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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了，不多算；民死了，也不少算！”
梁森喷了一口酒气，申斥他说：“胡说！蒋总司令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混账话？——不过你别胡扯。我还要问你：最近震北村有人想造反，说什么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还要组织农会。你说，这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
冼鉴一听，知道梁森不过如此了，就轻松地笑道：“官长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别人说过。倒是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有人说亲眼看过，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有人说，他还去送过殡，的的确确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认真到要为这件事儿赌咒。官长，你知道，我们工厂里有一个蹩脚技师，他就有一个亲戚住在——”
他的话没说完，梁森就拍桌子禁止他道：“够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人，哪来的这一箩子废话？你分明是鬼混！”
冼鉴说，“又不是我要讲。是你要问。不让我讲，我就走吧！”
梁森说，“这却办不到，姓冼的，这附近几十里，天一黑就戒严，渡口也封了，任何人都不许走夜路，也不许过渡。你就在我这里住一宿，他们会让你住在‘花厅’里面的。有账明天再算。”说完，他就打了个哈欠，退了堂。
冼鉴心中明白，自己算是被逮捕了，跟着，他的精明的眼睛，露出一种迟滞的神色。他想起昨天夜里南、番、顺特委的会议，他想起今天晚上仙汾市的那个会议，他想起眼巴巴地盼望着他的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今觉着那两个同志分外亲切，分外可爱，甚至使他想起他们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一个拿着手电筒的稽查，把他送进了“花厅”，在外面上了锁。这“花厅”是一间又黑暗，又潮湿，又十分寒冷的小房间。借着刚才手电筒那一闪，冼鉴看出来，除了地上一堆禾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人一进去，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儿，一阵汗味儿，一阵血腥味儿。冼鉴因为十分疲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那全身的湿衣服多么阴冷，多么不好受，一头倒在地上，裹起禾草就睡。可是睡一阵，醒一阵，冷一阵，想一阵，总睡不熟。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钟，站长梁森才起床。他洗过脸，吃过早饭，就准备上广州去，把冼鉴的事儿全忘得干干净净。那听差挤眉弄眼地提醒他道：“站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还没打发呢！”梁森不肯在听差面前认输，就说：“没搞头，叫呆着等我回来。你以为我能把正经事儿忘记么？”听差说：“那家伙倒象个硬汉子，连一句好话都没说过，只怕是个八字脚。”梁森一听。越发不乐意。如果是个共产党，他都没审问出来，却叫一个听差给认出来了，那还了得？当下他冷笑一声道：“共产党都是狡猾的，哪有这样硬梆梆的？他分明是个机器仔，机器仔就是这种戆九的脾性。我要是看错了，你挖我的眼睛核子！你可知道，我杀的共产党，比你看见的共产党都多呢！”为了证明他的眼力和他的权威，他把冼鉴叫了出来，当堂将那嫌疑犯释放了。冼鉴走出稽查站门口，正大步朝东沙渡口走去，准备“过海”回仙汾市。但是梁森把他叫住了，对他说：“我虽然放了你，可不许你到震北村、仙汾市去。你回头来，往西走，到三水县去；往南走，到顺德县去，都行。那些地方不归我管，我也就不管你！”
冼鉴没办法，只得从昨天的来路向顺德县地面退回去。
十二 旧地重游
