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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其中详细记载着“夜闯水门”的预定步骤，还说她本人了解整个事件的全部细节等等。其实米切尔夫人并不是要和自己的丈夫过不去，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让丈夫摆脱政治羁绊，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呆在家里陪着她。但她没想到她对丈夫的爱却反而害了丈夫。由于新闻界对米切尔夫人所说的一切都作了公开报道，迫于压力，1972年7月1日，米切尔不得不被迫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米切尔对于尼克松的竞选来说，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为尼克松1968年竞选总统立过汗马功劳，现在正当发挥作用的时刻却被迫辞职，这对尼克松的打击怎能不沉重呢？
面对种种打击和挫折的尼克松，不愧是久经宦海的政治舞台上的老手，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使出浑身解数摆脱水门事件的阴影，挽狂澜于既倒。在外交上，他把一向反共的调子换成了友好的奏呜曲。1972年2月，他亲自访华，并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1972年7月，尼克松完成了从越南撤军的设想，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美国无限期地卷入越南的武装冲突；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获得成功，缓和了苏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国内，尼克松采取果断措施，成功地制止了因越南战争而引起的持续性通货膨胀，在控制国内工资和物价的同时，为了阻止美元外流，降低了美元与外币的兑换率。尼克松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行动，为他的竞选连任捞取了必要的政治资本，而且抓住了美国广大选民的心。特别是结束越战，为尼克松竞选连任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果不其然，在1972年11月7日的大选中，尼克松以60。8％对37。5％的选票战胜了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获得了绝对胜利，实现了他连任总统的愿望，蝉联第38届美国总统。
尼克松获得的选票，比他的民主党对手麦戈文多1750万张。按美国总统竞选中超过对手的票数来算，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假如按其得票率之高来看，只有1936年的罗斯福和1964年的约翰逊的得票率与他旗鼓相当。
这次大选揭晓的第二天，尼克松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举行了一次庆功宴，他称赞自己的竞选班子“过去四年来一直是一个伟大的竞选班子”，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谢谢大家”使他“最后一次竞选成为所有竞选中最成功的一次”。
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38届总统。
民主党人原来想利用“夜闯水门”在大选中挫败尼克松，遗憾的是功亏一篑，未能如愿。被民主党指控的七人（五名被捕者加上利迪和亨物）也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拒不承认对他们所指控的罪行。由于证据不足，对这七人以外的涉嫌者民主党均无法起诉。对此，民主党人虽然对这个结局倍感恼火，也只能无可奈何。那七人也在开庭之后分别以1至5万美元的保释金取保释放。轰动一时的水门丑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共和党完全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了。他们花费了400万美元来庆祝尼克松再次当选为总统。“再干四年”的欢呼声传遍了美国。“水门事件”看来已该接近尾声并就此打上句号了。有人如释重负地轻轻松松地吐出了一口气。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故事的高潮还在后头。
4。5 迪安“反水”政局陡转，引火烧身总统垮台
为了要使政府按照自己要求的方式工作，尼克松连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内阁改组。他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对政府各个高级职位上的人员进行大调动，并把受过四年熏陶、忠实可靠的白宫助手安排在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上。如此一来，便触动了某些权势集团的利益。
在华盛顿，当时被人们公认的有四大权势集团，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分别是：新闻界、官僚机构、国会和情报系统。
此外，华盛顿最大的权力集中在国会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和他们对口的政府各部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那伙人。尼克松的行动目的是要把自己在白宫的人安插到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去，这就破坏了那些人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联盟。这样，尼克松不仅成了本世纪以来最使民主党人和官僚机构感到害怕的总统，而且无形中把自己放在了那些权势集团的对立面上。这对民主党人来说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们乘机再一次联合受害的权势集团，把尼克松推上了由“夜闯水门”掀起的浪峰之上，尼克松的改组计划不仅没有丝毫进展，他自己反而陷入了四大权势集团的重重包围之中，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1973年1月，水门事件被再次抛出。1月8日，“夜闯水门”被捕人员被重新收审，事态从此进一步发展和扩大。
3月20日，被捕者中的詹姆斯·麦科德终于开口了，他给联邦法院法官写去了一封信，信上承认说：“被告们都曾受到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缄默。”他在信上还说：“我担心有人向我的家人采取报复措施。”3月31日，法庭在开庭时，公开宣读了这封信。这下，水门事件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兴趣。
