解放后七年。姚文元也不过是个科长。
也许由于太简略，有几处我不知何意，或者不知其详。
比如“1949…1950。2南二区工作”，这“南二区”是什么意思？请教了姚文元当年的老同事，方知这是指他在团的南二区担任《青年报》的发行员、通讯员，“白天来来，跑跑基层，分分报纸”，如此而已。当时的“南二区”由上海的卢湾、蓬莱、邑庙、嵩山地区组成。姚文元在团的南二区委里，只有一个抽屉罢了，并非正式工作人员。
所谓“因病在家休养”，这病，据说是心脏病。
令人不解的是，“因病在家休养”的姚文元，在那五个月里，两度跟随父亲姚蓬子前往北京。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有一家以涮羊肉名闻遐迩的“东来顺”饭馆。一位有着跟姚蓬子差不多的叛变经历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在那里宴请姚氏父子。
老朋友跟姚蓬子沉缅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姚文元只顾自己涮着羊肉，一块一块送往嘴巴里。
突然，那位姚蓬子的老朋友，把脸转向他：“文元，你还记得你的寄娘费侠吧？”
“记得！”姚文元立即点头道。
“你还记得你的寄爹徐恩曾吗？”
“记得！记得！都记得！特别是寄娘，待我特别好。”姚文元连连说道。
这时，那位姚蓬子的老友压低了声音，姚氏父子把耳朵伸了过去：“你们知道吗，文元的寄爹、寄娘，都跑到台湾去了！”
姚文元的神色陡变。
姚蓬子双眉紧皱，当即说：“这件事，今天说到这里为止，不要再提了！”
姚文元马上附和道：“对，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他，在“因病在家休养”前夕——一九五○年二月，总算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论他在入党或转正的时候，都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与徐恩曾、费侠的关系。此后，他更是守口如瓶，就连两度随父去京广访父亲故旧，他也从不对党组织提及一句。心中有鬼，唯独他自己明白。
至于“1951。12…1952。5三反工作队长”，姚文元言过其实。不论是他当时的顶头上司，还是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一致证明：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分局组织的“三反工作队”的一名“打虎队员”担任过联络员，从未担任过队长。
留存在当年的老同事们的记忆屏幕上的姚文元形象，大抵是这样的：
独来独往。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
懒得出名。那件鲜蓝色的棉干部服，穿了几个冬天。已经油光可鉴了，他照穿不误，不洗也不刷。同事们称他为“卖油条的小贩”，他也笑笑。臭袜子、脏衬衣之类，要等星期天带回家去，叫保姆冯金芸洗，他自己连块手绢也不洗。头发总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时候，才进理发店。每天早上，他总是机关宿舍里起床最晚的一个，从不参加做早操。午睡时懒得连鞋子都不脱，斜着躺在床上。
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别的书经常换动，但是姚蓬子著的《论胡适实用主义》小册子一直在书架上……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穿着棉干部服，做着作家梦。
姚文元平生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女作”，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作为“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征文发表的，题为《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署笔名“志毅”。当时，姚文元十八岁。
另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的《大晚报》上，查到《老城隍庙一瞥》，署名“文元”。是否系姚文元所作，待考。但是“志毅”写的那篇书评，确系姚文元所作。因为那篇文章收入姚文元所著《细流集》一书，列为首篇。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海《青年报》的“读者之声”专栏里，刊出一位读者的千把字短文，题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署名“沪新中学姚文元”。这时的姚文元，是《青年报》的通讯员。
此后将近两年，姚文元没有发表过文章。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里，终于冒出“姚文元”的大名，他的来信标题为：《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
这年秋天，姚文元步入上海天宫剧场，看了滑稽戏《活菩萨》。这时的姚文元虽然只二十岁，已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左”派精神，在剧场里坐不住了，认为这样的戏太“庸俗”。他感到惊讶，竟有那么多的人观看《活菩萨》！不久，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文艺报》的“读者中来”专栏里，发表了《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认为《活菩萨》拥有那么多观众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文章虽然不过千把字，批评的调子却唱得很高。此文署名：“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姚文元”。
