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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在《情人》、《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和后来的《北方的中国情人》中都写到过这个“小哥哥”。可以说，小哥哥的形象几乎贯穿她所有的作品。她曾写道：“我们一起去河边的森林中打猎。总是我们两个人。后来有一次，事情发生了。他来到我床上。我们兄妹之间彼此是陌生的。我还很小，也许只有七八岁。他来了一次，以后每天晚上都来。有一次被大哥看见了，揍了他一顿。他怕大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自那以后，母亲便让我睡在她床上，但我们还接着干。当母亲发现她女儿跟中国人睡觉时，曾在家里'使尽全力'打她，大哥也跟着起哄，说打是对的，'是为了不让她堕落下去'”。这时，唯有小哥哥出来为她辩护，叫喊着母亲放开她。她曾躺在小哥哥身边，吻他的头发。他哥哥教会了她一切，包括男女之间的事。后来，当中国的情人问她是怎么懂那些事的时候，她说：“从我小哥哥那儿。”她支支吾吾地谈了她生活中的秘密，谈了她那个与众不同的小哥哥。在小说《阿卡塔》中，她更大胆地写了兄弟之间的一段乱伦故事。
初恋：中国情人
1930年，杜拉斯16岁。一天，她乘车从家里回西贡的寄宿中学。过湄公河是，一个中国男人在渡轮上被她的青春美貌和异国风韵所倾倒，主动找杜拉斯搭话，并用自己的私家车把杜拉斯送到了学校。从此，他们俩就认识了，爱上了，发生了一系列至今已公开、半公开或未公开的事情。这个男人就是李云泰。李云泰是个中国富商的公子，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多情而富有，充满了男性的魅力。杜拉斯经常与他在包厢里约会。但李云泰的父母并不赞成这桩婚事，他们认为外国的女人是靠不住的。为了斩断他们的情缘，他们在老家抚顺给李云泰找了一个姑娘，并急急忙忙地操办婚事。而杜拉斯也因为要回法国升学，被迫离开李云泰。于是，一对异国鸳鸯就这样被拆散了。临别那天，李云泰赶到码头去送行。他不敢走近，远远地躲在灯柱后目送杜拉斯离去。
初恋是最难忘的，对杜拉斯也不例外。虽然杜拉斯一生有过许多情人，但这段爱情在她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她曾说：“他使我生命中的其他爱情黯然失色，包括那些公开的和夫妻之间的爱。在这种爱情中，甚至有种在肉体上也取之不尽的东西。”长期以来，杜拉斯对这段爱情一直缄口不提。她把这个秘密保守了半个世纪之久。因为，她把这段爱情当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允许别人分享。直到1980年，她才在《情人》中予以披露，但仍不承认那就是她自己的初恋。1971年，李云泰和妻子曾去巴黎，不敢见杜拉斯，但忍不住给杜拉斯打了一个电话。杜拉斯一接电话就听出李云泰的声音来了，她喜出望外。她后来在《情人》中写到了这个细节：“他给她打了电话。她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他说：我只想听你的声音。她回答：是我。你好。他有点发慌，跟以前一样胆怯。他的声音也突然颤抖起来。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也立即发现了那中国音调。他说他和过去一样，他仍然爱她，他不能停止爱她。他爱她，至死不渝。”1991年，李云泰病逝。杜拉斯闻讯后，老泪纵横。“我根本没想到过他会死。”她停下了手头的一切工作，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整整一年，我又回到了在永隆的渡轮上横渡湄公河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沉浸在中国人和孩子（指书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当中。”一年后，她又根据那段经历，写了一本新书《北方的中国情人》。
雅恩：最后的情人
1980年夏，杜拉斯66岁的时候，一个27岁的大学生走进了她的世界，与她共同编织了她一生中最神奇、最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大学生就是雅恩。安德烈亚。斯泰内。
