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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霍英东宣布不当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事长一职，改由刚取代叶汉而入主赌坛的香港另一富商郑裕彤出任。霍英东的这一行动，可以视为他淡出澳门博彩业的第一步。
就霍英东何以选择那个时候挂印封刀、不当董事长这个问题，我曾与他有过一番交谈——“你认为开赌场，与你的人大、政协职务是否有冲突？”
“开赌，肯定是不好的，但也不是很坏，比如香港马会，没有一定的地位、影响力，还不一定能当马会的董事。有些事很难解释清楚，当时我是想将一件坏事变成好事，而且真是这样与政府签约的。”
“为什么主动辞去董事长的职务？”
“有些事，我不是很明白。本来娱乐公司与澳府只有8年的赌约，但澳府却一签再签，好似延长了24年。”
“还跨越了1999年……”我插话。
“是的。那时澳府要和何鸿燊签约，把赌约延长跨越1999年。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当时李耀祺很反对，我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
从霍英东的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得知，他在1986年辞去娱乐公司董事长职务，与那一年娱乐公司和澳督签署跨越1999的赌约有直接的关系。
那年9月29日，澳门政府主动提出，要与娱乐公司签署博彩专营合约的补充合约，批准将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延至2001年12月31日满。中方对这个补充合约跨越1999年，极为不满，认为是葡国政府搞“小动作”。这个赌约修订之时，正值中葡双方在北京就澳门前途问题举行谈判，葡国要求把归还澳门的日期推延至2003年，而中方则坚持在20世纪内收回澳门。在这个敏感时刻，澳府将娱乐公司的博彩业专营权延长5年，超过中方提出的“20世纪之内”，中方对此深表不满，李耀祺等一些中方驻澳门官员猛烈抨击澳府；中方驻澳官员和亲中人士还拒绝出席娱乐公司成立25周年的盛大酒会，以此行动杯葛澳府和娱乐公司。
霍英东既是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又在全国政协、人大任要职，与中方关系极其密切，这个时候，他的处境自然很尴尬。他虽然不赞成娱乐公司和澳府延长专营期，但又不能阻止双方签约，惟一能做的就是逍遥于娱乐公司之外。霍英东早就有了退出娱乐公司的打算，如今既然处境如此尴尬，他于是毅然辞去董事长一职，而且连董事的职务也辞去了。
把赌场收入划入基金会
除了辞去董事长和董事的职务，霍英东当时甚至想把他持有的股权转让出去，彻底地退出娱乐公司，退出澳门博彩业。
澳府与娱乐公司签订的补充合约，除了延长娱乐公司的专营期外，还规定：娱乐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可以自由转让股票，股票总值占该公司资本25％，任何股东不能拥有超过此等股票的10％。那时，澳府正筹划在澳门成立股票交易市场，吸引本地公司和海外公司挂牌上市，以繁荣澳门经济。何鸿燊还参与了澳门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他当时打算把娱乐公司拿到香港或澳门上市。
霍英东一直不赞成娱乐公司上市，但他认为，若上市，那就是他完全退出博彩业的最佳时机。
“那时，我已经表态，股份值多少钱我都不要了。我甚至已和何鸿燊等人谈好，以6亿港元价钱卖给他们。”霍英东回忆说。
但是后来，澳门成立证券市场的事不了了之，娱乐公司到香港上市的计划也因种种理由未能如愿，结果，娱乐公司的上市计划也因此搁置下来。那时，霍英东已经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体育、教育和慈善事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他对娱乐公司的股份重新处理，把它划进“霍英东基金会”。
我曾问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安排？”
霍英东说：“把娱乐公司的收并入基金，并不是想洗脱开赌公司的收入，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收入是公开的……”
“你们有无核算过，整个娱乐公司总资产值多少钱？”
“没法算。因为赌场若停止营业，船、酒店也就可能亏本，公司可能变成负债……”
“那你现在还打算不打算把自己持有的股权卖掉？”
“我现在都打算卖的。”
“有没有人与你谈过这个问题？”
“不会有人买的……”
霍英东和何鸿燊互谈对方
虽然霍英东和何鸿燊当初介入博彩业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可以这样说，在澳门旅游娱乐公司里面，他们两人是一对很好、很成功的组合。他们在澳门赌坛的合作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一点是两人都清楚对方的性格和优势，既为自己正确选定在公司里扮演的适当角色，也尽可能让对方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潜能。
现在看来，霍英东向来对澳门博彩业采取不参与、不介入的低调态度，除了因为他原本对开赌没有兴趣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很清楚若过多介入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或多或少会影响与其他董事和股东的合作关系，于是把自己扮成“局外人”的角色，好让何鸿燊自由自主地掌管博彩业；他自己，只负责一些与自己的公司业务有关、但与娱乐公司内部管理无关的项目，比如疏河、建码头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无须去承受经营、管理博彩业的风险和压力，也不至于伤了与其他合伙人的和气，但却又得到自己的利益。
