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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呀，你和黄怡芹一对未婚男女，惹出这场无端的风波也算是有缘，我看还不如干脆来它个顺水推舟，明正言顺，怎么样老弟，我当介绍人！”
周剑非毫无思想准备，顺口便回答。
“谢谢你了，我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说毕便起身告辞。他的确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业务组长的话却提醒了他，是呀，“一对未婚男女”，就算我跑到茶科所向她求爱也无可指责呀，怎么就惹出了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波？这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流毒作祟还是一场政治陷害？也许，陷害者有意识地利用了“男女授受不亲”在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流毒，可耻，可悲！这个陷害者是谁？他想到了那个革委会主任石晓仁，他刚才问了业务组长，组长笑而不答，只说了一句：
“这就不用管它了，反正有人检举就是了。”
作为一种善后也是一种责任，周剑非觉得他有必要向黄怡芹通通信息，使她思想上有所准备。于是，他给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将业务组长找他谈话的情况和他的表态告诉了她。信写得很短，不足一张信纸，他却颇费思考，既要将事情说明，又要不致被可能出现的第三者抓住辫子；既要表示对她的关心和感谢并兼带对她可能受到的牵连表示遗憾，又不要说出格的话，表达不需要表达的感情，使人家产生误解。
一封不足一页纸的信，连起草加抄他足足花了将近两个钟头的时间。
过了一个多星期，他收到了黄怡芹的来信。虽然也只不过是一般的信件，但和他的那封信相比，黄怡芹的信似有其特殊的含义，字里行间隐藏着几分情谊。
她在信中首先感谢他通信息，并说她也受到了那个“刮骨脸”的威逼，要她交待那个省里大走资派的秘书窜到所里来干什么，他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黄怡芹在信上说：
“我告诉他，周某人来这里干的事归纳起来是三件：一是躲雨二是烤衣服三是吃了一碗鸡蛋面。至于说了什么话嘛，对我都是围绕这三件事说的，还有就是对你说的了。你们站在房檐下拉起手说得挺亲热，我在厨房里煮鸡蛋面，一句也没听见。
“刮骨脸当然不依，说是要开小组会帮助我，实在不行就开大会。我回答说‘随你的便！’嘴这么硬心头却跳得慌。后来突然一个急煞车，不闻不问了。有知内情的人悄悄告诉我，说是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业务组打了招呼：这件事到此为止！”
“听了这个消息我就想到一定是你起了作用，至少是你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
读了这封信周剑非很感动，他本想给她回信的，但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便就此搁下。只是对她信上所说的“刮骨脸”却耿耿于怀。他一看便知，指的就是那个主任石晓仁，自己算是猜对了十足的“是小人”！“人不可貌像”有时还是可以以像取人的吧？京剧里的脸谱比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这件事在他周剑非脑子里已经慢慢地淡化了，却又忽然接到了黄怡芹的一封信。
来信很短，只说了一件事或者可以说只提了一个问题：问他收到她的信没有？她说她不见他回信难免有些提心吊胆，她的那封信是否被别人扣押了？如果真是那样就会有好戏看的，因为她在信中骂了“刮骨脸”，他一定是不会甘心的等等。
到了这时他周剑非才感到十分抱歉，抱歉之余自然是马上提笔给她回了一封信。回信写得很长，究竟写了些什么他现在已经模模糊糊了，只记得当时有些激动。激动起来理智就退居二线，在信上写了一些带感情的语言。
从此，他和黄怡芹开始了长达两三年的书信往来，自然是时断时续，有疏有密，有时感情成分浓，有时感情成分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堪称漫长的时间内，黄怡芹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干她的技术员工作；周剑非却变化不小，各级党委建制恢复后，他被派到一个边沿区当了区委书记，后来县委换届，他当了县委副书记。
