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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也是中共党员。他与傅作义的“剿总”总部联络处长李腾九有着亲戚关系，他同样受中共委派，与傅作义联络……毛泽东接连下了这三步棋。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完成种种部署之后，中共部队打响了平津战役的枪声，一举歼灭新保安傅作义三十五军军部。二十四日，攻克了张家口，歼灭傅作义部队五万四千多人。这样，北平、天津、张家口这三角地带，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吃”掉了一角。紧接着，驻守天津的国民党陈长捷部队陷入了重围。这下子，使蒋介石为之震惊。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加以勉励：“就华北言，匪众虽多，其装备补给则不如我，其素质训练，又远不如我。”蒋介石还说：“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激励所部，鼓起灭此朝食之勇气，造成高度坚强力量，发扬我革命军人冒险犯难，以一敌十之精神，抢占机先，稳扎猛打，奋斗到底，坚持最后五分钟，为戡乱高潮创造辉煌战史之一页，深信克敌制胜，完成戡乱建国之功，端在此战也。”大势已去，蒋介石的这番空话，无济于事。
毛泽东决定先取天津。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乃傅作义在保定军校学习时的同学。陈长捷在天津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扬言起码可以守上半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城防工程图纸，却被中共地下党员描了一份，送到了林彪手中，又由林彪派人送交毛泽东。
中共派人与陈长捷商谈投降之事，被陈长捷所拒绝。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下令对天津发动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天津于十五日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十三万蒋军被歼，陈长捷被活捉。同日，毛泽东任命黄敬（即俞启威）为天津市市长。
天津失落，北平震惊。鉴于傅作义有受降的意向，北平的幕后活动大大加快了步伐。傅作义派出了他的副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据崔月犁回忆，她在北平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中，初晤邓宝珊。一见面，邓宝珊就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代表，秘密出城与林彪进行谈判。林彪则派出参谋处处长苏静作为联络代表，又随邓宝珊秘密进入北平城。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终于，在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中外记者蜂拥于北平中山公园水榭，捕捉重大新闻：傅作义的代表阎又文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傅作义总司令文告，公布中共与他和平解决北平之双方协议。文告称，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一举促成全国彻底和平的早日实现，将双方协议，除有关军事细节从略外，公布如下……于是，秘密的谈判，也就公之于众。从这天开始傅作义把二十万军队撤离北平市区，前往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城。这样，这座古都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转入中共手中。
毛泽东对北平的和平解决方式，作出高度评价。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从此，平津战役画上句号。在这一战役中蒋介石部队被歼灭和改编的达五十二万人，只有驻守塘沽的五万人得以从海上逃跑。
国共主力进行决战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历时一百四十二天，蒋介石部队被歼的总数为一百五十四万多人。
对于蒋介石这一惨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倒是说得颇为客观：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人员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观察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和蒋介石“新年对话”
一九四九年的新年钟声撞响，不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于蒋介石，都感慨万分。
一九四九年，对双方都是关键性的一年。经过一九四八年的国共大决战，中国的形势已经明朗化。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九四九年将是金色的，充满着希望；
对于蒋介石来说，一九四九年将是灰色的，充满着失望。
在新年到来之际，在白雪纷飞的西柏坡，忙得顾不上执笔的毛泽东，由他口授，由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最后由毛泽东改定，为新华社写出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在新年到来之际，在南京也忙着起草他的《元旦文告》。他的心中充满悲凉之感，不仅仅因为战局的惨败，而且也为替他默默地起草了无数文稿的秘书陈布雷已离他而去！
这一回，只能由“江西才子”陈方临时为他捉刀。
陈布雷一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挂在嘴边的名言是：“永远只愿做No2，永远不做No1。”不言而喻，“No1”指的是第一号人物。他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二年之久，蒋介石的众多文稿出自他手。
陈布雷之死，据云原因有二：一是面对败局，他曾向蒋介石建议，和共产党和谈，遭到蒋介石痛斥，声言“和谈即投降”；二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蒋介石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以为此言不妥，在整理蒋介石的讲记录时，删去了此话，又遭蒋介石斥责。又据传，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情报部门把毛泽东的报告文本放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蒋介石仔仔细细地看罢，正巧陈布雷进来。蒋介石无意中朝陈布雷说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陈布雷脱口而出，顶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这一句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的心。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陈布雷吩咐副官和秘书道：“让我安静些！”副官和秘书以为他要写重要文章，也就为他谢客。他真的闭门写作。只是所写的是他的遗书！翌日夜，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布雷之死，使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几分忧伤。
顺便提一句，陈布雷有六男两女，长女陈秀、次女陈琏均为中共党员，也颇为出人意料。
