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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捷在毫无顾忌地逐点批驳了姚文元之后，文末，也给姚文元“上纲”了：
“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
虽说马捷的文章，是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而故意抛出的，但这位中学生毕竟是勇敢的。“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哪里知道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心中的诡计？马捷批姚文元是真批，是出自内心的对“金棍子”的无比憎恶。虽然他上了张春桥的当，而他的纯真、他的正义感是可嘉的。……
此处顺便提一下马捷——马以鑫的“后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文章以笔名“马捷”发表，敬业中学还是轰动了，人人皆知是马以鑫写的。好心的老师们看了马以鑫那没遮没拦、直言不讳的文章，都为这位正直而颇有才气的学生捏了一把汗。
马以鑫在文章见报的当天，给《文汇报》社去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修改稿，却登初稿。他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我们需要！”
满校风雨，马以鑫成为全校关注的人物。随着“文革”日近，姚文元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各报纷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马以鑫也就成了校内的批判对象。
最初是开班会批判他。接着，学生代表会批判他。再接着，大字报围攻他，有的大字报甚至称他为“反动学生”。
本来正在争取入团的他，入团成了泡影。连红卫兵组织都不许他加入。
有一回，他去《文汇报》社看大字报，吃了一惊。大学报“揭露”，那位总编辑如何“扶植反动学生马捷”，“帮助他修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同志的毒文”，甚至还说“马捷”这笔名也是那位总编辑取的，如此等等。马以鑫看了，如堕五里云雾之中！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又一度“升级”，变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马以鑫到《文汇报》看大字报的消息传开以后，学校里贴出了“勒令”，不许马以鑫“乱说乱动”，不得“私自外出”。
当红卫兵们去“大串连”的时候，马以鑫被“勒令”下乡，接受“改造”。
接着是“勒令”马以鑫交出日记，他只得照交。好在日记上写的都是“闪光的语言”，查不出什么反动言论。所幸马以鑫的父母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他本人又年纪轻轻，平时还算“积极”，因此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成为什么“分子”。那“反动学生”的“头衔”，也还只是大字报上说说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光景，一个陌生的男人忽地出现在马以鑫家中。此人大约三十五岁上下，瘦瘦的，中等个子，他自称是《文汇报》的，却没有拿出任何证件。他说报社要查看初稿的原稿，要马以鑫交出来。已是惊弓之鸟的马以鑫，未问来者姓名，就交出了原稿。从此，这份写在活页纸上的原稿，不知去向。
在动员上山下乡时，马以鑫被列入第一批到安徽插队的名单。不过，体检时发现他有助膜炎，以病休名义留下，转到街道。后来，街道居委会又动员上山下乡，他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到黑龙江嫩江农场劳动。
原以为从此可以跳出苦海，同去嫩江的有敬业中学的同学，“马捷”之事又在那里传开来了。好在那儿毕竟不是张、姚的“根据地”，人们当作一桩新闻听过之后，也就一笑了之。农场领导竟然因此得知有一个能写文章的马以鑫，把他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编编写写，当个“秀才”使用，这是想不到的。
原本少年气盛、血气方刚的他，经过磕磕碰碰，棱角慢慢磨平，懂得了“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诚惶诚恐地完成领导交给任务。这样，在北国边陲，他度过了平静的四个春秋……
终于“引蛇出洞”
马捷一马当先，在《文汇报》上被树为反姚文元的“样板”，给《文汇报》涂上了一层“民主”、“争鸣”的油彩：马捷这么尖锐的文章，《文汇报》也登，编者是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张春桥所料，自从马捷文章刊出之后，读者来信激增，来稿也不断增多。
于是，张春桥又选发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为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等。
不过，史学界、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仍按兵不动。看来，坐等他们来信、来稿，是不行的。
“请他们来！”张春桥发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请来了，周谷城请来了，蒋星煜请来了，谭其骧、李俊民、李平心、束世溦、张家驹、陈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一位位教授、学者请来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文汇报》编辑部出面，召开了座谈会。为了使与会者无拘无束，张春桥和姚文元“回避”了——他们叮嘱，记录一定要细致！
会议开始时，主持者声言：“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帐。”这么一来，解除了与会者的戒备，各各畅抒己见，以为只不过“内部谈谈”。
可是，会议结束时，主持者却道：“谢谢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准备整理成文见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专家、学者们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但悔之晚矣。
张春桥和姚文元翻阅着会议记录，笑了：“引蛇出洞”终于成功了！
这时，从北京也传来“引蛇出洞”获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跳”出来了，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好，你翁独健敢于骂姚文元“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调子比马捷唱得还高！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也终于按捺不住了，替吴晗大打不平：“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好，好，翦伯赞可是条“大鱼”，中国史学界之“马首”，是马捷远远无法相比的。你翦伯赞也跟吴晗坐一条板凳，太好了！
那阵子，张春桥和姚文元够忙碌的。天天在那里排“左、中、右”名单。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便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拥护的，“左派”；中立的，“中间派”；反对的，“右派”。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节，张春桥还在忙碌。他在春节联欢会上，还不忘“钓鱼”。他那阴沉的脸上，硬是贴上了咪咪笑。他拍着胸脯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他还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
为了开展“大辩论”，颇为“艰苦朴素”的姚文元，穿着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光临《文汇报》编辑部。他从包中拿出几张纸头，上面开列了三十几道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题，要求《文汇报》展开讨论。
