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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宾馆股权进行转让。1993年4月，中央某部增加3人组成股权转让5人工作组。因鞠建太从1992年起就参与宾馆有关问题的调研和转让等事。对情况比较熟悉，代表中方参加股权转让联络、洽谈及其他事宜，因此成为对外谈判的主要代表。
宾馆决定转让后，虽然曾将有关招商材料向国内外发送，但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鞠建太介绍了买主——一位想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外商。当时外商并不在国内，鞠建太与外商在北京的代理人进行了联系，将宾馆的有关材料交给他们，宾馆报价5000万美元。接触几次后，双方有了合作的意向。
1993年4月，外商到京，鞫建太去机场迎接，一起用过晚饭后，约定第二天上午看宾馆，下午正式谈判。
晚饭过后已经回家的鞠建太接到了外商代理人的电话，说外商要单独约见他。
鞠建太以‘’太晚了，而且没车“为由婉拒，但外商代理人的——句”我来接你“让鞠建太无话可说，没有了拒绝的理由。
就这样，在外商的房间里，只有鞠建太和外商两人，原定于第二天的“谈判”提前开始了。
外商：“这宾馆1／5的房间都很小，很难卖的，而且又缺项。
比如说没有游泳池。另外，宾馆离市区比较远。维修保养也很差，不是4星级的标准，顶多就是3星级，卖不出价钱。我看，它只能卖个3星级宾馆的价，也就3000万美元左右。“
面对精明的外商，鞠建太强调：“我们这个宾馆是国家规定的4星级标准，虽然没有游泳池，房间也小，但其他设施非常高档，如大厅是超4星的，可以弥补。”
外商单刀直入地问：“准备卖多少？”
鞠：“卖多少，明天谈。”顿了顿，接着说：“您放心，您会满意的。”过了一会，他又问：“这笔买卖，佣金怎么算。”
事发后，外商对检察人员说：“他向我谈起这项生意的佣金，我就明白，他在这问题上是很懂的，在房地产买卖中是一定要有佣金的，这也是国际惯例，所以他问能不能给他一些佣金时，我同意了。按照国际惯例，佣金是付给中间人的，而不是给对方的，我和中央某部的生意，当然不能给中央某部，鞠建太以个人名义向我要，就是说他把自己当作了中间人。”
外商：“按照国际惯例，如果这笔买卖谈成，你可以得到佣金，佣金是转让价的2％，我是个生意人，不会骗你的。”
鞠沉吟了一会儿说：“3500万美元以上，4000万美元以下可以谈，但此事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的，要领导拍板，我会竭力促成。”
鞠建太知道，因日方急于撤走，宾馆的转让价格已降为3500万美元。这一最低转让价已经领导同意，给领导的报告就是鞠建太起草的。
就这样，在正式谈判前，鞠建太将底牌亮给了对方。
底牌既然已经清楚，佣金自然也要谈清楚。外商强调，按这一价格购买宾馆股权，对其公司来讲，生意不很划算，顶多付给鞠建太40万。鞠建太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鞠建太陪同外商参观了整个宾馆，外商边看边指出饭店许多不好的地方。鞠建太知道他这是为了压价。
下午谈判正式开始。谈判时，外商一开口连他的代理人都吃了一惊，报价比3500万美元还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3650万美元成交。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鞠建太在股权转让书上签了字，交易“圆满”结束。
按照事先的约定，从1993年底到1994年，鞠建太陆陆续续从外商处共得佣金40万美元。有了钱，鞠建太的生活从此是另一番景象。
（二）
鞠建太常说，一个男人如果没钱就等于没有能力。有了钱，鞠建太成了“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中的一分子，出手也大方起来。
鞠建太的舞友兼女友张某对此颇有感触：“虽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到底得了多少钱，但他此前此后变化很大，我估计不是个小数目。他近几年买的衣服、鞋等都是高档名牌产品，他还经常向朋友炫耀，某件衣服是德国进口的，某件是日本的……1994年8、9月间，他提出，他出资、我出力合作搞项目，亏损算他的，赢利双方5：5分成，12月份，他两次去湛江考察项目，往返机票、住高档宾馆的费用全部自己掏腰包。他曾得意地说，连某某看到他在湛江的高档消费都惊叹他花钱如此大手。他经常请朋友吃饭，从不去普通餐厅，只去高档的饭店，如天伦王朝、国际饭店等，每次两人消费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一两干元。”
