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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拿到了一张带密磁盘
前日，我到某部门公干，临走时需要复制一些资料，该部门的处长热情地找出一张磁盘给我拷贝了一份，当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磁盘时才吃惊地发现，里面竟存有该部门实实某秘密项目的完整方案，右上角“机密”两字赫然在目。看来，忙碌的处长是忘记了涉密磁盘必须标明密级并不得降级使用的规定了，只考虑工作而忽视了保密。
加强磁盘的管理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加强保密意识，在涉密磁盘上标明密级，按照相应密级的文件管理。需要外送磁盘时最好使用新磁盘，如用旧磁盘则最好经过消磁处理（涉密盘必须如此）再拷入资料。
看到了手机泄密的全过程
移动电话的使用，为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极大方便。
然而，人们在享受高效快捷通讯的同时，殊不知它也成为一个如影随形、不知不觉的贴身问谍。手机在向通话对方传递声音的同时，也把此声音信息和通话者周围的环境声音发送给窃听者。令人遗憾的是，许多领导干部和涉密人员对这一事实没有清醒的认识。
不久前，我去看望一位老朋友，这位仁兄是某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正在处理一个急件，因找不到上级领导而着急，近中午时这位仁兄终于拨通了领导的手机：“喂，某某首长吗？我是某某单位的小谢，中央某某部来了一个机密件，内容是关于我所某某项目进行现场试验的安排事宜，要求下午3点以前报到某某省总指挥部，想请示一下您的意见。”领导如此这般地一顿指示。终于使小谢如释重负。事情是及时办好了，但秘密也有可能在不知不知不觉中泄漏出去了。
麻痹的代价
江芳
2000年7月的某天，某看守所内一位年近五十身穿囚服的妇女神色黯然地在判决书上签字。判决书上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黄兰兰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看着这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两行凄楚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慢慢地流下来。
她有美好的过去
黄兰兰出生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家境也不宽裕。但忠厚的父母认定读书才是惟一出路，勒紧腰带，供女儿上学。黄兰兰不负父母的厚望，在学校里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73年是黄兰兰人生的重大转折，幸运之神向她招手，她作为优秀青年被推荐到省城的一所大学读书。此时的黄兰兰可谓春风得意，沉浸在喜悦中的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父辈的期望、自己多年的理想，一下子就实现了。
入学三年，大学政治系的学术氛围熏陶了她，在良师的指点下，她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1976年9月，苦学3年的黄兰兰怀揣着大红的毕业证书回到家乡，被分配到某乡工作，七十年代末调到中学当了一名政治教师。1982年，被组织上选调到县委统战部工作，1997年黄兰兰担任了县台办副主任。
她的家乡是一个台胞集中的县，1949年，该县的4000多名青壮年随着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80年代初，海峡两岸音讯中断30多年后，开始有了相互往来。一批批去台老兵怀着对家乡的深深眷念之情，踏上了回乡省亲路。受到家乡亲人盛情款待的台胞们，纷纷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希望家乡越来越繁荣兴旺。在台办工作的黄兰兰，整天忙忙碌碌地做台胞接待工作，看到一批批台胞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她虽然辛苦但感到非常欣慰。
别有用心的林女士
但是，在善良的人群中，也夹杂着带有不良企图、负有“重任”的人。
1997年11月的某天，黄兰兰接待了40多岁的林女士。此人是某情报机关的间谍，以回乡探亲为由，伺机搜集情报。通过接触，她选中了在县台办工作的黄兰兰。
林利用黄兰兰急于招商引资、谈成项目的心理，频频发起进攻。
某天，林女士对黄兰兰讲：“大姐，我住宾馆太寂寞了，住老屋又不方便，住你家吧，让我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我家太小，你会不习惯的。”
“没关系，我能与你相识是一种缘份，小点没关系，能加深林女士坚持着，住进了黄兰兰并不宽敞的家。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狼总是要吃人的。这是中国的千年古训，有些人记住了，而有些人却忘记了。
1998年的某天，林女士对黄兰兰讲：“我非常想为台胞回内地投资做点事，也有些台湾朋友托我打听有关对台胞投资的政策，你能不能找些资料来给我看看。”
“这有什么不可以，下班时我带些来，谢谢你给我们做宣传工作。”
急于招商的黄兰兰，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你下班了？，，等得心焦的林女士见黄兰兰回家来连忙迎上来。
“这是一些资料，你看一下吧。”
林女士喜上眉梢，鱼儿上钩了。
一阵感谢之后，林女士逐份翻阅。“嘿，有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向我的朋友介绍大陆的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我这也是为家乡建设出力啊！！”
