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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回长安之后，就被任命为郎中（皇帝的近卫官），成为宫廷中的一名官员。当时，汉武帝正致力于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在现在的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先后建立越嶲（xi西）、武都、沈黎、汶山、牂柯（zang ke）等郡。为了加强西汉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111年前后，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奉命出使西南，代表西汉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安抚。司马迁通过出使西南，亲自了解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作出了贡献。
司马迁奉使西南回来，得知父亲病在洛阳，便立即赶赴洛阳探视。不料他见到病危的父亲后，司马谈只留下“无忘吾所欲论著”的遗嘱，就与世长辞了。司马迁悲痛欲绝，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亲的遗志。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正式继任父职，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从此，他利用宫廷图书馆，搜集大量文献资料，为著述《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以满腔热情，开始著述《史记》。他胸怀壮志，夜以继日，勤奋笔耕。但是，这种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短短五年，一场横祸突然袭来，使他陷入了绝境。这就是“李陵案”的发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与名将李陵分兵出击匈奴。李陵率步丰五千人，出居延（今甘肃额济纳旗东）与匈奴三万骑兵相遇，杀敌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立即调来八万骑兵，全力围攻李陵。在这种情况下，李陵转战千里，士卒死伤无数，最后箭尽道绝，救兵又不至，终于被俘投降。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引起朝中一片震动，大臣们都纷纷归罪李陵。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汉武帝立刻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打击李广利，为李陵开脱罪责。结果，司马迁被下狱论罪。第二年，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根据汉代的刑法，死罪可以用钱赎罪，也可受“腐刑”（即宫刑，阉割男子生殖器的一种刑法）抵罪。司马迁家贫，没有钱赎罪，又得不到亲友的接济，终于受了腐剂。
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一切耻辱，“腐刑极矣”！他痛不欲生，曾想自杀。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司马迁壮志未酬，史著未成。当他想到“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终于在冷酷现实面前，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隐忍苟活”，并以古代圣贤发愤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他“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史！
大约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司马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了《史记》的著述。这部史学名著的成书，前后大约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前97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开创一种新的史学编纂方法，使纪传体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同时，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史学思想，《史记》不但有鲜明的政治观点，而且还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还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史记》既记述中国，又载及外国，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死于公元前87年前后，这样，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生只活了五十多岁。
十七、虎豹犀象上阵
──昆阳之战
张习孔
文叔能读书，折节如儒生。
一战摧大敌，顿使河宇平。
上面这首诗是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为歌颂东汉光武帝刘秀写的。文叔是刘秀的字，诗的前两句是赞美刘秀发奋读书；后两句是称颂他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一举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使天下从此安定下来。诗中所说的“一战摧大敌”，就是指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新朝统治的昆阳之战。
王莽末年，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有两支最为突出，这就是威震山东的赤眉军和纵横中原的绿林军。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王莽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些受新莽政权压抑的原西汉王朝宗室刘玄、刘縯和刘秀兄弟等，也纷纷加入到绿林军的行列。公元23年，绿林军接连击破了王莽的十几万荆州兵，又打败了王莽的大将严尤、陈茂率领的另一支部队。接着，绿林军首领王匡指挥汉军主力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王凤率领另一支部队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和郾城（今河南郾城），给新莽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
