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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久久地，只顾自己抽烟。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他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驰。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比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二月五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于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时，一直在观言察色的康生着急了，马上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主席！”
彭真——毛泽东——康生之间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彭真记得，在场的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也记得。离开毛泽东那里，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江青。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是说吴晗写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个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攻击”现实，从头至尾没有提及为彭德怀翻案这一“要害”。身为“上纲专家”的姚文元，怎么会“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问题？何况，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不“提醒”姚文元呢？
“军师”张春桥的一席话，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让主席去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写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是“军师”，棋高一筹。
难怪江青要一趟趟来上海，评《海瑞罢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为了点不点明“要害”问题，那三颗聚在一起的脑袋，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花费了多少时光……
果真不出张春桥所料，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说了那番话。
不过，康生更是棋高一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从毛泽东那里夺回了“发明权”。会议记录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康生这么一段话：
“一九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其实，康生的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掺假——他掩盖了他曾告诉过江青。曲曲折折，历史的迷雾经过沉淀、澄清，这才终于显示出原先的面目。
邓拓、田家英、吴晗死于姚文元笔下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回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
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四十三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十七个年头。毛泽东对田家英颇为器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毛泽东笑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写的，叫田家英，我的秘书。”
毛泽东还让四家英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参加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于四川成都。他从小失去父母，在中药铺里当学徒。一九三七年，十五岁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之后，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田家英，调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家英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田家英向来为人正直。最初，提议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据说是陈伯达。在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问，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思索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见解卜？……陈伯达摸到了毛泽东的动向之后，抢着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每当陈伯达向田家英摸“动向”的时候，田家英总是支开话题，聊起别的事。这使陈伯达深为不快。
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文、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成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俩照录不误。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艾思奇提醒田家英，删去这段话，会惹出大麻烦的。田家英还是坚持删去。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
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
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
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时，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象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五十四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
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成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二十三日，滚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四十四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积淤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过五十三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一五八七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干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伸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使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