他和黄怡芹依然通信不断，两人的关系依然若明若暗，若隐若现。终于有一天乘黄怡芹到县城开会之机，几个好心的朋友对到宿舍来看望周剑非的黄怡芹他们两人说：
“你们的事就干脆办了吧，还等什么？”
在大家的凑合下，他们，他和黄怡芹就在那次会议期间，利用一个晚上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他周剑非至今也弄不清楚他们的结合属于什么性质的结合，包办婚姻？当然不是。买卖婚姻？更不是。也许，大体上属于自由婚姻这一大类吧？但自由婚姻并非都是爱情的结合。而且，什么叫爱情，也往往是说不清楚的。社会生活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套。说不清楚的事就不要勉强去说它。
实际情况是，他们，周剑非和黄怡芹结婚成了法定的夫妇。周剑非依然在县城当他的县委副书记，顺便说一句：在那时三年一届的换届制度下，他周剑非像是走了鸿运，第二次换届便担任了县委书记的职务，成了名正言顺的“七品芝麻官”。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等级虽然不算很高，却也是一县之长，添列“县处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之列，成为当地权力的化身和万众瞩目的人物了。而作为全县“第一夫人”的黄怡芹呢？依然在茶科所搞她的科研，那时县里没有公共汽车，她每周骑单车进城和周剑非团聚一次，星期六下午来，星期日下午回去，有时工作忙走不开也就放弃一周一次的团聚了。
虽然成了家而且相距咫尺，却又不似家。
县委书记的这种境况，不用他发话就会被别人所关注，有关部门几次建议将黄怡芹调到县城里的对口单位，比如林业局或其他单位，既可不脱离业务又可以照顾书记的生活，使书记解除一日三餐的后顾之忧，把精力集中在为全县三十六万人民服务上来。周剑非也动了心，既然有了家总得像个家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黄怡芹不同意，理由自然是很充分的：一曰不愿脱离专业，进城来即使到对口单位也是行政工作，久而久之自己的专业会荒疏的；二曰现在有了从事专业研究的气候，自己又还很年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面对妻子的固执，周剑非虽然心头不痛快，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其自然了。有时黄怡芹不能到县城来，他就到茶科所去。那时县委只有一辆吉普车，县委书记假日骑单车探望妻子也属正常，不失身份了。但毕竟他去茶科所的时间少，黄怡芹来县城的时间多。
往事历历在目，周剑非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也不知是苦是甜。翻了几次身，便慢慢地睡着了。
十一
第二天上午周剑非主持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讨论三江市领导班子调整问题。
果不出周剑非所料，部长办公会顺利通过了陈一弘出任三江市党委副书记和建议提名市长人选的决定，准备征求省府、省人大领导和有关人士的意见后提交省委常委。冯唐的去留问题则暂时作为空白，待征求有关人士意见后再回过头来研究。
部里意见之所以能以顺利通过，一是副部长和有关处室早已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对两种意见三个方案都有了明确的了解；二是考察材料已印发到出席会议人员手中事先阅读，对三江民意测验情况有所知晓；三是出席会议的人都知道昨天晚上部长周剑非向省委书记赵一浩作了专题报告。虽然周剑非并没有传达赵一浩的态度和意见，也没有通过谈自己意见的方式来贯彻赵一浩的意图。他有一个习惯也可以说一种领导方法，大凡讨论问题，他总是最后发言，一方面可以集纳会上的正确意见，使结论更完善一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不至因别人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被动。至于赵一浩的意见更不能先谈，否则就成了事先定调了。纵然如此，副部长和处长们还是从他周剑非在别人发言时的偶尔插话中，乃至他的表情中看出了他的倾向，看出了昨天晚上赵周夜谈的蛛丝马迹。正如商界对市场信息的敏感一样，政界，如果组织部门也算是政界的话，则对于来自核心决策层的任何信息也是非常敏感的。凡此种种，部长办公会之所以开得很顺利，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