王莽在长安城里听到昆阳失守、宛城被围和严尤、陈茂战败的消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年三月，王莽命令他的亲信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调各地精兵四十二万人，齐集洛阳，妄图一下子扑灭围攻宛城的汉军（绿林军后称汉军）。他还从各地征集懂得兵法的专门人才，充当军中参谋，让他们按各自所学的兵法，分为六十三家，人数有几百人。此外，王莽还特意挑选了一个身高一丈，名叫巨毋霸的长人，担任垒尉（负责防守营垒的官）。可笑的是，王莽听说巨毋霸会驱使猛兽，就把上林苑打开，放出一大群猛虎、恶豹、犀牛、大象等野兽，让巨毋霸指挥，走在队伍前面，来壮大声势，吓唬汉军。这支貌似强大的神话式的“人兽联军”，号称百万。行军的时候，旌旗蔽天，辎重盖地，黄尘滚滚，千里不绝。五月，王莽的大军在颖川（今河南禹县）和严尤、陈茂的残部合兵一处，如潮水一般地向昆阳涌来。新军的将领个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们以为把汉军歼灭在昆阳城下，只是弹指间的事了。
这时，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汉军将领中有人见新、汉两军众寡悬殊，主张放弃昆阳，散归荆州各地；刘秀反对上述主张，他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现在我们兵少粮缺，敌人兵力强大，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分散兵力，就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谁也不能单独保全。况且我军主力还没有攻下宛城，一时不可能来援救。如果昆阳被新军攻破，我们就拿不下宛城，拿下了也保不住。只要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全完了。”汉军正在议论间，敌人的前锋已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开来。这时，军情十分紧急，大家彼此观望，谁也提不出好的办法来。当时刘秀只有二十九岁，又是一员偏将，在以前的战斗中，也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因此平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在紧急关头，他表现得这样坚定沉着，又能提出一整套御敌方案，人们开始对他的意见表示注意。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王凤、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李轶等十三人，突围出城，到定陵、郾城去调集援兵，夹击新军。
王寻、王邑率领新军，围攻昆阳城，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顽强抵抗。新军大将严尤同汉军作战吃过苦头，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小而坚，不容易一下子打下来。现在汉军的主力在宛城，应该先击败宛城的汉军，到那时昆阳可不攻自下。”王邑骄傲地说：“现在我们统领百万大军，如果连一个小小的昆阳城都攻不下来，那还有什么威风可说呢？”他还疯狂地叫喊：“我一定要血洗昆阳，踏着血迹，前歌后舞地前进，那该多痛快呀！”王寻、王邑使用全部兵力，把昆阳城层层包围起来，命令士兵挖掘地道攻城，并用冲车猛烈地撞击城门。王邑又命新军推出十多丈高的“云车”（专门用来攻城的战车），靠近城墙。云车上的士兵居高临下，对着城中放箭和发射石块。新军的箭矢和石块象雨点般地向城中射来。在新军的猛烈攻击下，汉军坚守危城，顽强抵抗。严尤见昆阳屡攻不下，再次向王寻、王邑建议说：“围城必须网开一面，好让汉军跑到宛城方面宣扬我军声威，造成恐怖，以动摇汉军军心。”王寻、王邑认为攻破昆阳，是早晚之间的事，根本不去考虑严尤的意见。
六月初一这天，天空万里无云，骄阳似火。当攻防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城上的汉军忽然从垛口的缝隙处，望见南面山风的后面，尘土飞扬，腾空而起；不一会，又隐约地听见从远处传来马嘶声和喊杀声。他们心里有些明白。又过了一会，瞧望哨报告说：“刘秀率领的援兵到了！”城中军民听到这个消息，都象久旱逢甘雨一般，互相转告，喜讯很快传遍了全城。
刘秀等人把从定陵、郾城调集来的援军数千人，开到距新军主力四、五里的地方，布下阵势，准备战斗。王寻、王邑骄傲自大，根本未把刘秀带领的几千人马放在眼里，轻率地决定派几千人前去迎战。刘秀决定先发制人，亲自指挥步骑兵一千人做前锋，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冲击，斩杀敌军数十人；于是军心大振，乘胜继续猛攻，又斩杀敌军近千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这时候，宛城已被汉军攻下，但是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也不知道。为了鼓舞汉军士气，动摇敌人军心，刘秀制造了一个宛城已被攻克的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同时，他还故意把同样内容的军报遗落到王莽军中。这个重大消息一经传出，汉军无不兴高采烈，勇气倍增；新军人人咋舌，个个吃惊，士气一落千丈！有利的形势，转化到汉军方面来了。
刘秀看到战机成熟，他亲自率领三千名精兵，作为突击队，在一天的拂晓，迂回到昆阳城西，向新军的大本营发起猛烈突袭。一时间，鼓号之声响彻云霄，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把新军从梦中惊醒。王寻、王邑见汉军兵力不多，仍然认为不堪一击，下令各军坚守阵地，没有将令，不得擅自行动。他们亲自指挥万余人出阵迎击刘秀。汉军由于接连胜利，胆气更壮；而新军士兵大都是临时胁迫来的农民，他们痛恨王莽，都不愿意打仗；诸将又借口“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乐得按兵不动。因此，汉军冲入新军阵中，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斗志旺盛的汉军，猛冲猛打，新军招架不住，队形顿时大乱。在混战中，王寻被杀，新军四散逃窜。