“是、是、是。”黄兰兰忙不迭地附和着，她太需要这位在境外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来帮她引进资金项目，工作成绩可是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啊。
拿到资料的林女士很快离开了该县。
不久。从境外回来的林女士再次住进黄兰兰的家。
“大姐，谢谢你。你给的资料我派上了大用场，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体的最新的内部政策，这样更有说服力，有可能会引来大项目。”风尘仆仆的林女士刚一安顿下来，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新的要求。
“真的，太好了！我再找找。”黄兰兰不敢怠慢，回办公室。
打开文件柜，选择了一些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红头文件和资料，复印后，装到自己的小包内带到家来。
见到国务院秘密文件、省委红头文件、内部资料。一份、二份、三份……林女士欣喜若狂。“天上真的会掉馅饼！上次得的奖金太少了，这回非得弄个大数。”见黄兰兰进了厨房，林女士忙关上房门从柜中拿出照相机，“咔嚓、咔嚓”，一会儿功夫，一个胶卷拍完了。
一天，县台办的领导问起了林女士的事。
“黄兰兰同志，林女士还住在你家吗？”
“是呀。”
“对外接待工作很复杂，在热情接待，加强感情联络的同时。
也要注意政策界线，内外有别。“
黄兰兰有点听不进去。
“放心吧，我又不是才出校门的小青年，这‘内外有别’还不懂吗？我每年写工作总结时，这四个字不知写了多少遍。”
她朝主任笑了一笑，拿起开水瓶走了出去。
看到黄兰兰没有丝毫警觉，得寸进尺的林女士想：干脆把黄兰兰拉到我们的队伍里，这样会更方便。
“大姐，到你的办公室去打个电话可以吗？”
“可以啊。”此时的黄兰兰对林女士已经没有丝毫的戒心，更是将外事纪律和有关规定抛到了九霄云外。
黄兰兰带着林女士来到县委大院，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的办公室打扫得真干净，这盆花太漂亮了。能让我看看你的毕业证书吗？”
“噢，可以，可以，你看当时拍照的傻样。”
“不错，不错，挺秀气的，我这相机非常好，你这么好的身材，来，就在这儿，我给你拍几张，老了后翻翻挺有意思的”。
“咔嚓、咔嚓”，连拍几张后，林女士开始导演起来。“手拿毕业证书拍一张吧，精神点，拿证书双手做上升动作拍一张。”为什么要拍这种姿势的照片？“黄兰兰不解地问。”闹着玩吧。洗出来我们一起欣赏欣赏。“林女士边收拾相机边回答。
已是深夜十一点了。黄兰兰还在床上辗转反侧，对办公室拍照一事百思不得其解。
“喂，醒来有事对你讲。”她伸手拍拍睡在一旁的丈夫。
“什么事，半夜三更把人吵醒。”从熟睡中醒来的丈夫问。
“下午……，，黄兰兰把拍照的情节向丈夫叙述了一遍。”这是不正常的，马上把胶卷曝光，少跟她来往。“
“嘘……”黄兰兰指指了隔壁。
“哼，还把人带到家中来住！叫她搬走。”
第二天，黄兰兰一下班就向林要照片，正巧，她刚把照片取回来。黄兰兰那张拿着毕业证书的照片看起来很别扭。
“大姐，这张照片拍得蛮有意思的。”林女士没话找话地说。
“不好，太难看了。”黄兰兰拿过照片迅速地撕成了碎片。
林女士感到非常意外：“大姐，你干吗把它撕了呀？”
黄兰兰强笑着：“一点也不好看，留着干吗？”
黄兰兰的态度让林觉得不踏实，她决定赶紧出境。然而，林做梦也没想到，就在她准备出境向自己的主子邀功的时候，安全局的干警出现在她的面前……
只认错不认罪
黄兰兰对自己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起初并不以为然。以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就是为台胞服务，牵线搭桥提供些文件、资料也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不是为个人谋私利。当其被有关部门依法收审后，她简单地认为，只要说清楚就没事了。办案人员曾问黄兰兰：“你提供的文件上有密级标志，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该知道这是不能擅自提供的。”她说：“林向我要这方面的资料。
我就找了些文件送过去了。“此话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一名受党教育多年，且又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口中说出来，令人意外，令人震惊，其保密意识、法律知识是何等淡薄。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黄兰兰对自己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她说：“我对不起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给亲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希望政府给我悔过的机会，我保证今后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或许她的忏悔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触犯了法律的黄兰兰却仍然天真地认为，她的问题是只要认个错就行了的，不会被判刑，也不应该被判刑。
然而，法律是神圣的、无情的，谁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面对法律的审判，黄兰兰表情木然……8年，将在高墙铁窗的陪伴下度过，这长长的8年啊，2920天宝贵的时光！因丧失警惕而付出最珍贵的自由，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
