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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华盛顿郊区上空低飞，快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了。译员解释说，现在他们正飞过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是政府和当地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地面上又有三辆大客车在等着他们，这三辆客车并没有走华盛顿特区周围环形公路的路线，而是直接穿城而过。三辆车上的美国军官为交通的拥挤表示道歉，他们说，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辆小汽车，许多家庭有两辆或者更多；现在人们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省得自己开车麻烦。开自己的车还有麻烦，苏联水兵简直认为这不可思议。他们的政治军官以后会告诉他们，这全是胡说，但谁又能否认路上的成千上万辆汽车呢？这肯定不可能是为了一些水兵而在一小时以内故意安排的一场假把戏吧？当车驶过华盛顿特区东南时，他们注意到黑人也有汽车——几乎没有地方可停放那么多汽车！大客车继续沿林荫路行驶，译员说，他们要是能被允许去参观一下许多公开开放的博物馆就好了。译员还说，在宇航博物馆里有一块由“阿波罗”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头……这些苏联人看到在林荫路上慢跑的人，成千上百的人正在信步漫走。大客车向北一拐，通过华盛顿西北部漂亮的地区向贝塞斯达开去，这时车上的苏联人都嘁嘁喳喳地说开了。
在贝塞斯达，他们受到电视摄影记者的采访，通过三大电视系统作了实况转播，友好的笑嘻嘻的美国海军医生和卫生员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进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十位大使馆的官员已在那里，他们都在琢磨如何控制住这批人，但从政治上说，又不能对本着缓和精神给予这些人的照料提出抗议。从沃尔特·里德医院和其他政府医院请来的医生们，为每个人作了迅速、全面的医疗检查，尤其是要检查是否受了辐射中毒。在检查时，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身边单独有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有礼貌地询问他个人是否想留在美国，并指出，每个决定要留下的人需要亲自向苏联大使馆的代表去说明意愿——但只要他愿意这样做，他就会获准留下。大使馆官员感到恼火的是，有四个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个人在与海军武官面谈后撤回了决定。美国人很谨慎，把每次会见都作了录象；如果以后对方指责说美国人搞恫吓，就可以马上反驳。
医疗检查做完以后——谢天谢地，放射性照射度很轻微——这些人又吃了一顿，然后上床休息。
华盛顿特区
“早上好，大使先生，”总统说。阿尔巴托夫注意到，佩尔特博士又站在他的主人身边，就在那张宽大的古董桌子后面。他预料这次会见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总统先生，我是来抗议美国政府对我国水兵的未遂绑架。”
“大使先生，”总统厉声回答说，“在一位前地方检察官看来，绑架是一种卑鄙而可恶的罪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容被指控犯有此种罪行——当然更不容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绑架别人。你听清楚了吗，先生？”
“除此之外，阿列克谢，”佩尔特用缓和一些的口气说，“如果不是我们，你们说的那些人就不会活到今天。为了救出你们的军人，我们损失了两名优秀人员。恐怕你们至少应该对我们为救援你们的水兵所做的努力表示一点感谢，而且也许可以对那些在救援过程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作一点同情的姿态吧。”
“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贵国两位军官所做的英勇努力，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确实希望对这次救援表示感谢。尽管这样，先生们，有人下了功夫，蓄意诱使这些人中的某些人背叛他们的国家。”
“大使先生，去年贵国的拖网渔船救出了我国的巡逻飞机的机组人员之后，苏联武装部队的军官用金钱、女人和其他各种诱饵引诱我们的机组人员，要他们提供情报或者同意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对不对？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种把戏是怎么耍的。当时我们对此没有提出抗议，是不是？没有。那六个人还活着，我们就非常非常感激了。现在，当然罗，他们都回来工作了。贵国对美国普通公民的生命所给予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们仍是感激的。至于当前这件事，每个军官或士兵都被告知，只要他们愿意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没有使用任何武力。我们要求每个希望留在这里的人都要同贵使馆的一位官员见面，这样就给了你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向他说明他行动的错误。这当然是公平的，大使先生。我们没有给钱，也没有用女人。我们不收买别人，我们更不会绑架别人，永远不会。要是谁去绑架人，我就把他关进监狱。我甚至还曾处决了一个。不要再拿这个来指控我了。”总统理直气壮地结束了发言。
“我国政府坚持，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送回国，”阿尔巴托夫坚持说。
“大使先生，任何在美国的人，不论其国籍或来到我国的方式如何，都有权受到我国法律的充分保护。我们的法院对此曾多次作出裁决。根据我国的法律，在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情况下，不能强迫任何男人或女人去做违反他意愿的事。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有一艘弹道导弹潜艇在离美国海岸300海里处干什么？”
“一艘导弹潜艇？总统先生？”
佩尔特从总统的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照片，交给阿尔巴托夫。是“海崖”号的录象机录下的，照片上是那枚SS—N—20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