雅恩是大学哲学系的年轻教师，对哲理思辨比对形象思维更感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杜拉斯的小说，从此被迷住了，不再看其他书，只读杜拉斯的作品。在他眼里，世界上只有一个作家，那就是杜拉斯，世界上只有一种书可读，那就是杜拉斯的小说。杜拉斯成了他的偶像，他的一切。1980年夏，杜拉斯来到他所在的城市举行电影《印度之歌》的讨论会。这部电影他已看了十多遍，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会上，他提了几个问题，并想献花，被伙伴们拦住了，说女孩子才献花呢！讨论会结束后，杜拉斯提议去喝酒。许多人都跟着去了，雅恩当然也在此列。但腼腆的雅恩当时并没有引起杜拉斯的特别注意。当雅恩问杜拉斯能不能给她写信时，杜拉斯只随口说了句“可以。你寄到我巴黎的家里来吧！”雅恩真的给她写信了，她却置之不理。事实上，她已完全忘记了这个年轻人。对她来说，他不过是众多崇拜者中的一员。但雅恩锲而不舍，虽然从来没有得到过回信，他仍一直不断地写。终于，他打动了杜拉斯的心。杜拉斯给他回信了。雅恩还不知足，迫不及待地问：“我能去你家吗？”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雅恩提着一个小包，来到杜拉斯的住所。杜拉斯在阳台上含情脉脉地看着她的这个年轻的追求者走近大门，四下张望，抬手敲门，推门入屋。为了庆祝他们的相遇，她要他去买酒。他很听话地出去了，但几分钟后又回来了：他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是的，他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名，没有职业，没有过去。他是一张白纸。从此，杜拉斯将在这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写上最动人的篇章。雅恩成了杜拉斯的情人、秘书、助手、读者、司机、护士，成了她的奴隶、佣人、出气筒。他整天替杜拉斯整理稿子、打字、购物、搞卫生、干杂事，还要开车陪杜拉斯兜风，替杜拉斯洗澡擦背，听杜拉斯说话，受她的气，挨她骂，让她罚，被她训。谁能受得了这份折磨？况且雅恩也是血气方刚的七尺男儿。他出逃了，有时彻夜不归，在车站或酒吧里过夜。但过不了几天，他又乖乖地回来了。他已经不能没有杜拉斯。杜拉斯欢迎他回来，就像欢迎迷途知返的孩子，亲热地把他搂在怀里。于是，生活又重新开始，悲剧和喜剧又开始重复。爱与恨、温柔与粗鲁、服从与反叛交织成一首真实动人、让人心颤的生命之歌。
1996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杜拉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推醒雅恩，对他说：“杜拉斯，完了。”她预感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生命已走到尽头。她抚摸着雅恩的脑袋，爱怜地对他说：“我要死了。跟我一起走吧！没有我你怎么办？”3月3日，星期天。上午8点，杜拉斯离开了人间，离开了她的情人。法国的电台电视台闻讯后当即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插播了这一新闻。第二天，各报都在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杜拉斯去世的消息和大幅照片。杜拉斯的作品在书店里也被抢购一空。大家都在谈杜拉斯，谈她的小说，谈她的电影，谈她的《情人》。突然，大家发现他的“情人”雅恩不见了。自从杜拉斯去世后，他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大家到处找他，但谁也不见他的踪影。有人说他在以色列，躲在他妹妹家里；也有人说他在希腊，隐居在某个教堂，但谁也没见到他。
爱情的出路
作者： 钱红丽
杜拉斯曾断言———一本打开的书就是漫漫长夜。在这部叫作《夏夜十时半》的小说里，杜拉斯在“漫长的夜里”给我们讲了一个独特的情感故事。
我们看见有一种爱情的风经年吹拂。
故事发生在盛夏。皮埃尔和玛利亚结婚多年，他们去度假，从法国去往西班牙的途中。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好友克莱尔。因暴风雨他们被迫停留在一个小城。
刚巧这里发生了一起凶案：罗德里戈杀死了不贞的妻子以及让他带绿帽子的佩雷斯。而玛利亚无意中发现了罗德里戈并将其偷偷带出城。本希望他留在那里等她来救他，但罗德里戈却饮弹自尽了。玛利亚受到不小的打击。但更大的打击是来自她最亲的人，来自爱情的残酷：她的丈夫与克莱尔有染。这一切被玛利亚看在眼里……
