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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一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
如此隔日一篇，姚文元名声大振。
最令人震惊的是，不早不晚，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以几整版的篇幅，刊出关于胡风等人的第一批材料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发表了毛泽东以编者名义所写的那著名的《编者按语》。批判胡风，不再是学术性的批判，而是提高到“反党集团”（自六月十日起改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
多亏张春桥提供了重要信息，姚文元能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表的前夕，抢先抛出三篇批判文章，戴上了“先知先觉”的光环。
紧接着，五月十七日，姚文元又在《解放日报》上登出《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那是“看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舒芜所揭发的胡风反党活动的材料”，姚文元“感到愤怒”，于当天深夜赶写此文。姚文元写道：“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更可以看到一个极端黑暗极端无耻的灵魂，一个被狂热的唯心主义和最下贱的政客手段所养育着的丑恶的灵魂……”
姚文元对胡风泼尽污水，最后，发出如此“誓言”：“我表示：我要尽一切力量继续投入斗争，我也希望进一步动员我们的思想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卑鄙的罪恶行为，两面派恶劣手腕，给以十倍的还击。”
一星期后，《人民日报》登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同时刊出毛泽东写的《驳“舆论一律”》。
又过了一星期，六月一日，姚文元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的文章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这篇文章是经张春桥审定、推荐，而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当《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张春桥当即嘱令《解放日报》于六月三日转载。
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的调子唱得更高了：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目的，他们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和使反革命政权复辟的阴谋，现在是赤裸裸完全暴露出来了。……
“我要求把胡风反党集团全部阴谋活动彻底追查清楚。
“我要求对党的死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胡风依法予以惩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姚文元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他发表了十三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半数登在《解放日报》上。他作为“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于是乎，他给自己插上了一根美丽的羽毛，曰：“青年文艺理论家”！他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就这样，姚文元靠着批胡风起家，靠着张春桥往上爬。他所写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竟奇迹般变为他批胡风的“资本”。
从此，他把见风使舵当成看家本领。把“反戈一击”当作“成功秘诀”。他成为文坛上的投机商。
跌入了泥泞的路
反胡风运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达到了高潮：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二十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
照理，作为反胡风的“英雄”的姚文元，此时此际应当然鼓噪而进，再发表一批讨胡“檄文”。
出人意料，姚文元突然偃旗息鼓，从报刊上消失了：从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姚文元整整沉默了一年，连“豆腐干”文章也未曾发过一篇。
意气正盛的姚文元，怎么会一下子收声敛息？
哦，这里用得着一句中国谚语：“大水冲了龙王庙！”反胡风斗争，反到了“英雄”头上来了！
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难忘的一天；他正在机关写批胡风的稿子，忽然有人告诉他，说是他的母亲来了。
脏衣服不是在星期天已经带回家洗掉了嘛，母亲来干什么？
姚文元匆匆奔出大楼，只见母亲周修文神色紧张站在大门外。
她悄悄附在姚文元耳边说：“爸爸给抓去了！”
姚文元一听，脸色陡变。略微镇定了一下，他说：“你赶紧走。我下班以后回家。这消息对谁也别讲！”
“你放心。”母亲说，“我怕别人知道，才来机关找你。我怕打电话会被总机听见……”
周修文说罢，急急走了。
下班之后，姚文元悄悄回家了。
直到夜深，姚文元才若无其事地回到机关宿舍。
这一次，姚文元蒙受了沉重的打击……
解放之后，姚蓬子仗着有二十三万元（即旧人民币二十三亿元）的资本，仍然开他的作家书屋，当他的老板。
不过，他没有宣铁吾那样的靠山，不能再做纸张投机生意了，收入远远不及纸贩子的年月。
令人头痛的是，作家书屋里的职工成立了工会。工会成了他的对头。
工会一次又一次跟姚蓬子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