周剑非决定加快这件事的进度，由他亲自出面去征求省长苏翔和常务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黄人伟的意见。临散会时他又想起一件事，还要听听冯唐原在单位那个早已离休的胡久如厅长的意见。据说冯唐未去三江之前在厅里很受胡厅长的赏识，几乎是鞍前马后寸步不离，他之所以得以青云直上
，同胡厅长有很大关系。这件事他作为三江考察的拾余补缺，他交给了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和参加三江考察的一位处级干部。于是，他亲自打电话和省长苏翔约定，下午两点半钟去他办公室面谈。
他下午如约前往苏翔办公室征求意见时，是满怀信心的。早在六十年代他为省委副书记钱林当秘书时，对苏翔便有所了解。那时苏翔刚从外省调来不久，是“四清”之后来的，据说他出身农村，文化不高经验丰富，当过专员和地委书记，后来当了副省长。到这个省是平调，即：省委常委、副省长，是常委和副省长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的老资格如钱林等便经常半开玩笑地叫他“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甚至直呼小苏。属于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反修防修”，大力选拔培养接班人时上来的那一代。作为小秘书的周剑非当年虽接触不多，却印象颇佳，觉得他朴实、豁达、随和。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苏翔在省委常委和正副六七个省长中已由过去的“小青年”成了年龄最长的“老大哥”。资格越老话也越多，周剑非在当地委书记时期便体会到了。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总是省长倒数第二发言，省委书记最后作总结。每当苏翔一开口，会场便会产生小小的波动。有人看表，有人相互低语，都作好延长时间的思想准备就是了。有一次轮到苏翔倒数第二发言时，周剑非看看表只是十一点过二十分，便不由得舒了一口气，今天可以按时结束吧？谁知这位省长一开口就不可收拾，从事情的根根底底谈到事情的现状，又由现状谈到各种意见分歧，再谈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像是在作一场大报告，洋洋洒洒足足谈了一个多钟头，等到省委书记为会议作总结时，已是十二点半钟了。
作为一省之长，苏翔一心扑在经济工作上，热衷于新建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当时流行的语言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争取创造条件也要上。”不知是苏翔觉得这个口号不够味
，显不出决心还是说起来不顺口，他从不引用它，而是独具特色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叫作：“没有钱卖了裤子也要干！”往往引来喝彩和笑声。有一次在宴会上，一个服务员上汤时不小心滴了两滴在他的裤子上，他连忙掏出手绢擦拭。恰好老领导钱林在场，便开玩笑地对服务员说：
“小姐，你注意哩，弄脏了省长的裤子咱们的重点项目就上不去罗！”
另一位在场的老同志插了一句：
“是呀，要小心，你知道省长的裤子值多少钱吗？”
一时之间，“省长的裤子”便成了人们相互打趣或相互鼓劲的语言，甚至将那些难度大资金不足的项目称之为“裤子工程”。
周剑非还听组织部的同志介绍，这位省长在人事问题上比较超脱。首先是不过问干部的考察推荐工作，包括厅局长、地州市委书记、市长、专员在内，他一律相信组织部的考察，过去没有事先征求意见的程序，组织部考察形成方案后征求书记意见便直接上常委会，他也不在乎，而且一般都同意。只有一条例外，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副秘书长的任命必须他同意后再拿到常委会去，否则不认账。其次是一般不直接推荐干部，特别是省委管的干部除了政府办公厅如前所说之外，决不向组织部提名，更不写条子打电话。他对组织部的干部一再表态：相信你们的考察，谁适合谁来干，“管他来自东西南北中，只要他有基本功！”当然，有时也有例外，担任领导工作的时间长了，虽然不是本省人，亲戚少朋友多，老下级老同事遍布全省，难免有跑官者登门求助，甚至有权威人士直接引荐上省政府的。在却不过情的时候，也向组织部打个电话或者写一张条子，通常的语言是：