就是这样的故事。同样是面对爱情的毁灭，罗德里戈采取了最激烈的方式，结束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人的生命。但，玛利亚的态度是平静而淡定的，以致最后他们三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对感情产生了失望。总之，死去的，活着的，都是一样的灰心。
掀开小说理智、冷静、尖锐的内核，是一片破碎和悲伤。小说结尾更令人心碎。当皮埃尔倒在床上思忖着与克莱尔的情事时，突然又想起妻子玛利亚，他忽然感到了逝去的爱情那真挚的情趣。他不知道是他造成了玛利亚的孤独，还是玛利亚带给了他悲伤，由此便产生了令人心碎的诱惑力。因此，皮埃尔感到，在玛利亚身上，“是爱情之末的味道”。
这便是了。这便是杜拉斯小说的永恒魔力。爱情本属于粉黛烟云的青涩年华。
当爱情进入到世俗的婚姻里，互相厌倦到底是一种逃脱不掉的宿命。冷静的杜拉斯在这个“漫漫长夜”里为我们冷冷地讲述着关于爱的故事，却终于没有指出爱情的出路。但，正如她在一篇随笔中暗示给我们的那句话一样：“尽管绝望还要写作”，而尽管有背叛，我们还要相爱。在爱情的问题上，我们无法说清痛苦有多大，孤独有多深。爱情的出路，或许就是彼此相爱？！
然而，在一部部文本里，杜拉斯皆讲述着一份爱情是如何地持续、衰竭以及欲罢不能，然后它又是怎样地被呈明、被召唤……杜拉斯凭着那不依不饶的坚持和善待，滔滔不绝地叙说一切。一声声被压抑的呼喊，一阵阵空虚焦灼的心情，一份份无悔亮烈的承担。爱吧，她说。爱情犹如疾患。这就是杜拉斯式的迷狂—
——简洁，决然，暴力。
杜 拉
作者： 韩青
夜深的时候，我读完了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然后，我就在对她的文字的回忆和对自己情感的回忆之中沉溺下去。不是因为爱情。这部名字叫《情人》的小说，最主要的内容也不是爱情。爱情只是一种幌子，不然她怎么去描述她的苦难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期。
爱情是一面美丽的谎言的旗帜。它帮助人们遮掩现实的种种不如意。它甚至已成为一张被虚构出来的床，让种种肮脏的念头，舒服地平躺上来，开出罂粟一样散发着毒液的美丽和芬芳。
我看杜拉的东西，不多，却又时常是在旅途中，比如，那部《抵住太平洋的堤坝》，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旅程，那本书是一张可以重复使用的车票。她永远都有本事让读者无限沮丧，又手不释卷。绝望，是一种充盈着无限激情的绝望，有力量，却并不毁灭什么。就让一切现有的生命和事物，永远这样没有希望和转机的拖延下去。永远没有尽头。连死亡也不能拔起它们的根。
绝望的杜拉斯
作者： 少女小鱼
炎热的“夏夜十点半”，是爱情的绝望堆积和无望发泄的交集时间。
酗酒的玛利亚，有着杜拉斯似的冷漠理智和绝望，她清醒地看着丈夫皮埃尔和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克莱尔在高温下被点燃的亢奋情欲，她清醒地注视着曾经的爱情一点点地损耗和收缩，她甚至故作愚蠢地为他们的幽会制造着机会，她就这样看似麻木然而痛苦地把自己藏在酒精的后面，她酗酒的脸庞上总是挂着温顺的笑意，她的痛苦没有出路，直到——。
凑巧的是，他们下榻的小镇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起令人司空见惯的第三者血案，奸夫淫妇被戴绿帽子的丈夫杀死了，后者又借着暴风雨的掩护藏身于他们所在旅馆的屋顶上。玛利亚在无意中同时发现了丈夫和好朋友在阳台上的幽会，以及躲在屋顶上的罗德里戈。
杜拉斯在小说里，没有给她的人物们更多的心理活动空间。所有的心态我们只能自己猜测。我想，一定是抱着一种抓到稻草的心态吧，玛利亚竟然毫不犹豫就想办法营救这个在雨中一动都不敢动的“受伤杀手”，一个采取了和她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背叛的男人。这种稻草，不是救命的意思，而是一种为她的痛苦提供酒精之外的另一种宣泄渠道的意思。里面更多的是同病相怜的感觉吧，而非真如玛利亚自己后来自我表白的：也许我以后还能爱上他呢，也许我们以后还能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呢。实际上，这只是她自嘲的说法，同时也是一种他嘲。她这时候是想到了自己的吧：一段旅程，一场情欲的放纵，竟然就可以抵得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爱上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呢？
