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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宣告：“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然而，蒋介石尚未从这两次冲击中站稳脚跟，第三次冲击波又接踵而来。
这第三次冲击波，便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访问中国一周。虽说这一回不像基辛格访问北京那样突如其来，是在公告中早已宣布了的，但毕竟美国总统前去拜见毛泽东，这不能不对蒋介石构成极大的压力。
须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只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九六○年六月来台湾作了短暂的一天多的访问。
这一回，尼克松访问北京，阵营颇为强大，除了基辛格之外，还有国务卿罗杰斯。
毛泽东正在病中。然而，毛泽东在病榻上关注着尼克松到达北京的时间。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才四小时，毛泽东就会晤了他。
新华社的报道写道：“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
这一报道中，没有出现“文革”中毛泽东的“专用”形容词“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之类。台湾作家梁实秋还敏锐地从发自北京的照片中，发觉毛泽东和尼克松之间，地上放着一只痰盂。他由此写了一篇散文《痰盂》。
这些细节，无意之中透露了毛泽东正在病中——虽说在当时是极端保密的。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尼克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曾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访问过台湾，和蒋介石作过交谈。
这一回，他又晤会了毛泽东。这样，尼克松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着一种比较之感。后来，他写了回忆录《领袖们》一书，其中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作了颇有见地的比较。
尼克松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打败了蒋家军队，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他维护自己的威严，努力使经济起飞，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
三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我把他和蒋夫人看作朋友，不同于另外两人，我们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而在两人中，周是得天独厚的人，对权力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
尼克松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势，发觉两人都喜欢“用手一挥”。尼克松于是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比较：
一九七二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讲时用手一挥，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隔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比起你们同他来往的历史，要长得多。”一九五三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清楚地表示，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也指中国大陆。
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尼克松跟他当面谈起了蒋介石。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趁这机会，替毛泽东作了答复：“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尼克松这样写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毛举止随便，说话爱简略，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他讲他的意见，心平气和，语调平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辩之才。
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他也喜欢语惊四座。“你们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他笑着说。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喜欢右派分子。”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
“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分子——共和党是站在右翼——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我加戴高乐的名字，毛有点迟疑，说戴高乐另当别论。却又说：“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我比较喜欢右翼人上执掌政权。”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我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
尼克松也写下了对蒋介石的印象：
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色斗篷，头剃得光秃秃的，在私人场合，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在我说话时，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好，好”，显得有一点紧张。
他双眼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时闪出光芒，在我们交换意之前，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就盯着我的眼睛看。
在世界上，既见过蒋介石又见过毛泽东的人不少，能够像尼克松用如此敏锐的目光把两人加以深刻比较的，却不多见。
尼克松这次访问中国的成果，凝结于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公
报，史称《中美上海公报》。《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妙笔，是那位“智多星”基辛格博士想出的：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共同点——即只有一个中国，在公报中，写上了这段既不得罪毛泽东又不得罪蒋介石，却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台湾又一次为之震动。台湾人士称：“《中美上海公报》之宣布，实是一叶知秋的事，因为它暗示美国与中共的建交是迟早的事了。”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
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一架漆着“中国民航”字样的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架从北京飞来的客机，是出现在香港的第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不过，飞机上所载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及其家人。这是他的专机，飞来香港，据说是探亲。
显而易见，这位长者来历非凡，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不过，一位文史馆的馆长，带着女儿、儿子、秘书、医生、护士以及厨师，乘着专机前来香港探亲，这派头未免太大了点。
这位馆长，就是当年国共和谈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章士钊。
说是探亲，倒也确实有亲可探。他的奚夫人于一九七○年死于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见。他来探亲，就是探殷夫人。
其实，年已九旬的他，何必兴师动众乘专机来香港探亲，邀殷夫人去北京不就行了吗？他非来香港不可，是因为他另有使命。他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国共和谈。
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国民党代表，而是毛泽东亲自指派的。也正因为是毛泽东所派，为了照料年届高龄的他，特地给他派了专机，还派了那么一班子人照料他。
屈指算来，当年留下来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已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在北京病逝；代表邵力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病逝；代表黄绍竑，病逝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因此，毛泽东点将，非章士钊莫属了。
章士钊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和解，曾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四年两度赴港。这一回，毛泽东考虑到，随着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及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正处于动荡之中，需要加强和谈工作。正巧，章士钊也有意于此。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以探亲名义，派章士钊飞往香港。