“有人向我推荐一个干部，叫×××，据说不错，你们考察一下看，不行就算，我也是受人之托，无可奈何！”
考察的结果如果真的不行，回个话便可，他决不计较。因此，组织部的同志都觉得在核心领导层中他是最好配合的一个。
果然如此，当周剑非和巡视员端木信来到省府大院三楼的省长办公室时，苏翔正在同省经委主任谈问题，见他们来了他连忙站起来握手打招呼，说：
“对不起，临时有个急事请稍候，几句话就完了。”
这是个一般的套房，周剑非他们在外间坐下，接过秘书递来的茶喝了两口，观察了一下房间的陈设。他惊奇地发现，作为一省之长的办公室设备十分简朴。除了沙发、办公桌、保险柜、电话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两间屋子八面墙壁连一幅字画也没有，真可谓“四壁皆空”，也许是性格所然吧？
周剑非正在这么想着，苏翔已经送走经委主任，走过来再次同他握手，笑道：
“对不起，有一点急事把时间耽误了，请到里边去吧。”
他将周剑非和端木信请到里间办公室坐下，经委主任谈话时在里间作记录的秘书知道是谈人事问题，便将周剑非二人的茶杯从外间移进来，然后知趣地将门掩上出去了。
交谈开始，首先由周剑非详细介绍三江市市长人选的考察过程和考察意见。苏翔没记笔记，只竖起耳朵听，从表情看出听得很认真。
谈了不到半个钟头，苏翔忽然插问：
“何家渡水利工程是不是这个陈什么？哦，陈一弘在那里搞？”
周剑非回答说：
“正是他在领导，他是管农业的嘛。”
苏翔又问：
“进展得怎么样哪？哦，你们当然不清楚，是去考察干部嘛！”
周剑非笑道：
“也知道一些，我上何家渡去过，那个工程的进展也体现了陈一弘的工作作风哩。”
苏翔突然兴奋地站了起来：
“抓好这项工程就是对三江人民的一大贡献！”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坐了下来，“我不是要功劳，但是说实在的，那个工程是我去帮他们争来的。你当过地委书记应该知道，灌溉面积达不到三十万亩的工程国家是不管的。何家渡的灌溉面积才十来万亩，咳，十几万亩？”
周剑非去过何家渡能将它的灌溉面积和发电量说出来，但不等他回答省长却自己回答了，数据准确不差一个百分点。苏翔自我回答后又说：
“省政府批准了他们的项目，我又帮他们到上面去争，到北京开会时我亲自找了水利部长，说明那是一个灌溉和发电双用的项目，请他们支持。我又叫计委主任到部里找主管司长、处长、办事员，人员找了一大堆，茅台酒、五粮液也不知送了多少箱，才作为特殊情况以地方为主部里适当补助的项目立了项，还加了一个扶贫项目的帽子，它贫什么？”
苏翔说到这里便哈哈地大声笑了，周剑非也附和地抿着嘴笑，只有端木信手握钢笔摊开笔记本准备随时记录，脸上却毫无表情。
笑过之后苏翔说：
“扯远了，扯远了，我们继续谈吧。”
周剑非又继续介绍情况，谈到有人诬告陈一弘夺人之妻时，苏翔很感兴趣，详细询问了情况，然后哈哈大笑，说：
“这类事哪个说得清楚，向来是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只要合理合法就行了。”
听口气周剑非觉得省长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还多少有些保留，便不惜多费唇舌把事情经过又仔细地陈述了一番。旨在说明陈一弘和沈琳的婚姻不仅合理合法，在道德行为上也毫无可指责的地方。苏翔连连点头，表示听懂了。
当周剑非谈到“专业户标兵”问题时，苏翔没有笑而是满脸严肃，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骂道：“胡说八道，搞专业户当时是我们支持的，‘土地到了户，带头致富靠专业户’，有哪样错？我看提意见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若有所悟突然打住，言不对题地突然问道：“中央考察组还在找人谈话？”
周剑非似乎懂得了省长的意思，只点点头作为回答。
最后周剑非谈了组织部部长办公会提出的三江市市长调整方案。他没有再谈在酝酿过程中提到的两个方案或三个方案，只谈了一个方案，也就是陈一弘任市长的方案。只说是部长办公会根据考察组考察意见提出来的，没有提到他事先征求过省委书记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