《文汇报》社忙得团团转：每一封关于《海瑞罢官》的读者来信都要摘要登记；每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都要送张春桥审；每一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文汇情况》都要请张春桥阅定
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十二份。这十二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
“围城打援”
按照姚文元开列的三十几道题目，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旷日持久地在《文汇报》上进行，一整版又一整版，连篇累犊，没完没了。
一出京剧《海瑞罢官》，用得着花那么多的篇幅，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
如果说要“引蛇出洞”，许许多多专家、教授都已表了态，讲了话，写了文章，干吗还要“深入、持久开展讨论”？
在《文汇报》社，已有人厌倦了，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漫无际涯的“学术讨论”。
张春桥在冷笑，说了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战还没有开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本是军事用语，即：“进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据守城镇的敌人，诱使敌人从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的援兵。”现在，张春桥把吴晗当成已被围困于城中的敌人，旷日持久地讨论《海瑞罢官》，对吴晗“围而不歼”。张春桥的目光，注视着城外的援军……
张春桥和姚文元无日不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说过，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来上海点燃批判《海瑞罢官》之火。
北京，隐伏着吴晗的强大的援军！
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抛出之后，北京保持缄默。
张春桥嘱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单行本，以便到北京散发，攻入那个“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纸型，就要付印。这时，江青给张春桥来电，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准备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的报纸终于表态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后的第十九天，《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在第二版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加入“编者按”。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和姚文元研究着北京各报：什么时候转载，登在第几版，尤其是“编者按”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表态。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态度是差不多的，“编者按”只是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不偏袒吴晗，也不倾向于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点也不含糊地说：“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写，也无报纸会登——要不，只能求助于《解放军报》，而《解放军报》毫无“民间”色彩！
从北京不断传来“秘密”摸来的消息，使张春桥、姚文元如坐针毡。吴晗，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居然有恃无恐地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被“围困”了的吴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为他有着“援军”。
有人密告张春桥、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是《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定稿者。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表态：
“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密报！密报！从北京又传来紧急消息：邓拓从北京许多高等学校抽调文史专业教师，组织成一支队伍，要以《北京日报》为阵地，反击姚文元！
密报！密报！就连邓拓面对这些教师所讲的一席话，也被急急地密报到张春桥、姚文元耳中。邓拓很明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专门查对过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吴晗的意思。他这样搞很被动，有心人多得很！你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密报纷至沓来。张春桥把主攻目标从吴晗转向邓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机宜：你去准备批邓拓！
这样，姚文元在讨论《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除了以“劲松”、“伍丁”的笔名，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之类“棍文”，便埋头于整邓拓的材料。
张春桥的“围城打援”，终于奏效：《北京日报》登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登出了《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呢？》，署名“向阳生”。
密报！密报！“向阳生”即邓拓！
好，好，另一支援军也出动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报！密报！“方求”即周扬！
第十章 拉开“文革”大幕
二月：南北对垒
一九六六年春节刚过，大地又是一片银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儿照样在放鞭炮，女人照样在穿新棉袄，老头、老太婆照样在吃饺子，小伙子照样在下棋、玩扑克。谁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对台戏”在悄然开张。
北京，二月三日至七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连日举行扩大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所谓“五人”，乃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吴冷西当时为《人民日报》总编。
“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因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看，一定要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会议一开场，彭真就明确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赞同彭真的见解。唯有康生用手摸着小胡子，不置可否。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二）方针；
（三）队伍；
（四）左派要互相帮助；
（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