试想，倘若霍英东参与、介入娱乐公司的事务，那澳门博彩业将会是什么景象？一山不能容二虎，一个何鸿燊和一个叶汉已经搞得天翻地覆；若加上一个霍英东，澳门赌坛是否会上演一出“三国演义”呢？
可以这样说，在娱乐公司里头，若把霍英东和何鸿燊所扮演的角色对调，澳门博彩业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般繁荣景况。所以，他们两个人，谁也取代不了谁的作用和影响力。由于他们两人的成功合作，他们最终成了澳门赌坛上最大的赢家。
澳门赌坛，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叶汉、叶德利、新马仔等人一个个退出了这个大舞台，而霍英东和何鸿燊，在雄踞这个舞台30余年后，至今仍然屹立着，各自在不同的方位撑起令世人瞩目的澳门博彩业的天空。
霍英东和何鸿燊，都是港澳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澳门博彩业之后，他们两人还在地产界等方面有较多合作，比如合建星光行、珠城大厦、信德大厦等等。他们两人的关系如何？两人怎样评价对方？这些始终是外人极想知道的。
早些年，何鸿燊兴致一来，曾向别人大赞霍英东做生意如何了得。从何鸿燊的话中，可以看出霍英东做生意的一些独到之处。
做生意，别人一般都会先计算这宗生意有多少利润，但何鸿燊说，霍英东却与众不同，他每次都是做最坏打算，先计算会亏蚀多少，然后才计算可能会赚多少。如此做法，就是充分考虑这盘生意的各种变故，结果或赚或亏都是在自己的预先考虑范围之内。
何鸿燊还说，与朋友合伙做生意，霍英东总是坚持一条：每作一个决定，他一定要先问过全部人，人人都同意了，他才动手，绝不擅作主张，自行决策。既然其他人已经同意，则做起来一定是同心协力。
霍英东的性格并非“海派”，而是时时、处处谨小慎微，做生意时更是这样。何鸿燊透露，每次大家开会，开完会之后，霍英东总是捡起与会者留下的纸条带回家，一来可以再仔细研究，二来免得这些纸条被别人捡去，“机密”外泄。
据何鸿燊所言，霍英东的公司财务制度很严密，每写一张支票，霍英东都要经10几层手续才最后签字。
此外，何鸿燊还说，在与对方洽谈生意时，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绝招”，他一般都不讲话，只是耐心地听对方讲，然后在关键时刻才插上一两句。在霍英东看来，做生意的人往往讲得越多会吃亏越多。
由此可见，何鸿燊很佩服霍英东的商业才能。那霍英东怎样评价何鸿燊这位多年的合作伙伴呢？应我的要求，霍英东破例地谈起对何鸿燊的看法——“何生曾经对你有很高评价，你怎样评价他？”
“他这个人嘛，好有冲劲。总之有什么事叫他做，他一定做好。他喜欢开赌，喜欢当赌王，连巴基斯坦、伊朗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也敢去开赌。有一次，我和他去新加坡，他竟然想在那边开赌。我说，‘你千万不要搞，李光耀在这里，你来开赌不就是一个笑话。’ 结果，他还是找人谈，几乎要向政府递交开赌报告。一般人都觉得开赌不太好，但他好像认为开赌并不怎么样。一般人是不去想从开赌赚钱的……但是，没有他，很多事成不了，因为他够胆，什么都不怕。”
“以前听一些人讲过，你和何鸿燊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冷一热，一个不喜欢说话，做事稳重，一个什么都敢讲、敢做，甚至知道错也照做……”
“而且，错了之后，他不肯认输。”霍英东笑了一笑，继续说：“比如他和别人下棋，照棋局，他形势不妙，注定要输了，我们说死棋啦，劝他认输啦，但他不认输；那好，不认输就继续下一步棋啦，但他却一动也不动，一味坐在那里。等到吃饭时，有人叫开饭了，他就站起来，说大家吃饭了，这盘棋就不算数了。他有时从澳门过香港来，找王新永下棋，照棋局，他明明是输了，但他却一味不动棋子，坐在那里一两个钟头，等到开船时间到了，他就说要赶回澳门，这盘棋并没有下完，他并没有输……”
“平时你和他有没有打打球、下下棋？”
“打球、下棋，他都不肯输，所以每次见到他，我总是笑他：打球、下棋，总是你赢！”
“他有时也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有无与你打？”
“以前有的，不过，打多了，觉得总是要让他一定赢，就不打了……”
“那么多年打球、下棋，他真是没承认自己输过？”
“我只赢过他一次。今年中华游乐会搞一次‘100岁网球比赛’，就是两个人加起来超过100岁的会员的比赛，我和他打，打赢了他……”
据一些目击者说，当时，何鸿燊一打输，很不高兴，拍板而走。
“你和他打球时，有无下注赌钱？”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的性格，什么事都不想输……”
其实，“永不言败”正是何鸿燊最突出的性格；也正是凭着这个性格，何鸿燊才在事业上屡创佳绩，成为一代枭雄。
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
谈完何鸿燊，我们又谈到澳门博彩业的前途问题。当时，霍英东的二公子震寰也在场。霍震寰现在主管霍氏集团的内部事务，霍氏集团的财权主要由霍英东和他掌握。因为刚才谈到霍氏集团来自博彩业的分红利益，霍英东叫他进来介绍有关情况。他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录着霍氏集团的各项收支。谈完博彩业的利益后，他仍然留在那里，和我们一起谈其它问题。
“你怎样看娱乐公司在1999年之后的前途？”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真的不知道怎样看……”
“你认为中共是否会限制博彩业的发展？”
霍英东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只是说：“从我个人来讲，开始经营博彩业时，是希望不要靠黄、毒、赌来发展澳门……”
这时，霍震寰也插话：“娱乐公司除了经营博彩业，在澳门其它方面的投资也很多。”
“可以说是控制、垄断了澳门的经济。”我说。
“也不能说是垄断，因为没有人到澳门投资，而澳门政府对娱乐公司也有这个要求。”霍震寰说。
“我总觉得，博彩业有很大力量，赚那么多钱，做什么事都可以。”霍英东若有所指，转而说，“当然，娱乐公司可以将澳门发展得更好一些。”
“1999年之后，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是否限制博彩业发展？娱乐公司的前途如何？”我再次问起这个问题。