也就在冼鉴被迫折回顺德县去的时候，周炳乘坐的轮船琼州号，从上海一路平安开到了广州市河南的白蚬壳码头。“到了广州了，”他想着，心里咚咙跳了一下。下了船，他提着行李，不知不觉地就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他渴望着和爸爸、妈妈见面，想看看那生了儿子的姐姐周泉，甚至想起了何家的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来。但是当他走到凤安桥的时候，他的脚步又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了。他回到从前德昌铸造厂的老地方一看，忍不住感慨万端。那地方还是开着铸造厂，但是已经换了招牌。不用说，那里不会再制造他们从前所做的手榴弹壳了。那孟才师傅，李恩大个子，都为着革命，离开了人世了。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子人，如今不知生死存亡，也不知散落何方。想到这里，他于是自言自语道：“妈妈，我多么想念你！可是我如今一事无成，拿什么脸去见你呢？”他再看看自己的铺盖卷，还是家里拿出来的那一副旧铺盖卷，只是更加发黄，更加残破了，就又想着：不止没脸去见妈妈，也没脸去见那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呢！当初，她们多么好心肠，对他的期望多么远大；他自己也是感情比火热，志向比天高，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如今两手空空，头低、眼湿地回家，成什么话！这样，他又决定不回家，把行李往肩上一甩，沿着相反的方向，折回白蚬壳。从那里过海，到了白鹤洞。又沿着一条葱绿满眼、四季常青的乡村大路徒步向震南村走去。在路上，他满怀壮志地发誓道：“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往后，他每走几里路，就重复一遍道：
“就是这样。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不要说一年、两年，就是十年、百年，我也不悔！”
村过村，渡过渡，约莫走了半天工夫，周炳就走到了震南村。虽说冬天风凉、他却出了满头大汗。在村子北口一棵大榕树脚下，他坐下来歇气，顺便想找个过往行人打听一下，那震光小学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村口，他已经八年没来过了，可是奇怪，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那是那棵大榕树，那是那个社台，那是那个门楼，那是那个竹林；一条麻石小道，弯弯曲曲地伸进村里，小道的另一头，斜斜地横过小水沟，伸进那片广阔肥沃的禾田里。他跟胡柳、胡树、胡松、胡杏他们四兄弟姊妹，就常常在这里玩耍，拾榕树豆，斗天冬草，捉黄蜂，顶蜗牛，乐得不可开交。那时的天气，也是这样的天气，半冷不热的；那时榕树顶上的相思鸟，也和现在的相思鸟一样地唱着，吱吱啁啁，听得人入迷。周炳正在无边无际地沉思着，忽然从村子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农家打扮的大姑娘来。周炳看她身材细长，大眼睛，尖鼻子，尖嘴，非常灵活秀气，却是认不得人，就说：“大姐，请问你，上震光小学怎么走哇？”那大姑娘不答话，望着他嘻、嘻、嘻地笑个不停，笑得周炳发起毛来，把自己浑身上下望了一遍。又笑了一阵子，她才说：“阿炳，你回来啦？快去看看胡柳吧！”周炳搔着自己的脑袋说：“哦！可是我倒认不得你哪！”大姑娘又笑了，笑得非常甜蜜，说：“你认不得我，我可认得你，我叫何娇。离胡柳她家不远呢。”周炳站起身来和她点头认识，又问了她几句胡家的近况，就按照她所说的路径，一直朝震光小学走去。
到了震光小学门口，门房通报进去不久，在一片儿童吵闹声中，走出了一个年纪在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来。这个人象虾干一样的身体，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轻浮，加上眼似狐狸左右望，嘴象喇叭往外翻，格外可观。他两人一见面，那格调就不比寻常：
一个瞠目结舌，大声惊呼道：“是你呀！”
一个目定口呆，高声怪叫道：“是你呀！”
那走出来的人说：“你找谁？”
周炳爱理不理地说：“我找这里的校长！”
那出来的人说：“我就是这里的校长！”
周炳一面说：“我的时运太低，白天见鬼！”说罢回身想走。
那出来的人伸手拦住他道：“我早听校董会说有个新的‘人之患’，就要来吃咱这里的‘咸鱼头’，可是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是你。这才叫不是冤家不对头。得，既来之，则安之。老相识了，用不着客套。里面坐，里面坐。”