“那艘潜艇的名字是——曾经是‘红十月’号，”佩尔特说。“它已经爆炸，在离南卡罗来纳州海岸300海里处沉没。阿列克谢，我们两国之间有一项协议，即任何此类舰艇不得靠近对方国家500海里即800公里以内的地方。我们想了解那艘潜艇到那里去干什么。不要跟我们说这个导弹是什么捏造出来的——因为即使我们想干这种蠢事，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那是你们的一枚导弹，大使先生，而这艘潜艇还运载了19枚此种导弹。”佩尔特有意把数字说错。“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说明它是怎样违反我们之间的协议到那里去的，而同时贵国又有那么多其他舰只如此靠近我们的大西洋海岸。”
“那肯定是那艘失踪的潜艇。”阿尔巴托夫主动说。
“大使先生，”总统轻声说道。“那艘潜艇直到星期四才失踪，是你跟我们讲了这件事的七天之后。总之，大使先生，你上星期五的解释与我们掌握的确凿事实并不吻合。”
“你到底要指控什么？”阿尔巴托夫怒气冲冲。
“怎么啦，没有什么指控，阿列克谢。”总统说。“如果那项协议不再起作用，那么它也就不再有效了。我想上星期我们也讨论过这种可能性。美国人民今天晚些时候将会了解事实真相。你对我国很了解，可以想象出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需要有个交代。目前，我看不出贵国舰队还有什么理由呆在我国沿岸。‘救援’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苏联舰队的继续存在只能是一种挑衅。我希望尔和贵国政府考虑一下我的军事将领现在会怎么对我说；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设想一下相反的情况，你们的将领将会对纳尔莫诺夫总书记说些什么。我需要有个交代。如果得不到解释，我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都是我极不愿作出的。请向贵国政府转达这个口信，并告诉他们，既然你们有些人选择要留在这里，我们大约很快就能了解到具体发生的情况。再见。”
阿尔巴托夫离开办公室，转身向左，从西门离去。一名海军陆战队门卫把门打开，但他却没有注意到这种礼貌举动。大使的司机正等在一辆“卡迪拉克”高级小轿车的外面，为他开着门。这位司机是克格勃华盛顿站政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怎么样，”司机说，看了一下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交通情况，然后驱车左拐。
“嗨，会见的情形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现在，我们可以绝对肯定他们绑架我们人员的原因了，”阿尔巴托夫回答说。
“是什么，大使同志？”司机立即问道，克制住自己的恼怒情绪。要是在几年以前，大使这个党的驯服工具是不敢对克格勃内高级官员采取应付拖延态度的。自从安德罗波夫同志逝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失宠了。但情况还会纠正过来的。他对这点很有把握。
“总统就差谴责我们违反双方1979年的秘密协议，蓄意派遣潜艇接近他们的海岸了。他们扣下了我们的人，单独加以盘问，以便了解那艘潜艇的使命是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干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呢？一天？两天？”阿尔巴托夫气愤地摇摇头。“他们也许已经知道，只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许用一个女人，就可使他们松口。总统还提请莫斯科想象一下，五角大楼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要对他说什么！要他去做些什么！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是不是？他们会说我们在演习一场突然核攻击，或许甚至会说就在进行这场攻击！似乎在致力于实现和平共处方面我们还不如他们！这些疑神疑鬼的蠢货，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还感到气愤。”
“你可以责备他们吗，同志？”司机问道。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在进行着整理，分析，考虑向莫斯科总部作出单独报告。
“他还说我们的舰队再也没有理由呆在他们的沿海了。”
“他是怎样说的？是一项要求吗？”
“他的措词是温和的，比我预料的温和。这就引起我的关注了。我认为，他们是在计划采取什么行动。舞弄军刀会发出响声，抽出军刀却是不会发出响声的。他要求对整个事件做出解释。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猜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而这位高级情报人员的确是知道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其本身就是难以置信的。海军和军事情报总局竟能允许发生这样难以相信的大错误，这使他感到吃惊。卡修斯间谍提供的情况简直荒唐之极。司机亲自把卡修斯的情报转交给了莫斯科。难道美国和苏联都可能是某个第三者的受害者？一项行动出了差错，于是美国人要设法找出谁应当负责，以及是怎么造成的，以便他们可以自己去做？这倒还说得通，但是其他的情况呢？路上交通拥挤，他皱起了眉头。他从莫斯科总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他应当立即查清。他不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如果是，那中央情报局的掩盖本事简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盖这样一个复杂的行动有可能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要干上几个星期，去查实有没有掩盖情事，去搞清在兰利和事件现场都有些什么传说，与此同时，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机构也都要采取同一行动。如果中央情报局打入北方舰队的最高司令部，他会发现的。对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做了。军事情报总局要对这场灾难负责；几年前，军事情报总局从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捞到了好处，而现在它可要丢面子了。如果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压军事情报总局和军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能对这桩事件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不管调查中发现了什么，克格勃都会先声夺人，把军队压下去。克格勃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总会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如果发现的结果对其对手造成损害，那就更好……