可是，爱情是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的吗？玛利亚和罗德里戈面对背叛所作的不同选择，我不想以性别的特点来解释，事实上，这里的区别更在于一个人心灵的深浅程度的不同吧。对复杂人性的了解、认知、理解和包容，哪怕其中是有着深刻的痛苦的，她仍然能够明白并且接受生活中所有无法挽回的流逝和失去，所有难以抗拒的诱惑。
这就是杜拉斯的绝望，清醒的绝望，她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希望的。只不过，她的仿佛是希望的微光，是给那些依旧对生活秉持信念或者从来没有和生活真正遭遇过的善良和单纯的人们准备的，就像是若隐若现的冰山一角。
听杜拉斯讲杜拉斯——读《写作》
作者： 童蔚
四年前，也是3月的一天，写《情人》的她走了。玛格利特·杜拉斯，生于西贡，死于巴黎，享年81岁。她离去的那天，巴黎的街头下着小雨，天地如诉，人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她的倾诉与叙说，化作音符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她一生写了40余部小说、拍了近10部电影，掷地有声，映之如虹。她去世后，其作品在全世界一版再版。在中国，《情人》、《广岛》、《琴声如诉》，加上最近《杜拉斯文集》的出版，她文本的风貌豁然开朗。然而，其中一本极特别，书名为《写作》的书（见春风文艺出版社《杜拉斯文集》之十五）引人以思。看来，杜拉斯生前就对自己的读者有所感知，留下的“遗言”（书含几篇评论），可以揭开“杜拉斯之谜”。作为女作家，她的语言音乐，她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诗化的书写：时急时缓，随心所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长久的疑问，好像一张张的纸牌等待各方开启……而最终，她的写作要由她自己来讲述。
这就是“杜拉斯风格”。无论对人、对己均毫无保留，也毫不留情；无论是写小说、做电影、还是搞评论，她一样“苛求”以待，创意倍出。阅读《写作》，读者将重温她的生活、爱情以及孤独。所谓杜拉斯方式，首先，她是在生活中“书写”，而后，在《写作》中“书写”。因此，无论生活还是艺术都玉璞难辨，要区分书中的杜拉斯和无数个日常的杜拉斯，已无可能。她的写作，正是将生活上升至极限的努力，让人感到在平面的、碎裂的日常事件中，她搅动文字的波澜；它们和人类最古老的乌托邦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永远地告别了过去，朝向未来，却又彼岸无边，无法抵达，只能存在于读者感觉的深处。
在这样一本书中，杜拉斯始终在向我们谈论“谁是杜拉斯”；然而，即使读完她的小说，再读这本书，她交到读者手中的答案，依然令人忐忑不安，因为，以她的眼光阅读她的写作，谜题犹存……。
不得不写作的女人
在《写作》中，她说：
“写作，那是我生命中惟一存在的事，它让我的生命充满乐趣。我这样做了。始终没有停止……”1934年，杜拉斯发表其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到了翌年，一位作家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天才，敦促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另一部小说《安静的生活》。之后，人们很快注意到她。引人注意的是，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发表后，她以几乎问鼎龚古尔文学奖的气势，崛起文坛，仅因为她当时的共产主义倾向才被落选。30岁，她处于战后创作的高峰，与萨特等人成为知识界的明星。但其后，经过波峰过后的低谷，等到她的面容融刻了蛛网般细密的皱纹，她才嬴得世界性的声誉。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她说：“我在一个洞里，待在她的底部，处于一种几乎是彻底的寂寞中，然后，发现只有写才能拯救你。不为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念头……不在任何东西面前。像一种生动的不加修饰的写作，可怕得无法超越。”没有疑问，这是一位女性作家的独白。写作于她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其中原始的情感，荒芜、空洞，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在那精神底蕴无比深刻的洞穴里，她聆听外界的召唤，而不仅仅是躲避。玛格利特·杜拉斯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