虽然金钱让鞠建太随心所欲，然而，自从拿到钱后，宁静就远离了他。同样与鞠建太跳舞认识的另一个女友赵某深切感受到了他的不踏实：“他常跟我说‘这么多钱放在哪儿呀？’、‘我要把这笔钱合法化’之类的话。他还说他女儿要去国外，可以把这笔钱说成是女儿给的。”
因为害怕受到怀疑，除了花掉的一部分，鞠建太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家里，直到1996年9月，他觉得事情过去很久了，没什么风声，才把钱存在银行里。为了保险起见，他不仅用自己的名字，还用女儿、儿子、爱人的名字，把钱分别存在不同的银行里。
钱能够给人自信，但如果将自信建立在金钱堆积起来的海市蜃楼上，坍塌是必然的，只是迟早而已。虽然鞠建太自认为此事做得机密，除了他和外商外无人知晓，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
1999年初夏，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接到了举报电话，天罗地网慢慢地罩在了鞠建太的头上。
为了摸清鞠建太的存款情况，办案人员顶着酷暑跑遍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银行，发现鞠建太用女儿、儿子、爱人名义存款共计29万美元，而通过中央某部对鞠建太家庭收入和亲属状况的调查，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合法收入！
当办案人员出现在鞠建太面前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鞠建太一下子呆住了，紧张之下，他不停地喝水。终于，做贼心虚的鞠建太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精神已完全崩溃的鞠建太剩下的只有悔恨和恐惧，被拘捕后，他写下了足以表达他心声的《满江红》一词：“一夜未睡，三更起，乌鸣初歇。铁窗内，几多惊梦，岁月如铁。三十八年跟党走，一失足成阶下囚。莫回首，悔从悲中来，泪如血。凌云志，成空梦，雄心在，意未泯。展英姿，几度国门补缺。东去平壤充贵客，钓鱼台内话英烈。叹流水落花春去也，空悲切。”
鞠建太跌倒了，跌在潜伏在脚下的坎坷上。但这坎坷并不意外，因为造就这坎坷的正是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暗自长大的贪欲。愿这前车之鉴能够给更多的人以警醒。
律师泄密蹲班房
钟红
2000年8月，湖北荆门市京山县一起特大贩毒案已告侦破，并由京山县人民检察院顺利移交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就在这时，县公安局局长突然来到检察长的办公室，“案情发生重大变化，看守所发现一些与贩毒案有关的案卷复印材料”。局长、检察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做出“查”的决定。随后检察官们迅速展开侦察，仅2天时间就成功侦破了此案。原来泄密人是京山县某律师事务所见习律师王某。
2000年8月16日上午，王某受贩毒嫌疑人邓某妻子邀约，一同驱车到县法院，王某以邓案诉讼辩护人助手的身份，申请查阅贩毒一案的案卷材料，同时提出复印材料的要求，经同意后，王某将该案的全部材料拿到复印室，复印材料共101页。回到律师事务所后，王某按照邓妻的要求，将其复印的邓案材料101页给邓妻看，事后又同意邓妻将此材料拿到街上的打字复印部复制了二套，共202页，分别装订成册。当天下午，邓妻将其复印的二本邓案材料，一本交给当日值班干警姜某某“帮忙”送进看守所。另一本尚未来得及处理，就被值班副所长查获并及时向公安局领导做了汇报。8月23日清监时，被送进看守所的那份材料才被收缴，致使该案卷材料落入在押犯手中，造成严重泄密。经荆门市国家保密局鉴定，这些材料涉及国家机密级的有3项、秘密级的有15项。
今年11月，经京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认定王某利用其辩护人工作助手的特殊身份，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材料在庭审前严重泄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行为违反了我国《保密法》，触犯了《刑法》第398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拘役3个月，而邓妻也因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82条，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拘役3个月。
神秘“失踪”的夫妻
朱建军樊铭瑞