苏联大使走出去以后，门就关上了，佩尔特博士打开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扇旁门，穆尔法官走了进来。
“总统先生，我得象这样躲在密室里干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吧。”
“你真指望这能有效果吗？”佩尔特问。
“是的，我现在就这样指望。”穆尔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这是否有点悬，法官？”佩尔特问道，“我是说，进行一次这样复杂的行动？”
“妙就妙在这儿，博士，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去干。苏联人将会替我们干。噢，当然罗，我们要有不少人在东欧到处提出许多问题探听消息，巴兹尔爵士的人也会这样做的。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已经问过他们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导弹潜艇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格勃也会很快就发现和怀疑为什么四个主要西方情报机构都在了解同一个问题——他们心想，如果这是我们的行动，这些情报机构就会保持缄默态度的。
“你得了解苏联人面临的困境，他们必须在两种同样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认为，他们最受信任的一名专业军官犯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叛国罪。你已经看过我们有关拉米乌斯艇长的档案。他是共产党的宠儿，一个真正的新型苏维埃人。此外，这种叛逃阴谋必然还有若干同样受信任的军官参与。苏联人有种固定的想法，总认为这种人怎么也不会离开‘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们又拼命设法阻止人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我承认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实。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员或一名克格勃间谍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无可挑剔的军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说，一个艇长有许多特权，你可以把这种叛逃比作一个自我奋斗而发迹的百万富翁离开纽约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相信我们通过亨德森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并不高明，但却有大量旁证使之成立，尤其是我们曾努力诱使他们水兵叛逃的事实。你已目睹了他们对此是多么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对文明行为准则的粗暴践踏。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艘导弹潜艇，总统作了有力的反应。这也是对亨德森情报的有利证据。”
“那么他们会倾向哪一方呢？”总统问。
“先生，这个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而苏联的心理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难懂。要么是十个人集体背叛，要么是外界策划的密谋，在这两者之间要作出选择，我的看法是，他们会选择后者。要他们相信这真是一场叛逃行动，那简直就是迫使他们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谁愿意干那种事？”穆尔得意地作了个手势。“选择后者意味着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外来者的破坏，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思想存有内在矛盾要好听一些。此外，我们还知道克格勃将主持这次调查。”
“这是为什么？”佩尔特问道。他被法官的计划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军军事行动的安全受到渗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军事情报总局都要负责。海军和陆军的安全是他们的管辖范围。由于克格勃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离开人世以后所受到的损害，情况就更是如此。苏联人不能有一个自己调查自己的组织——更不能在情报界内这样做！所以，克格勃伺机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对头。从克格勃的角度来看，外部的煽动是远为吸引人的选择：这有利于克格勃展开一场更大的行动。如果他们证实了亨德森所说的一切并使每个人相信那是真的——当然他们是会那样做的——那么由于是他们揭露了事实，这岂不会使他们神气得多！”
“他们会去证实那些情报吗？”
“当然会的！干情报这个行当，如果你执意要找到什么东西，你就能找得到，不管这个东西真有假有。主啊，拉米乌斯这家伙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该多感激他。这样的良机，真是千载难逢，千万不能丧失。”
“但是克格勃以后的腰杆将变得更硬了，”佩尔特说。“那是一件好事吗？”
穆尔耸了一下肩。“迟早总要发生的。把安德罗波夫搞下台——说不定还是被杀害的——使军队得到太多威信，这正象50年代搞掉贝利亚的情况一样。苏联人象我们一样，依靠对军队进行政治控制，而且比我们更厉害。由于克格勃把他们的最高指挥权夺走了，他们就干了那件肮脏事。这样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样倒也不错，我们能从中获得好处。现在只有几件事还需要我们去做。”
“比如说？”总统问。
“我们的朋友亨德森在一个月左右以后要放出消息说我们有一艘潜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