当前，类似黄兰兰这种法制观念、保密意识淡薄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在科技含量如此之高的当今世界，已进入了“无密可保”的时代，卫星整天头上转，根本不需什么保密。但实际上，保密与窃密的斗争一刻也没停止过，保密意识听起来很虚＋关键时刻却实实在在地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假如黄兰兰能有起码的警惕，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在狱中，干警曾问林，她索要文件时心情是否紧张，她讲：我非常、非常地害怕被拒绝，但更害怕有人察觉我的意图。
警惕啊！善良的人们，在充满热情的眼神中可能包含着令人难以捉摸的用意。失踪的密件
霍然
2002年8月30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某军工集团保密办的宁静。电话那头传来集团下属951所保密办同志焦急的声音：我所某绝密级文件查无下落。
“出走”了一年多
没有人知道密件去了哪里，它神秘失踪了，就好像自己长了脚，出走了。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2001年8月13日，951所收到一份绝密级文件。就像其他绝密级文件一样，在所领导对文件做了批示后，8月16日，这份文件由该所科技处转给了第一研究室。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以后，这份文件会在所里掀起轩然大波。
十几天过去了，也许是看惯了带着密级的文件，早已经习以为常了，第一研究室里没有人特意留意这份文件，也没有人关心它的“生死”，它应该就在某个地方不是吗？就像其他文件一样。
直到8月底，951所其他有关工作人员困工作需要来查找这份文件。柜子里没有、箱子里没有、抽屉里没有、桌子上没有、报纸堆里没有、废纸桶里也没有，此时，大家才发现，谁也不知道这“某个地方”在哪里：文件下落不明了。不过，没有人担心，也没有人想要上报，也许是刚刚找得不细；也许是谁带回家用了；也许是被隔壁处室的同志借去了。俗话说得好，要找的时候找不到。不找的时候自出来。算了，先不找了。
转眼4个月过去了，12月，有关人员因工作需要再次来到第一研究室查找这份文件。柜子里没有、箱子里没有、抽屉里没有、桌子上没有、报纸堆里没有、柜顶上没有、桌底下也没有，还是没有找到：文件依然下落不明。不过，文件总不会自己长脚跑了吧。大家想。也别费事去找了，还是各自工作吧，反正所里也没有催交这份文件，过几天再说。
这一晃又是4个月，见绝密级文件近8个月迟迟没有送回，所保密室的同志终于耐不住性子了：要求把文件交回，按规定早该收回了。可是，“没有文件怎么还？”第一研究室的组长易某这才意识到真的出问题了。
2002年4月，第一研究室开始在全室范围内组织查找失踪了的绝密文件。柜子检查了几遍、箱子翻了又翻、抽屉也掏空了几次。全室所有人员都说没拿过这份文件，可文件就是找不到了。终于，6月13日，第一研究室向所保密办报告：文件查无下落。
8月30日，951所在组织查找仍未找到的情况下，向上级军工集团公司报告了此事。9月3日，集团公司保密委员会向国家保密局和国防科工委报告：下属951所绝密级文件查无下落。至此，该文件失控已长达一年时间。
密件自己“走”回来了
绝密级文件失踪一年了。
集团公司党组和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严肃批评了951所文件下落不明并拖延报告的严重错误。9月5日，集团公司分别召开了保密委员会紧急会议和党组会，研究部署查处工作，并派出副总经理和纪检组长带领的工作组，前往951所组织、指导文件查找和事件查处工作。
到底是谁拿了密件？一时间，951所人人自危，气氛紧张凝重。
当务之急是找到密件。可是一遍遍地找，密件还是始终没有音信。工作组经过分析研究后认为：当前，还是应当加强全所人员的思想教育。因为密件丢失的最大可能性是，某工作人员拿了这份密件，错过了几次交还的时机，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已不敢主动交回密件了。于是，工作组对951所的全体职工承诺：主动交回密件，从轻发落。
2002年lO月底的一天，95l所职工相互通知着一件怪事：密件自己回来了。它出现在已被翻了无数遍的箱子中。
密件失踪之谜
从头至尾，没有人承认拿了密件，一年多时问，密件到过哪儿、谁接触过密件，至今都是个谜。此件的失控，并且不能证明其未被不应知悉者知悉，造成子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
它的无故失踪和神秘归来，都暴露出了一些军工重点涉密单位保密管理工作中存在制度不严、管理混乱的严重问题。
951所第一研究室不但没有妥善保管绝密件，更没有及时将其交回保密室；而保密室竟然在文件下发8个月后，才想起催交密件。也许是接触的密件太多了，头脑早已“麻木”，绝密件的管理规定早已成了一纸空文。
在密件丢失的8个月中，第一研究室有多次机会寻找并上报密件失踪问题，但他们选择了沉默。是害怕承担责任，还是根本未当回事？但混乱的密件管理情况在第一研究室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其他密件就妥善保存了吗？绝密件尚且如此，那机密级、秘密级文件“走”起路来，是否更加自由？
就这起严重的泄密事件，国家保密局要求追究有关责任人员和领导责任并限期整改。2003年1月，951所研究决定给予主要当事人第一研究室组长易某、研究室文件管理人李某行政记过处分；给予研究室副组长行政警告处分；给予负责领导责任的副所长行政警告处分；免去负有领导责任的副所长职务。
保卫电脑安全
佩韦
警报：涉密计算机、软盘被盗问题凸显
自2000年以来，国家保密局连续接到涉密计算机、软盘丢失、被盗报告，引起国家保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
2000年4月，某军工集团下属研究所一职工家中失窃，一台存贮有重要涉密信息的笔记本电脑被盗。该电脑内存有国防军工秘密。
6月，某部委下属某所一高级工程师携带密码箱准备乘火车出差。该密码箱中装有涉及国防重大工程的保密资料二十多份及存有此资料内容的软盘一张。该工程师验票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