写这样的文章，姚文元觉得顺手，就沿着这条路写下去：写了《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写了《错误的了解》。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第十六期《文艺报》上，又在“读者中来”专栏，发表姚文元的《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一文，批评了“由于出版者唯利是图，有的集子编进了一些不健康的‘冷门’歌曲，以示其‘突出’……”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六年时间里，姚文元总共只发表八篇“豆腐干”文章，要么“读者之声”，要么“读者中来”，要么“读者来信”，一会儿批滑稽戏，一会儿批歌曲出版工作……姚文元意识到，这几篇“豆腐干”文章，离“大作家”太远了！
在他调到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当宣传干事之后，一心一意要写长篇小说——“大部头”。他要写的小说，据说是受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启示，名曰：《百炼成钢》！
这是一部“史诗”般的煌煌巨篇，从红军长征、土地革命，从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直写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写到“三反”、“五反”运动……
用姚文元自己的话来说：“我花费了不知多少个星期日和夜晚，查资料，写作……”
当红军进行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三岁娃娃。他只能靠着查资料来写“史诗”般的小说。
足足写了四大捆稿纸，姚文元终于把《百炼成钢》写出来了。
他以为这一炮足以使中国文坛震动，可是，一纸退稿信，把这部巨著打入了“冷宫”。
整整一个月，他闷闷不乐，一下班就躺在床上。哦，《百炼成钢》成了一堆废铁！
他终于从退稿中醒悟，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子。
他毕竟是从作家书屋里出来的。他从小就见过许许多多作家，他读过许许多多作家的作品。他铁了心，要当一位作家。
他在思索，他在寻找文坛捷径。忽地，他的眼前一亮，藤书架上的几本书吸引了他：那是作家书屋出版的胡风著作……
他想，不写小说，专搞文艺理论，不也能够成为大作家吗？胡伯伯，不就是活生生的榜样？！
第五章 对胡风“反戈一击”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因为有点口吃，姚文元平常很少在大庭广众中讲话、这一回却例外，他大声地说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作家胡风老师。胡风老师是鲁迅的战友，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现在，我们请胡风老师作报告。大家热烈鼓掌……”
姚文元带头拍掌。
这是卢湾区团委宣传部举办的文艺干部学习班。这样不起眼的小单位，往往是很难请到大作家的。然而，姚文元拍着胸脯说：“我去请胡风。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定能把他请到。”
姚文元说到做到、他来到胡风家，左一声“胡伯伯”，右一声“胡伯伯”，果真把胡风请来了。
虽说姚文元在父亲的“提携”之下，见过鲁迅，见瞿秋白，可是那时的姚文元乳臭未干，尚在牙牙学语之际。然而，胡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姚蓬子常常让儿子给胡风送稿子、送清洋、送书，十几岁的姚文元已经知道什么是大作家了。姚蓬子把儿子当作“交通员”；为的是让儿子早早结交文艺界巨星。
每当胡风来作家书屋闲坐，姚蓬子也总是把儿子喊来作陪“旁听”大作家的高谈阔论，以求受到文学的熏陶。
自从《百炼成钢》告吹之后，姚文元把目光转向胡风。
油汗淫淫，姚文元在家中底楼的书房里，翻找着胡风著作。
姚蓬子成了他的老师，指点着他怎样研究胡风著作。
在机关里，姚文元传出风声，他要给机关干部作一次文艺讲座：《论胡风文艺思想》。
大抵由于姚文元的口才太差，他似乎忙着以笔代口，写起长长的讲稿。因为是为机关里准备讲座，所以他在上班时间，也忙于写讲稿。
其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姚文元哪里会把给机关干部作讲座放在心中。他在起劲地写一部厚厚的文艺理论著作：《论胡风文艺思想》。
他想，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不了，出版一部长篇文艺理论著作也能在文坛崭露头角。
说实在的，姚文元的运气实在太糟糕：就在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心领神会、烂熟于胸，就在他的《论胡风文艺思想》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文坛风向大变！
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中国文坛风波迭起：先是俞平伯在《红楼梦》中的研究观点，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联席会议。渐渐地，批判的矛头转向了胡风。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其中的第三部分便是“胡风观点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读着周扬的报告，冷汗湿衣衫，姚文元先是震惊，继而沮丧，辛辛苦苦写成的《论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