“真是很难预测！”霍家父子同时说出这句话。
“有人认为，内地方面即使不取缔、限制赌场发展，也会透过一些力量介入其中。”我说。
“可能是，到时可能不是娱乐公司一家经营博彩业，而是几家合营……”霍震寰说。
霍英东接上震寰的话，说：“应该这样做。至于是否限制博彩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澳门自身的生存问题。我没好好研究过1999年以后澳门的经济发展怎样，比如建国际机场是否多余？又如电厂，需不需要？当然，无论如何，对我们家族影响不大，因为这些钱并不是我们家族的，而是基金会的，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到此，我们关于澳门博彩业这段历史的采访告一段落。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了解澳门的经济现状。
1995年9月，澳府曾向联合国递交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澳门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中，博彩税占了46％，而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只占19％，卖地收入占25％，其余的则是其它各种收入。由此可见，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博彩业与出口加工业、建筑房地产业、金融业并称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但其它三大支柱加起来的影响力也没有博彩业那么大。而且，博彩业的专营公司，还在金融、交通、地产、百货等行业有重大投资，跟澳门各项公共事业，跟各个经济领域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博彩业几乎全面垄断澳门的经济。
所以，在1999年之后，任何力量若强行限制或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澳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将会出现大的震荡。甚至可以这样说，若博彩业被限制、取缔，澳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一个死城、空城。
事实上，中方也很清楚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早在制订《澳门基本法》的时候，就为澳门量身订做了第118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由此可见，中方为了维持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决不会急于去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
当然，中方不希望看到博彩业日益在澳门的各行各业不断扩张，因为将来的博彩业会对澳门的经济造成全面垄断的局面，继而左右到特区政府的运作。那么，中方所要做的，可能是透过自己的代理人入局，逐渐把博彩业纳入中资间接控制之下；或把博彩专营牌重新招标，吸纳其它公司经营，以免娱乐公司一家继续坐大。
2002年3月，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北京期间曾与霍英东会晤。霍英东向何厚铧表示退出澳门博彩娱乐公司，并表明退股后成立澳门基金会支持澳门发展。
何厚铧说：“我们对霍先生这个决定是非常欢迎的，特区政府非常尊重霍先生的决定。我相信霍先生同何鸿燊先生会在适当时间有所接触，大家友好地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在股份转让方面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何厚铧表示，特区政府不会干预获得博彩牌照的公司转让其股份，当局会按法定程序处理有关事宜，而有关公司就股权处理情况要告知特区政府。
何厚铧重申，股份转让是公司的内部事情，在无碍公司运作及未来的经营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对博彩业的开放构成影响。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作太多揣测和顾虑。
霍英东持有近三成股份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原专营赌牌是在2002年3月31日到期，霍英东选择此时退出，顺理成章。
霍英东表示，他的退出，是基于个人取向，并不是对澳门发展博彩业有不同看法。他完全赞同澳门特首何厚铧提出的博彩业发展思路，认为符合澳门的长远利益，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也重申，当年他参与“澳娱”成立，到今天退出澳娱另组基金会，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推动澳门经济繁荣。
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
1964年9月底，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这次上京，他并没有直接从罗湖过海关，而是绕道澳门回内地，有人指此举是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绕道澳门上北京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东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务属下的路环号水翼船。这次，他并不是专程去澳门，而只是绕道澳门到内地去。他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
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