章士钊到了香港之后，通过他的各种老关系，跟台湾国民党联系。不料，他毕竟年事已高，来香港一个半月后，于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病逝在那里。章士钊去世之后，北京方面倚重屈武，从事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未竟之业。屈武原本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
屈武在国民党方面，亦广有影响。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而且跟蒋经国在莫斯科有着同窗之谊。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后，张治中两赴溪口，屈武和他同往，向蒋介石请示和谈方针……于右任在一九四九年到了台湾之后，妻子及女儿仍在大陆。于右任思念妻女，常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联系。
一九六一年三月，于右任在给吴季玉的信中说及，妻子高仲林的八十寿辰即将来临，十分挂念。正巧，章士钊在香港，得知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即嘱屈武，为岳母在西安隆重祝寿。事后，屈武托吴季玉转信给于右任，说是“濂溪先生”关照为老夫人祝寿。此“濂溪先生”之称，外人莫知，乃在重庆时于右任和周恩来交往时，对周恩来的隐称。邵力子知道这一隐称，嘱屈武写上。果真，于右任回函，托屈武向“濂溪先生”致谢！
于右任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病逝于台北。病重之际，他写下《望大陆》一诗，表达自己对故土的思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相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这首《望大陆》，写出了多少背井离乡的国民党人的浓浓的思乡情，汩汩思乡泪！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垂垂老矣
生老病死，他们都由老而病，由病而死。
毛泽东比蒋介石年轻六岁，但他先在一九七二年初得病。毛泽东正是在病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见时，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不得不临时赶做了一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当时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理发，胡子老长老长，临时请理发师为他理发、剃须。
毛泽东的身体是不错的，平日无大病，无慢性病。所以，他的保健医生曾说，给毛泽东当保健医生相当轻松，精力主要用在让他劳逸结合及调配他的营养上。
在一九七一年夏，毛泽东还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表讲话，身体相当好。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常常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明显地衰老了。
偶然，毛泽东得了感冒，竟然转为支气管炎，再转为大叶性肺炎。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毛泽东突然休克，经医生抢救，这才脱离危险——这是他一生从未有过的。
当时，周恩来闻讯赶来，紧张得好久下不了车。
也正因为毛泽东患大叶性肺炎，痰很多。所以在他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上，会那么醒目地在他脚边出现那个痰盂。
毛泽东为“林彪事件”深受刺激，蒋介石则因基辛格、尼克松访问北京，联合国又逐出台湾代表而备受刺激。
也就在这时蒋介石患老年性疾病，即前列腺炎。一九七二年三月，蒋介石动了手术。不料，从此转为慢性前列腺炎，一直折磨着他。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就在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休克；三月，蒋介石动手术；而到了五月，向来身体不错、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的周恩来，在例行的身体检查中，发现患癌症！周恩来在“文革”中，精神抑郁，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断折磨着他，使他不断受刺激。这样，在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同时“由老而病”了！内中，周恩来最年轻，他比毛泽东小五岁，比蒋介石小十一岁。然而，三人之中，周恩来的病最重。
他们三人同时病倒，除了因为上了岁数，又各自有着各自所受的精神刺激——毛泽东因“林彪事件”，蒋介石因外交失利，周恩来因“四人帮”干扰。精神刺激乃疾病的催化剂。
一九七二年七月，蒋介石也因感冒引起肺炎，和毛泽东的病差不多，不得不住入台北荣民总医院。“屋漏偏遇连绵雨”。蒋介石的汽车在阳明山士林外的岔道上，又遇意外的车祸。这样，蒋介石在医院一住，就住了一年零四个月。
由于蒋介石久不露面，外界对他猜疑纷起。道路传闻：“蒋公病重，不能视事，已秘密引退，由长子蒋经国掌权，蒋夫人卷款存往美国……”为了辟谣，一九七三年七月，台湾报纸借蒋介石的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之际，刊登蒋介石和新婚夫妇的合影，以表明他的健康状况良好，稳定台湾人心。
不过，毛泽东没有住院。他生病，对外也严格保密。早已和毛泽东分居的江青，在各种场合，总要宣传：“我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于是，群众便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泽东在病中，还照常不断接见外宾，发表谈话。所以，外界并不知道他曾一度休克，身体每况愈下。
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出来后，身体变得虚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蒋介石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再度引发肺炎，又引发心脏病。
毛泽东自一九七四年春开始，发现视力减弱。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又日夜亲自批复文件。视力减弱，对他来说，极为痛苦。在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虽说白内障是老年人常见病，但由于必须等白内障成熟才能动手术，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蒙受近乎失明的折磨，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动了手术，才重见光明。
周恩来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病重，不得不住入医院检查。但因事务冗杂，不得不随即出院。在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周恩来四次发生缺氧病状。
这样，周恩来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北京解放军三零五医院。从此，他在病榻上度过一生最后的岁月。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蒋介石自知不起口授遗嘱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介石的八十七岁寿辰——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过生日。这天，台湾模仿大陆“文革”中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做法，在这天发行了“蒋总统万岁”的纪念章。另外，这天台湾向大陆飘送许多巨型气球，把一千万张蒋介石的相片送往大陆。一九七五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新年文告，依然念念不忘光复大陆。
蒋介石在病中，一直写《病中随笔》。他写道：“国际间变化不测，万事未可逆料。但吾人已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分之准备，必能独立生存于世界。”显而易见，蒋介石是针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大变化而发出的感慨。蒋介石还写道：“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本身之力量专靠看外人之眼色，以免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
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夜，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已预示着他的来日不多了。此后，他因肺炎未愈，不时发烧。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仿照孙中山临终的做法，在台北草山别墅，口授遗嘱，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
蒋介石遗嘱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时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光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蒋中正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四月五日，是中国的清明节。早上，当蒋经国前来请安时，蒋介石已经起床坐在轮椅上，面带笑容。蒋介石问起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张伯苓生于一八七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