除夕之夜，蒋介石邀请国民党要员四十多人，聚集南京黄浦路总统官邸，出席晚宴。其中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陈立夫、张治中、蒋经国等。
宴毕，蒋介石令张群宣读《元旦文告》，征求意见。令部属们惊讶的是，蒋介石一向讳言的“求和”，却成了《元旦文告》的核心意思。蒋介石脸色苍白。部属们明白，原本宣称“和谈即投降”的蒋介石，在遭受了惨败之后，已是“走人檐下过，不得不低头”了。
一九四九年，在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日子，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同时在中国发表。紧接着，毛泽东在一月五日又以新华社评论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对照，便构成了他俩的一次“新年对话”。
不过，这与三年半之前，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已大不相同。那一次，蒋介石居优势，眼下则是毛泽东居优势了：
蒋：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争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勘乱。
毛：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蒋：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毛：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
蒋：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毛：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
蒋：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毛：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
蒋：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毛：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首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
毛：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蒋介石已经失去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不过，毛泽东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所有国民党公开发表的文件，一律把“共匪”改成“共党”了。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斥责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
蒋介石在他的《元旦文告》中，除了求和，还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的下野之意。
屈指算来，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第三次下野了。
每一回下野，都是他处于政治危机之际：
第一回，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北伐时败于军阀孙传芳之手，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宣布下野；第二回，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不和，发生宁粤战争，蒋介石失利，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宣布下野；第三回，显然由于在国共决战中失利，国民党内倒蒋之声日益高涨，逼他下野。
蒋介石自己并不想下野。据张治中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他去见蒋介石时，曾主张跟中共和谈，蒋介石当即一口回绝，说道：“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可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人心浮动”要求和谈，倒蒋的呼声热烈，白崇禧、程潜等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在白崇禧的策划下，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他们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美国杜鲁门政府也透露了“换马”之意。杜鲁门在十二月致蒋介石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已考虑辞职问题？”
另外，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在十一月十六日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也清楚地表明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委员长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并且大失民心。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他企图维持现政府而采取的新措施会支持到何等程度。”
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那些日子里，他不仅因东北之败而气得吐血，而且通宵失眠，连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药都失效了。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每夜都要喝一杯半威士忌，借酒安眠，借酒消愁。
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派出张群、张治中以及新任总统秘书长的吴忠信，跟李宗仁会谈下野之事。经过密谈，商定以下三条：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另外还就和谈作了准备工作。
这些密谈内容，后来就反映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之中。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毛泽东除了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之中痛加驳斥外，还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出答复。
毛泽东在《声明》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内中列为首条的“惩办战争罪犯”，这战争罪犯指的是哪些人，自然应是很具体的。蒋介石当然名列其中，而且毛泽东已很明确称之“第一号战争罪犯”、“头号战犯”。至于详细的名单，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发出电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已一一开列。值得提一句
的是，这“陕北权威人士”指毛泽东，而毛泽东当时在河北西柏坡，并不在陕北，只是为了迷惑蒋介石，用了“陕北权威人士”名义。这电讯，明明发自西柏坡，也用了“陕北电”之类字眼。
这《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全文如下：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