2000年10月813，在神秘失踪4个多月后，袁捷和孔悦这对“患难”夫妻用颤抖的手在逮捕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不辞而别离开研究所的128天里，夫妻二人始终在惶惶不可终13中度过，他们天天祈祷，但是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来了。他们知道，这是携密跳槽的报应，只是这个报应来得有点太快了；他们也知道，自己栽种的苦果最终还得自己吞食，他们为侵犯国家秘密将要付出沉痛的代价。
警报
2000年6月1日，紧张工作中的西安某电子研究所，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然而，陈所长心情却不能平静。今天他先后接到两个研究室的报告，分别请假3天的袁捷、孔悦夫妻俩今天都异常地没有按时回所销假上班。陈所长对此隐约感到一丝不安，心想，这对小夫妻怕不会出什么事吧。三天过去了，两研究室不断报告，袁捷、孔悦仍然无影无踪，陈所长开始坐立不安了，他预感到可能真的出事了。这夫妻俩分别担负着几种型号国防秘密技术装备的主研任务，掌握着重要的国防科研秘密，一旦出什么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所担负的国防科研项目也会因此受阻搁置。陈所长深感责任重大，立即组织人员开始多头联系寻找。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能找的地方、能找的人都找了，仍杳无音讯，人们心头的阴云越布越浓，他们开始更大范围的搜索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6月10日，一条线索终于被他们抓到了。经多方查证，确认袁捷、孔悦二人已经跳槽到了某通讯公司所属南京电子研究所工作，二人手头大量机密级、秘密级国防科研技术资料和软件没有上交、归档，存在严重的泄密隐患。面对严酷的事实，研究所丝毫不敢懈怠，先后于6月12日和6月16日向省、市有关部门报了案。
蜕变
提起袁捷、孔悦，人们不禁为他们年纪轻轻，夫妻同时走上犯罪道路而感到惋惜，为他们的蜕变而感到痛心。
1995年。刚刚20出头踌躇满志的袁捷、孔悦双双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西安某电子研究所工作，学有所长加上二人的勤奋努力，很快得到了所里的重用，分别成了所在的研究室的主力，担当了数个国防科研项目主管设计师和副主任设计师的重任。1997年，在所里的大力支持下，孔悦参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虽然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但经所里多方努力争取，被录取为定向生，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深造。当时孔悦对所里真是感激万分，表示一定不辜负所里的信任和培养，学成后要加倍努力工作以为报答。
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每个人都是一场大浪淘沙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洗礼和考验。对孔悦来说，思想所受到的冲击似乎过于猛烈，以至于来不及分辨是非了。
到北京上学后，身旁、耳边经常看到、听到的是“出国”、“票子”、“房子”、“车子”，开始还不在意，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这些字眼越听越顺耳，越听越心动了。起初朴素的报答之心开始发生了动摇，觉得定向生成了自己通向这些“美好”目标的束缚。孔悦研究生毕业后回所工作，心却留在了外边。看到一同毕业的同学，学业不比自己好，钱却比自己拿的多几倍，心态越发不平衡。她开始鼓动劝说爱人袁捷跳槽寻求更大“发展”。
2000年5月中旬，他们与某通讯公司取得联系，该公司面临业务大范围拓展，急需电子工程人才，双方一拍即合，公司催促他们尽快到南京研究所上班，并许以相当诱人的高薪待遇。于是。
夫妻二人在西安神秘地“失踪”了。
代价
袁捷、孔悦夫妇二人身为国防科技领域重要涉密人员，在未办理任何离所手续，未进行任何解密审查程序，并未移交国家秘密科研资料和其他物品的情况下。携密跳槽，对我国防科技秘密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2000年7月18日，西安市有关部门对其实施立案侦查，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并对其在南京的住所进行了依法搜查，当场查获记载有国家秘密的计算机硬盘1块、软盘8张、图纸6张，试验记录l本和技术说明书l本，以及大量非法搜集和私藏的国家秘密资料和物品。同年10月8日。二人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逮捕归案。2001年4月9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对袁捷、孔悦案进行不公开审理。袁捷、孔悦在关押和庭审期间良好的认罪悔过表现，争取到了法庭的从轻处罚。