姚蓬子总是打“太极拳”。实在没招儿了，这才象挤牙膏似的，增加一点工资、福利。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作家书屋并入了全民所有制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作家书屋的职工，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职工。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资料员——不过她实在干不惯，做了一年就洗手不干了。
姚蓬子在作家书屋关闭之后，干脆，宁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无业游民”。
他倒有点“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有着叛徒历史和奸商劣迹，又是地主、资本家“双料货”，在共产党手下别指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他庆幸自己在解放前夕，狠狠地在经济上捞了一把。如今，不仅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有一笔可观的存款。即使夫妻双双不去工作，光拿利息、定息。就足以维持生活。
他乐得在家逍遥自在，大可不必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去当一名编辑。
他也庆幸在解放前夕。让儿子姚文元挤进了共产党。从此，儿子有了比大学文凭更重要的党票，有了比利息、定息更重要的政治资本。
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点课，讲讲中国文学史，讲讲《水浒》研究，拿点讲课费。
不过，这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他并非该校正式职工，可以不参加该校的政治运动，依然十分“自由”。
他的算盘打得蛮不错：有了钱，生活无忧无虑；有了自己的房子，象蜗牛有了硬壳，政治风浪来了，可以躲进“避风港”；成了兼课教师，对外人可以自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会象“无业游民”那么叫人瞧不起。
万万想不到，冰凉的手铐会突然戴在他的手上！
姚蓬子的被捕，原因诸多。其中之一在于胡风事件：当反胡风运动的调门越唱越高，胡风被定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姚文元成了反胡风的“英雄”，姚蓬子却大倒其媚。由于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著作，他曾跟胡风有过许多交往，在清查“胡风分子”的时候，便查到了他的头上。他被列入“胡风分子”嫌疑名单之中。
原因之二在于潘汉年。潘汉年是姚蓬子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对姚蓬子的叛党经过，一清二楚。姚蓬子每当看见报上登着“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字样，便触目惊心，惶惶不安。他曾私下里对人说：“只要潘汉年在上海，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出差去京的潘汉年突然在北京饭店三○三室被捕，罪名是极为可怕的：“内奸”！后来，潘汉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文革”中死于监牢。直至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宣布“潘汉年事件”乃是一桩冤案。
潘汉年的被捕，也牵涉到姚蓬子。因为当年姚蓬子担任中共特科联络时，顶头上司便是潘汉年。潘汉年既然是“内奸”，那么姚蓬子也有“内奸”之嫌——唉，不论潘汉年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使姚蓬子的日子过得不安宁！
于是，姚蓬子作为“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分子”的双重嫌疑，由公安部六局拘捕审查，押往北京。
经过审查，姚蓬子既定不上“胡风分子”，也够不上“潘汉年分子”。不过，七审八查，却查出了他的叛变问题。《中央日报》上那《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白纸黑字，姚蓬子无法抵赖，不得不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长篇交代，交给了公安部……
姚文元是党员。家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他理应向党组织汇报。他却不声不响，想瞒天过海，因为反胡风的“英雄”有着这么一个父亲，锦绣前程付诸东流！
隐瞒毕竟无济于事，党组织找姚文元谈话了。本来，直至解放后，姚文元还在组织面前宣称父亲是“党外民主人士、进步作家”，这一回支支吾吾，咬文嚼字。半晌，才说出一句：“我父亲是革命低潮时的脱党分子。”仅仅是“脱党分子”，而且是在“革命低潮”时才“脱党”的，姚文元的每一个字都注意了“分寸”！
“我早就跟父亲划清界限！”姚文元马上又补充说明，“我一向住机关宿舍，就是为了跟家庭划清界限。去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母亲给我吃白米饭，我很生气。我对她说，现在大家都吃红米饭，我们家里怎么特殊？我批评了家里，连饭也没有吃！”
他瞪着一双金鱼眼，说罢，习惯地用右手衣袖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党组织没有当面戳穿他的西洋镜。
没多久，机关里开展肃反和清查“胡风分子”，姚文元心中如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姚文元跌入了泥泞的路。
起初，区委宣传部里查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而此人跟姚文元来往密切，涉及了姚文元。
接着，有人检举说，姚文元“宣扬过胡风文艺思想”。
紧接着，姚文元被列为清查对象——清查他跟胡风的关系。一个反胡风的“英雄”，落到这种地步，可谓惨矣！
最使姚文元伤心的是，对象吹了！
那时候，姚文元热恋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金英，而金英正举棋不定；眉清目秀的她，看到姚文元接连发表那么多反胡风的文章，有点动心，可是她又觉得组织部里另一位男青年风度潇洒。一表人材，远在姚文元之上。
