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总算乌纱帽还在。
回到中央文革，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二月十八日匆匆飞回上海。
二月二十三日，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终于取下来了，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象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象地火在上海滩下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都。
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了一个书记。
紧接着，江青顺风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
顿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一九六七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兆文
三月二十六日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党章”，找不到“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
“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而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倒被毛泽东说中了：“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
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中国的王力有两个。一个王力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潜心于学术研究，“龙虫并雕，著作等身”，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诣甚深的学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难逃，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黑牌批斗。
“中央文革”的王力，则是另一个。此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解放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六十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九月，为了纪念抗日胜利二十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号秀山，比姚文元大十二岁，是四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一九一九年七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一九三三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九年起改名关锋。一九四四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九四七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五○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一九五二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一九五五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一九五六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关锋喜欢写杂文，一九六二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成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撤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是山东威海市人，比姚文元小一岁，是四个“秀才”中最年轻的一个。跟姚文元一样，是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一九六二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件”。挨整的八个“司马”，都是年轻干部，其中之一便是成本禹。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成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回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写出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起挑战，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然“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风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就在成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毕，气愤地对家人说道：“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批杨献珍起家，戚本禹攻刘少奇夺取“头功”，姚文元则是以评《海瑞罢官》进入“中央文革”。
笔杆子们之间，有过你呼我应：在批《海瑞罢官》时，关锋和成本禹曾一起专程来沪，跟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不久，关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围剿吴晗。
四枝秃笔倒了三枝
“四笔并存”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一九六七年酷夏来临，“文革”的热度也继续上升，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头脑发热中一起倒台，只剩下姚文元一支秃笔……
那是在七月十三日晚，毛泽东带着杨成武、余立金登上火车，离开了北京，开始为时两个月的漫长旅行，他巡视大江南北，调查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副统帅”林彪坐镇北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着手部署“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第一战役是打倒“彭罗陆杨”，已经实现了；
第二战役是打倒“刘邓司令部”，已经实现了；
第三战役是借助于批判“二月逆流”，扫掉一批老帅老将
须知，林彪虽然名列元帅，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有十个，他只是十帅之一。除了彭德怀早已扫除之外（一九五九年，他取彭德怀而代之，当上国防部长），尚有八帅。林彪以为只有打倒这八个老帅及其手下一批将军，才能巩固他的“副统帅”的地位。
二月，天赐良机，在北京京西宾馆，老帅老将们当面斥责“文革派”人物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被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林彪想乘机下手，除去军内对手。可惜，毛泽东不允，林彪只得罢休。
七月中旬，武汉两大派严重对立，一场大规模武斗迫在眉睫。谢富治和王力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于十四日匆匆从重庆赶到武汉。王力虽然不过是一名“组员”，却自视甚高，仿佛钦差大臣、最高裁判。王力本该调解两大派的矛盾，而他却支一派，打一派。武汉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同情受压的“百万雄师”派，于七月二十日抓了王力，批斗了一番。消息传出，全国轰动。
江青闻讯大怒：岂可如此无视“中央文革小组”？
当王力终于“脱险”飞回北京，江青动员了二十万人去机场欢迎，然后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大会。江青把怒火落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一时间，“打倒陈再道”、“绞死陈再道”的大字标语贴满全国城乡。
林彪微笑了。又是天赐良机！林彪借题发挥，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以此开展他的“第三战役”。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军队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要借助于这一口号，清洗军内一大批政敌。
康生、江青、陈伯达当即赞同林彪的意见，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秀才”起草《红旗》杂志社论——《揪军内一小撮》。关锋执笔。
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外地见了，深为震怒。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这是毒草。”
思索了一下，他又用道劲的笔大书四字：“还我长城。”
长城，向来是人民对解放军的赞誉。“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乱军的口号。毛泽东怎不心急似焚？
毛泽东下令追查这篇社论。
林彪装聋作哑。江青、康生、陈伯达朝“秀才”们一推了事。“秀才们”成了替罪羊。
最初，戚本禹把责任推给王力和关锋。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被捕。到了一九六八年初，成本离也站不住脚了，终于被江青从“中央文革”中“端”了出来。
当时，一起被追查的还有《红旗》杂志副总编林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已经恢复自由并正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林杰，从中国北方某地给本书作者来信，除寄赠他以笔名发表的新作《王清任的脑髓说及其哲学贡献》之外，还在信中回忆往事：
“对于姚家父子，我只知蓬子是叛徒，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是从鲁迅书中看到的。文元为人，正如你所写的，眼很高，是看天的。我这种人，不在他的眼下。《红旗》发了他交来的几篇文章，是通过关锋给我的。陈伯达对我说，文元的文章，一个标点也不能错。我只有听命照发。从未与之作个别交谈过。虽然当时穆欣曾开玩笑说，我和他是一对：个子高低、年岁都差不多。正是他和陈伯达、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夜二时来《红旗》，宣布将我关起来的。过了一个星期，他发了《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一段关于‘五·一六’集团两大罪状：反对军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暗指我。从此，我的罪就定了……”
在王、关、戚写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的时候，姚文元正在上海，和张春桥一起陪同毛泽东巡视上海，未参与社论的写作，幸免于纠葛。这样，四支秃笔倒了三枝，姚文元安然无恙。
当姚文元听说王、关、戚成了阶下囚，又喜又惧：喜的是一下子除去三个劲敌，惧的是日后自己会不会也步王、关、戚的后尘？
从此，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唯一的“组员”。整个小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