原来这出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八年之前的一个七夕晚上，因为他调戏区桃，叫周炳给结结实实砸了一铁锤的，青云鞋铺的少东家林开泰。要接受这么一位主人的邀请，到他的房间里去，象宾主一般的殷勤款洽，这在周炳说来，倒不算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儿。他略为踌躇了一下，然后——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出于另外的其他什么原因，他毅然地跟着林开泰走了进去。到了这位意想不到的教会小学校长所居住的地方，周炳一不看那里面的乌烟瘴气的陈设，二不忙拿出陈文英的介绍信件，三不问学校有些什么情况，只是一个劲儿盘查林开泰道：“既是熟人，我也就不拘礼了。你是一个鞋铺少东家，连一双顶起码的布鞋，也是决计做不出来的。你倒凭了什么本领，来当这小学的校长？岂不白白误了人家的子弟？”应该说，对于这样一种谈话的腔调，林开泰倒是安之若素的。当下只见他不但不恼，反而笑嘻嘻地答话道：“弟台，这就是你的少见多怪了。如今社会上做事，只凭腰杆，不问头脑。体会做鞋，会卖药，会看牛，打铁更是看家本领，如今不也就当了个教席？至于我，我是推辞再四，总是推不掉，这才来勉强承乏的。你大表哥陈文雄说我：‘你怕什么？天大的事儿，有我担戴，这校长一席，别的不问，只问信仰，你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你只管放手干去！’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呵！”周炳笑了。他一面掏出陈文英的介绍信，递给林开泰，一面说：“这敢情是无巧不成书！你的后台老板，也是我的后台老板。他姐弟俩都是咱们的大施主呢。既然如此，我二人当面约定：此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你只管营私舞弊，中饱贪污，我不管你；可是我干什么，也随我的便，你也不要来管我。总之，谁也不要碍着谁。你应承么？”林开泰颠三倒四地看了介绍信，连忙点头不迭道：“当然应承，当然应承。——何止应承？简直是好极了，好极了。既然摊开族谱，成了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只要往后弟台看到我有什么陨越之处，多多包涵就是了。”说罢，又叫人唤了另外两位老师进来，一一介绍寒暄，算是见过了同事。往后，周炳就在震光小学住下来，只当又找到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原来这震光小学，是倚仗着广州三家巷陈家势力撑持的一个教派所创办的，本来有一个校长，两个教员，——加上周炳，成了三个教员。学生也不少。在名册上有百儿、八十人，实际上每天也有那么三、四十人来上课。创办这间小学的目的，不要说学生和那些富有的家长——那些绅襟父老不知道，就是校长、教员，也是不知道的。有人毁谤说，只怕连那些校董会的董事老爷们，也未必清楚。看这学校设备简陋，教学呜呼，高级小学毕业，还抵不上别的初级小学程度。它不象是打算培养人材的地方。看这学校虽然也读圣经，唱赞诗，做礼拜，讲道理，但是也不那么认真、严肃，也不那么装腔、刻板，学生和家长来也好，不来也好；听也好，不听也好；反正散发了那些精美的画片和香甜的糖果，大家喜地欢天，一哄而散。它又不象是打算传教布道的处所。要说它是想沽名钓誉，借学敛财，培植势力，结党营私，那也未必尽然。况且陈文雄董事长一向以公正廉明自居，也未必肯这样干。所以说来说去，大家对这间学校，还是弄不清楚。那些富有的绅襟父老只想着从这小学毕业，可以升教会中学；从教会中学毕业，可以升教会大学；从教会大学毕业，可以做官，可以经商，也可以留洋；就把子弟送去了。
周炳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过细研究那些问题。在学校住下来之后，有一天半天工夫，还不忙上课，他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胡杏的老家去看看她的爸爸胡源，她的妈妈胡王氏，还有胡柳、胡树、胡松一班老朋友。胡家本是熟地方，况且除了胡柳、胡树两人，在广州见过面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八年没见，想念得很，因此草草吃过晚饭，就奔向胡家去。天气渐渐地黑下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赶着牛的，划着船的，都从四面八方回到村子里来了。周炳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道路很熟。