二人分别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袁捷夫妇一时的糊涂，付出的是悔恨终生的代价。
吞咽下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后的袁捷、孔悦夫妇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痛悔之情滥于言表。二人在认真反思自己行为的诱因后，认识到他们的“魔障”就在于不注重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不学法不懂法，以至缺乏必要的法制观念，保密意识淡漠，从而受社会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不能自拔，走上了犯罪道路。痛悔之余，他们多次表示，一定要以自己的实际仃动争取宽大处理，加倍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劳动弥补自己给社会、给研究所带来的一切损失，将功赎罪，重新做人。
携密跳槽跳进牢房
宋建军
2001年7月12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携密跳槽案，原中国航空总公司西安某研究所研究人员王升平，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
1999年7月，年仅24岁的王升平大学毕业。人才市场激烈的就业竞争，对于有着学历与年龄优势的王升平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机会而不是压力。很顺利地，王升平被中国航空总公司西安某研究所录用，签订了为期6年的劳动协议书，成为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从事国家某秘密项目的研究工作。未来在年轻的王升平面前展示的是一条平坦的道路。然而，或许研究所微薄的工资不能印证他的价值，或许平凡的工作无法满足他踌躇满志的追求，参加工作不久的王升平在悄悄地追求着自身更高的“价值实现”。仅仅在工作一年之后的2000年9月，王升平就违反合同私下与深圳某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聪明的王升平当然知道，研究所的一些技术研究成果是可以使自己身价倍增的难得筹码，为此，他紧锣密鼓地为跳槽准备资料，实施了一系列的窃密计划。那一阶段，王升平显得特别积极，多次主动申请晚上加班，同事们谁也没有想到他另有图谋，更想不到他竟然趁晚上无人之机，盗取课题组组长的钥匙，潜入实验室，从计算机上打印和拷贝了该课题组研究设计的军用秘密技术图纸和资料。加上平时借工作之便借用的资料软盘、窃取的论文，王升平获取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已达5份之多。顺利实施了窃密计划后，王升平携带着这些自以为能为自己飞黄腾达铺平道路的“果实”，在西安神秘“失踪”了。2000年10月4日，王升平摇身一变，成为深圳某公司的职员。
自以为聪明的王升平怎么也不会想到，偷食的“禁果”会是一颗难咽的苦果。公安机关在其深圳的住所中，查获了他非法获取的全部国家秘密文件资料。正是这些自以为能帮助他实现“价值”的“铺路石”，击碎了他贪婪的美梦，使他从昨日的“天之骄子”沦落为今朝的“阶下囚”。
王升平为其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要承受法律的惩罚，为此付出两年最可宝贵的青春时光，甚至还会因而失掉一颗年轻的心。慨叹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携密跳槽屡禁不止呢？
我们一直强调的人才的有序流动如何才能实现呢？在我国加入WTO在即，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即将全面接轨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趋势将不可阻挡，迅速改变涉密人员无序流动的现状是保密工作既现实又迫切的课题。为此，我们不仅要加大国家秘密科研经费的投入，把科研成果与个人收入有机挂钩，从根本上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还需加快人才市场的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对涉密人员及其用人单位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全面规范，实现涉密人员任用、待遇、流动的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