新闻界终于开始把水门事件当作头题新闻了。《华盛顿邮报》再度抢先一步，爆出一条条内幕新闻，出尽了风头。《纽约时报》等都已加入水门揭秘的行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不甘落后，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里，向美国观众报道了水门丑闻。电视拥有的观众远远超过报纸的读者，美国人终于家喻户晓地知道了有个水门事件，并把它作为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
在这种形势下，身为白宫法律顾问、国内事务助理的约翰·迪安有些沉不住气了。也不知是在法庭的作证时露出了什么蛛丝马迹，还是为尼克松起草的一份关于彻底调查水门事件的报告被人嗅出了什么“怪味”，迪安逐渐开始感到自己的处境艰难，而且越来越危险。
水门事件重新被抛出后，迪安曾替尼克松起草了一份关于水门事件的各种调查及对策的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只完成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未被公开，但一想到这份由他草拟的报告将会成为“文过饰非”的假材料，迪安的内心就有一种法网难逃的恐惧感和负罪感。4月17日，聪明的迪安向总统脑克松提出要求给予他豁免权，准备预先留下一条退路。他的理由是：给予了他豁免权，一旦出什么问题，他本人可以去找检察官，讲出全部真相，那样就不会给白宫带来任何麻烦。
尼克松拒绝了迪安的要求，没有给他豁免权，这使迪安感到更加不安。
与此同时，迪安还觉察到曾与他在证词上达成攻守同盟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杰布·马格鲁德，有不愿继续与他合作的苗头。如果马格鲁德翻供，那么他迪安为掩盖水门事件所作的一切证词都将受到怀疑，他的罪名不需要法庭的审判就已经是明摆着的了。
面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迪安由忧心如焚变为面对现实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投奔司法部，他才能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机密为自己争取可靠的豁免权。经过再三权衡利弊。迪安终于向司法部门自首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背叛了尼克松。
迪安的“反水”成了共和党人和尼克松走向失败的又一个转折点。从此，尼克松便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1973年6月25日迪安在水门事件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尼克松曾亲自参与掩盖“夜闯水门”，证据是1973年3月21日迪安本人与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里，尼克松告诉迪安，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筹集100万美元的款子来打发霍华德·亨特。虽然后来这笔款项未能兑现，但仅此一点就已构成了尼克松的犯罪事实。
那时候霍尔德曼早已不在其位了，但他对尼克松总统的一切事情仍然非常关心。他曾在另一次听证会上揭发迪安是在作“伪证”，想以此来帮助他一直效忠的总统渡过难关。事实上，他曾在离任后听过3月21日迪安和总统的谈话录音，但他自作聪明地以为，白宫装有录音系统仅有几个人知道，只要录音带不公布，这种事谁也说不清。霍尔德曼的自作聪明大错特错了。
1973年7月16日，尼克松的前助手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给了尼克松最致命的一击：他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透露，从1970年以来，尼克松在白宫办公室里安装了录音装置，把自己同所有人的谈话都录了下来。
侦破起来令人棘手和头疼的案件一下子变得简单和容易了起来：只须检查尼克松的录音带，一切就会水落石出，设法让尼克松交出录音带例成了侦破“夜闯水门”一案的关键。
铁面无私的考克斯便承担了这一重任，他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法律教授、民主党人，前不久司法部长理查森任命他为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真相。考克斯一上任就毫不客气地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录音带以供检查。
参议院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也遥相呼应，要求尼克松务必交出录音带。
尼克松以总统的“行政特权”为理由一口回绝了考克斯等人的要求。尼克松当初下令安装录音装置，把自己同别人的谈话记录下来，为的是将来卸任后以这些谈话录音为参考写回忆录，弥补记忆的不足，按惯例去赢得一笔可观的稿酬和版权收入。没料想却留下了遗患，为他的政敌提供了铁证如山的证据。虽然极度后悔，但尼克松打定主意，就是不交录音带。
考克斯寸步不让，穷追不舍，非让总统交出录音带不可。
双方僵持了几个月。
1973年10月20日（星期天），作为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的尼克松一怒之下，宣布开除考克斯，撤消专事调查的特别检察官办事处，消息传出，司法部长理查森及副部长都极为愤怒，俩人同时宣布辞朗以示抗议，过了不到24小时，这几件事便以“星期六夜晚大屠杀”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被美国各家报纸、电视向全国做了报道，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管外界如何闹得满城风雨，尼克松就是坚决不交录音带。这样拖了半年多，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1974年7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8比0通过裁决：尼克松无权扣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并下令总统必须交出64盘录音带。
尼克松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也无法耍赖了。他无可奈何且极不情愿地将64盘录音带交给了法官。
法官们以极大的耐心，一盘又一盘，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这些录音带，一个重要的疑点终于被他们发现了：有一盘录音带上的18分钟的录音被人为地洗掉了！这盘录音带录自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72年6月20日，谈话人是尼克松和他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
这18分钟的谈话内容是什么？是否与水门事件有关？为什么事后要人为地洗掉？是不是做贼心虚、销毁罪证？一系列问号留给了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公民。
接着，最高法院又一次下令，要求尼克松将其急的74盘录音带全部交出。
在这最后的74盘录音带上，法官们终于找到了尼克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直接证据：在1973年6月23日的一盘录音带中，人们清楚清晰地听到了尼克松同霍尔德曼讨论如何“让中央情报局压倒联邦调查局，使这次调查不能进行”的声音，总统甚至粗暴地嚷道：“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发生了什么呢？我要求你们给我保密……，不管是掩盖事实还是其它什么手段，只要能保住密，就那样干！”