金英是上海民本中学地下党员，一九四八年一月入党。她在党内职务比姚文元高。在肃反运动中，金英成为区委机关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她，一副冰冷的面孔，代表组织找姚文元谈话，要姚文元交代跟父亲姚蓬子的关系，交代怎样宣扬胡风的文艺思想……
望着金英铁板般的脸，姚文元心似刀绞。
完了，完了。父亲被捕了。不能发表文章了。受到审查了。恋爱告吹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姚文元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得了中耳炎，从右边的耳朵里不住地流出脓水。他只用手帕擦一擦，没有心思去医院看病。
常常在宿舍里默默地看天花板，吃不下饭，看不进书，写不成文章，睡不着觉。他的心灵受着难言的折磨。本来，有一段时间，他生怕金英嫌他脏，曾勤洗勤换过衣服、枕巾、被单，如今“复辟”了，一如往常那般懒、脏、杂、乱。
终于，一天晚上，在上海南昌路一○二弄十号——当年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所在地的小天井里，召开了一个帮助姚文元端正思想的会议。
姚文元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住地用手绢擦着从右耳流出的脓水。
按照那时会议的“程序”，末了当然要被帮助的人表态。只见姚文元低垂着头，长叹了一声：“我有病，但是我不想去看病。我今天二十四岁，能够活到三十岁，也就差不多了……”
会议不欢而散。
回到宿舍，叹气已毕的姚文元却又对人说：“我在死以前，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卢湾区委肃反市干领导小组正式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为自己辩解道：“我向来以为父亲是‘三进步’——进步作家，开进步书店，卖进步书籍。父亲的问题，是在他被公安部逮捕之后，我才知道的。我受父亲的蒙蔽。我，我，我今后保证跟父亲划清界限……”
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写出了关于姚文元的审查报告。现摘录这个报告原文于下。虽然这个审查报告是用当时的政治语言写的，现在用历史的目光审视并不见得准确、正确，但却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反胡风“英雄”姚文元当年的尬尴和狼狈：
姚（文元）的父亲与胡风、彭柏山、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见过面；但这些情况姚一直未交代过，而且一直强调自己与家庭关系恶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组织汇报，这次反胡风斗争开始，姚从未把这种具体情况进行揭发。
解放后姚文元在他自己家里见过胡风并从他父亲口里听到胡风对党不满，骂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见过胡风。同时在家里也见过胡风分子梅林（引者注：原名张芝田），也从他父亲口里听到梅林发牢骚，对解放后的现状不满，但这些问题姚从未揭发过，也未向组织汇报过。
解放前，姚经常阅读与研究过胡风的书，如希望、泥土、蚂蚁等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解放后姚文元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籍。如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展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
姚文元同样认为胡风是进步的，路翎写文章很有“才华”。对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风诬蔑香港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逃兵”来反攻党对他的批评，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一九五五十二月二十日
姚文元其实也深知姚蓬子与胡风、彭柏山等人的关系。他曾采取过“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一文，曾激烈地攻击过彭柏山：
“如果不是党中央坚决展开这一斗争，这些潜伏在党内的胡风集团分子要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经爬到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去了，胡风要通过他来开辟岗位，企图通过他和刘雪苇来‘顶住’华东和上海，一直到对抗‘上面’——党中央！彭柏山还企图让胡风‘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使胡风能直接攫取华东地区文化事业的行政领导权，这阴谋多么毒呀
无奈，这般的“以攻为守”还是无用，他的“两面派”手法无济于事，中共上海卢湾区委还是要他交代与彭柏山的关系
一次一次地“挖根”，检查家庭影响；一次一次地交代，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变得灰溜溜的。
他，想溜了！
当姚蓬子获释以后，当肃反、反胡风的浪头过去之后，姚文元如释重负。他，想方设法要调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他在这里挨过批判，抬不起头，何况要当大作家，这儿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十三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第六章 成为“反右派英雄”
跨进《萌芽》编辑部
一九五六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钉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七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