他沿着一条叫做螺冲的大冲往西走，不久就看见隔冲那面，胡源住家旁边那几棵大蕉树；那排蕉树后面，便是那棵九里香；九里香的西面，就是屋后那一片菜地，约莫也有个一分、半分光景。这流水、树木、菜地、家屋，是这样地凌乱残败，又是这样地熟悉亲切，使周炳常常停了脚步，望着出神。在暮霭苍茫之中，他还看得出来，胡家房屋虽然还竖立在冲水旁边，外形跟八年前差不多还是一个样，可是颜色变得又黑、又苍老了，屋顶的瓦片破碎得多了，屋脚的青砖给硝碱侵蚀得露出槽沟来了，朝北的那堵墙也已经有了裂缝，向外倾斜，并且用一根很粗的檩子斜支着顶住了。他急着要见那些人，也就无心细看，一直往西走，看看快走到那象南北向的较小的前冲，他才折向南，过了那座用六块厚木板、分三截搭成的，上、下抛得很厉害的小桥，又倒回来折向东，顺着村中大路，一直向晒谷场走去。从晒谷场西北角上，他又向北转进一条小巷子，不久就走到了胡源家门口。这门口近看起来，更显得低矮破烂、剥蚀倾颓。屋檐的瓦片差不多掉光了，只拿篾席盖着；两扇大门剩下了一扇，半边开着，半边掩着；门口垫的石块已经完全不成形状，变成了一堆碎石子。一道微弱的灯光，从里面神厅溜到外面的草地上来。本来周炳看见这贫穷破落的情况，心中十分难过，口中嗟叹不已，倒是这一抹灯光，引起他满怀的热望，他一面想着：“这里的人大概都健壮吧！”一面就满脸笑容地走了进去。
这样一位远方来客的突然出现，他那神采风度，把神厅里满屋子的人一下子都给吓呆了。一家人正围着一张很矮的方桌子，就着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吃饭。最先，一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满脸虚胖的男人放下碗筷，站了起来。跟着，一位年纪不过五十多，可是看样子非常苍老的妇人也放下碗筷，站了起来。随后一双年轻兄弟，一个老成些，约莫十八、九岁，一个稚气些，约莫十六、七岁，也都站了起来。最后一位大姑娘，看上去正在二十左右，也轻盈淡定地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看。因为这样一位穿鞋踏袜、英俊大方的客人上他们家里来，这在他们的家族史上，是从来没有记载过的事儿。那老头儿正在喃喃呐呐，想认又不敢认、想问又不敢问的时候，到底是大姑娘眼利，脱口而出地叫道：
“炳哥哥！”
那黄莺儿般的声音刚一落地，大家都认出来是周炳，于是整个神厅里，又大事喧闹起来了。胡树、胡松两兄弟将身一拱，象两匹小老虎似地跳了出来，一个搂着周炳的脖子、一个缠着周炳的腰，把他按到饭桌旁边的木板床上坐下，差一点没跟他三个人滚做一团。朝王氏把一碗茶递了给他，胡源把一包生切烟放在他身边，只有胡柳站着不动，只顾拿眼睛偷偷地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又开言道：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的，今儿后响喝茶，那茶叶骨子老是竖起来，沉不下去，原来是有贵人到呢！”
大家听她说得有意思，又嘻哈笑乐一番。
胡源搔着自己的花白脑袋，问周炳怎么会跑到乡下来。周炳告诉他是来教书，他两手合掌道：
“我总说神佛有灵，皇天有眼，你们都不信。可你们这回亲眼看见了！要不是他好心热肠，厚道义气，他就能当上了人上之人？周炳你这回好了。才不过八年工夫，你一个受苦孩子就当上了洋学堂的先生。你是发了，出人头地了！象我们那两个牛屎仔，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呢。真是好，真是好。
总算咱们受苦人也出一口气！”
胡妈未开言，先流了眼泪。她把那蓬松的头和邋遢的脸垂到胸前，又用那双细瘦而结实的手拉起衣摆去擦眼睛，一面哭、一面笑道：
“真是好，真是好。难得你还那样有我们的心，难得你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一门穷苦人家！自你走了之后，我想着，你再不会回到我们这寒苦的地方来了，你再不会记得我们这些贱骨头、烂渣命了！我只当咱们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福份见着了！没想到一转眼你就回来了呢，真是一天都光彩了呢！怪不得我们阿杏说，三家巷里，只有你们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梗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这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着怎样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