尼克松的防线已彻底地崩溃了。要求弹劾尼克松总统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
1974年7月27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表决，向国会众议院提出了弹劾总统的动议：第一，指控总统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挠对水门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第二，指控总统广泛滥用总统权力；第三，指控总统蔑视国会传调录音带的命令。
紧跟着，弹劾之声传遍华盛顿。8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在国会的各个走廊和衣帽间里充满了这样的气氛：人人都在谈论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弹劾的魔鬼已经放出来了，不可抗拒的弹劾的巨轮正在转动”，“对很多人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是否下台，而是何时和如何下台”。
弹劾制，最早本是英国的法律制度，以后被美国沿用。所谓弹劾，实为审讯，但又与审讯不完全相同。它只能定罪，而不能判刑。弹劾之权属于参、众两院，首先要由众议院半数以上通过决定，然后由参议院来弹劾。参议院必须有2／3的多数同意才能定罪。定罪之后，受弹劾者立即削职贬为平民，由普通法院来对其进行审理和判决。如果在弹劾之前或弹劾过程中被弹劾者自动引咎辞职，弹劾的问题也就不再存在，而改由普通法院来处理了。
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对一位在任总统进行弹劾，在尼克松之前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在1868年对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进行的。那次弹劾进行了三个月时间，最后被参议院否决。
尼克松如果被国会弹劾，那就得象1868年那次弹劾一样，至少进行好几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尼克松既要执行繁重的总统职务，又要受到质询、审查并为自己辩护，这样，不但美国的国家机器可能陷入停顿和瘫痪，而且整个美国会陷于一片混乱状态。假如尼克松最终被判定有罪而遭到废黜，那么对于在国会两院中本来已处于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也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尼克松被迫交出他那74盘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录音带后，尼克松负有掩盖水门事件的罪责已十分肯定了。尼克松的出路只剩下别无选择的一条：辞职。
在经过一番痛苦的选择和思考，尤其是得知国会两院能同意他不辞职的票数最多为15票后，再经过共和党三巨头：戈德华特、斯科特和罗兹的规劝，1974年8月7日晚，尼克松正式决定辞职。第二天8月8日上午11点，尼克松约见副总统福特，正式通知福特他决定辞职。这是美国设置总统职位185年来第一次有总统在不名誉的情况下辞去总统职务。
一个颇有建树的总统一开先河、被迫辞职，应该说这在美国政治历史中是不光彩的一页。对尼克松本人来说，辞职标志着他28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始的政治生活的结束，这个结束对他来说未免有些凄凉。
1974年8月8日晚9点12分。
美国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
第38任总统尼克松第37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表讲话，与以往不向的是，这次讲话是他向全国发表他宣布辞职的电视讲话。尼克松讲话时，面色阴沉，偶尔有一丝苦笑掠过他的面庞。他的话说得很慢，终于他讲出了他后来自称是有生以来最难出口的一句话：“……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整个讲话历时17分钟。
8月9日上午，是尼克松在白宫的最后半天。吃过早餐，黑格将军来见尼克松，有点犹豫他说：“这是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总统先生，我猜想您宁愿现在把它做了算了。”说着，拿出了一张纸，放在了尼克松跟前，纸上只有一句话：“我谨此辞去美国总统职位。”
尼克松望着这张纸，木然地凝视了片刻，拿起笔，似乎有些颤抖地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9点过后，尼克松和夫人在白宫坐上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机场，然后换乘“空军一号”，飞往南加利福尼亚州，开始过他的平民生活。
同日中午12点零3分，尼克松的副总统福特宣誓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
尼克松辞职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取消了对他的弹劾。
一个月后，9月8日，继任总统福特在白宫宣布，由于“审讯一名美国前总统的前景可能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已经使国家恢复了的平静”，所以，他已“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赦免”尼克松在任总统期间对美国“已经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以及参与的一切罪行”。
美国公众却不那么大量，接二连三的民意测验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尼克松不应该被赦免，而且永远不应让他担任任何公职。
美国一贯标榜自己是民主和正义的化身，无论地位高低、肤色深浅，只要是美国公民，就享有同等的权力和自由，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上美国的法律，不论是完备的还是不完备的，都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各大财团服务的。在水门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中，尼克松作为总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策划水门行动，但他的态度和行动却一直在为他的部下掩盖罪证，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他的部下，而是为了维护他自身的利益和他所代表的财团的利益。尼克松的所作所为能轻而易举地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论调是多么虚伪和可卑；充分暴露了以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