新军兵败如山倒的情景，昆阳城上的守军看得一清二楚。王凤、王常指挥汉军乘胜杀出，夹击新军。在汉军的大举反攻中，王莽的几十万大军象山崩一样地溃败下来。他们争着逃命，互相冲撞践踏，死伤不计其数。天公也好象有意同新军开玩笑似的，正当新军溃逃的时候，忽然狂风呼啸，雷声轰鸣，天昏地暗，大雨倾盆，昆阳城北的滍（zhi志）川也暴涨起来。风声、雷声、雨声、水声和汉军的喊杀声汇成一片，简直要把丧魂落魄的新军淹没了。新军中的虎、豹、犀、象等野兽，在这样少见的恶劣天气中，吓得四腿打颤，早已脱缰逃散了。在汉军的追击下，新军掉到水里淹死的就有一万多人。淄川被新军的尸体堵塞，水都不能畅流了。只有王邑、严尤率领几千人，骑着马，踩着新军尸体，渡过滍水。狼狈地逃回洛阳。汉军取胜后，又分兵两路，以风扫残云之势，攻下洛阳和长安，推翻了王莽的统治。
昆阳之战是绿林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的一次正义战争，也是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我国古代的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起义
潘国基
在现在的河北省平乡县，流传着东汉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到巨鹿落户的故事。相传张角的老家原本在山东，因为连年饥荒，就带着两个弟弟逃荒到了巨鹿。张角有一身好武艺，为人正直，敢为百姓申张正义，深得群众爱戴。后来就在巨鹿开场收徒，传授武艺，并在那里落户。这个传说反映了黄巾起义领袖为人民所敬重爱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东汉农民起义是和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的。
东汉中期以来，由于豪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端腐败黑暗，加以自然灾害相继不断，使农民陷于死亡的境地。因此，从汉安帝即位以来，到黄巾起义爆发前夕，共计七十余年的时间，农保起义几乎连续不断。仅在黄巾起义前的三十余年中，见于史书记载的农民起义就不下二十余次。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浪潮的普遍高涨，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这就是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张角，本是道教中太平道一派的首领。他自称“大贤良师”，以传布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开始，东汉政府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的“善道”，并没有引起注意，使太平道得以顺利的发展。
张角继续扩大组织的范围，派遣八名弟子，分别到各地进行传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参加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及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个州（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数省），入道群众达几十万人之多。为了将分散在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他们把人道群众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立一“渠帅”，由张角统一指挥。
眼看时机一天天成熟，他们决定在“甲子”年（即公元184年）发动起义，还颁布了四句口号，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就是指东汉，“黄天”则是张角自称。同时，他们又派人在京城洛阳的寺门及州郡官府的墙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和标志。
公元184年，大方马元义先调剂、扬二州的数万名起义群众，赶到邺县（今河北临漳县）集中，准备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又几次到洛阳，组织宦官封諝（xu虚）、徐奉等为内应，约定在这年的三月五日一同起义。但是在二月间，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唐周，把马元义的起义计划向东汉政府告密。东汉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首先在洛阳实行大搜捕，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结果，马元义被捕，在洛阳牺牲；信奉太平道的一千多名官兵、百姓，也遭到了屠杀。同时，东汉政府又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人。
张角知道事情已经泄露，就连夜派人通知各方，立即举行起义。起义军头上都裹着黄巾，作为标记，因此称之为“黄巾军”。这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终于提前在二月爆发了。
黄巾起义爆发后，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他们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财物，许多地方官吏闻风逃窜。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郡黄巾军，攻杀了郡守褚（chu楚）贡；由波才领导的颖川郡的黄巾军，在颖川（今河南禹县）大败官军，而汝南郡的黄巾军，在邵陵（今河南部城东）击败太守赵谦；广阳郡（今北京）的黄巾军攻杀幽州刺史（掌握州的军政大权的高官）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使东汉政府惊恐万状。他们急忙调兵遣将，部署对洛阳的军事防御。首先派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率左右羽林军，负责保卫京师；又在洛阳之外的重要关口，设重兵加强防守。接着，分别派卢植、皇甫嵩、朱儁（jun俊）率领官军，进攻黄巾军的主力。
同年四月，皇甫嵩、朱儁率领官军四万余人，首先扑向颖川地区。颖川的黄巾军在波才的领导下，主动迎战，一举击败朱儁所部官军。皇甫嵩见势不妙，领兵退守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黄巾军乘胜追击，又把皇甫嵩围困在长社。本来形势发展，对起义军有利。但是，他们缺乏作战经验，“依革结营”，又给了敌人可乘之机。皇甫嵩乘风纵火，对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汉灵帝又派来增援的官兵，结果起义军失败，数万名黄巾战士遭到血腥屠杀。皇甫嵩和朱儁乘胜进攻汝南（今河南平舆北）、陈国（今河南淮阳）的黄巾军，波才率领的余部和彭脱领导的黄巾军，先后都受挫失败。
在南阳战场上，黄巾将士前仆后继，英勇作战。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