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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粉世家-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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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女子之过呢?
  作品原序
  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吾有吾身,今日品葱吟诗,微醺登榻,至逸也。然则今日如此,明日仍如此否?又未可知也。最亲近者莫如家人,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而吾家吾身,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然而茫茫宇宙间,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吾自有知识以来,而读书,而就职业,而娶妻,而立家庭,劳矣!而劳之结果,仅仅能顾今日,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可痛已!何以言之?请以事为证。吾闻某小说家,操笔为文,不及半页之纸,伏案而卒,其死已速矣。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将成巨和,喜色溢于面,同座一中风出,为上家拦而和之,某夫人一忿而绝,其死又更速也。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安知其不终篇耶?某夫人于中风刚出,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嗟夫!人生如此,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此事吾早知之,吾乃不敢少想,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惟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何以忘之?作庄子达观而已矣。此古人所谓不作无益之事,曷遣有涯之生者也。
  吾之作《金粉世家》也,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必?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藉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免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明夫此,《金粉世家》之有无其事?《金粉世家》之是何命意?都可不问矣。有人曰:此颇似取径《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吾曰:唯唯。又有人曰:此颇似溶合近代无数朱门状况,而为之缩写一照。吾又曰:唯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能必其一律?听之而已,吾又何必辩哉?
  此书凡八十万言,吾每日书五六百言,起端以至于终篇,约可六年。吾初作是书时,大女慰儿,方呀呀学语,继而能行矣,能无不能语矣,能上学矣,上学且二年矣,而吾书乃毕。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吾作书毕,且不禁喟然曰:树犹如此也。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吾幼女康儿方夭亡,悲未能自已,不觉随笔插入文中,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乃不及二十日,而长女慰儿,亦随其妹于地下。吾作尾声之时,自觉悲痛,不料作序文之时,又更悲痛也。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料此书出版,儿墓草深当尺许也。当吾日日写《金粉世家》,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常窃视曰:“勿扰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今吾作序,同此明窗,同此书案,掉首而顾,吾儿何在?嗟夫!人生事之不可捉摸,大抵如是也。忆吾十六七岁时,读名人书,深慕徐霞客之为人,誓游名山大川。至二十五六岁时,酷好词章,便又欲读书种菜,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至三十岁以来,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但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而已。顾有时儿女情重,辄又忘之。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所以然,《金粉世家》之如此开篇,如此终场者矣。
  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然若干年月,或尚有存者,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人生无常,吾何能知也?书犹如是,序文犹如是,人之将来,不可测矣。此一点感慨,扩而充之,《金粉世家》之起迄,易于下笔者也。语曰:“读者书,不知其人可乎?”小说虽小道,例不外此也。求读者知吾,即求读者之知《金粉世家》耳。此又吾为《金粉世家》序,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凡百君子,匡而进之,吾固乐于拜而受之。或言于小说以外,则不敢知也。书至此,烈日当空,槐荫满地,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同此午日,同此槐荫,同此书案,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而为日无多,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1932。6。18 张恨水序于北京
  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后代记)张友鸾
  一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禁书”。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
  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
  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是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二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
  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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