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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这种形式，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成迅猛燃烧之势，这更使毛泽东感觉到兴奋。
早在大串连开始之前，一次讲到西安交大工作组限制学生打电话、电报、上京告状时，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讲，毛泽东有不同常人的气魄，他曾经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卫兵要学习毛泽东，让天下大乱，让历史乱得斑驳陆离。
数以千万人计的红卫兵奔走在千山万水间，蔚为古今奇观。同时，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散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些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因为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他们的大串连也就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每到一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天生革命家”派头使许多人不满，连当地揭竿而起造反的红卫兵也被他们的革命阵势吓住了，连代表一个省份的共产党最高层头头也能批斗？当地的红卫兵感到惊奇、疑惑和不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提出疑问，继而产生严重分歧。北京派出的红卫兵先后在各地受挫。
在武汉，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当地群众、红卫兵在辩论台上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展开激烈辩论，随之“革命”升温，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被围攻、谩骂甚至被关押。
在上海，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受到昼夜围攻。
在贵阳，数万名当地革命群众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层层包围。
……
但是，局势很快逆转，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给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反攻。很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极其浩大的声势。北京红卫兵犹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第二国际派来的“联络员”，他们人数不多，权力极大，能耐也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操纵掌握着当地的运动势头。
11月4日，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北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停开，延长到12月初才结束。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进驻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此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断。
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号召当地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党委。”果然，南京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连的北京红卫兵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次次发誓，要把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想出来的。红卫兵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们组织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把全国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用红颜色书写不可。
“红海洋”开始泛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其结果是形式主义盛行，造就和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风尚。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出现了；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出现了；一尊尊毛泽东的巨幅塑像在城乡各地出现了……与此同时，一幕幕人间悲剧也重复出现了。一位教师写标语发生了笔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被绑押游街，他妻子因此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画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恶魔，全家被押送下乡改造……。
虔诚的红卫兵，没有想到他们的狂热和迷误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走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泥泞的路途后，再回首当年的路，面对一枚枚青涩的果子，他们无言，只有痛苦在嚼啃心灵，使灵魂难于安宁。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产生各国人民运动的，不是如史学家所想的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们的活动，并且他们总是这样的结合的，即：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负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在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思想影响下，要那些当时才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先行先觉，能预见由于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严重恶果，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正的。红卫兵大串连，甘洒一腔热血，他们此时此刻的行动是迷狂的，是不计后果的。
井冈山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由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点燃的。
9月的一天，井冈山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和数十位于此数的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红卫兵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
与之对抗的观点是：“井冈山人不是阿斗，井冈山是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一边是外来红卫兵，是毛泽东呼唤出来造反的“孙猴子”；另一边是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儿女，是从里红到外的无产阶级。双方都能从毛泽东的语录中找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现在倒跑到井冈山上来造共产党的反了！”显然，井冈山儿女们的生活节奏慢了半拍，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造反形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辩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愤怒的井冈山儿女情急之下，有人动手打人了。红卫兵揪出几个打手，周围更多的人群一拥而上，说是劝架，推推搡搡中不断有人向外地红卫兵暗送拳头。红卫兵跌跌撞撞后退。一场关于如何革命的争论演变成了街头地痞似的打斗。
井冈山造反的第一粒火种熄灭了。熄灭得窝囊，让人总觉得不甘心。接待站拒绝再留宿，当晚，这一行红卫兵只得怏怏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
这回情况不一样了。连毛泽东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冈山党委岂有不许造反的道理？
在罗浮，红卫兵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
在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打电话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分、表现，现在必须把黑材料交出来！”红卫兵听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公安局却在背后整“黑材料”，企图“秋后算帐”，红卫兵们的气愤可想而知。他们抡起斧头，把文件柜、办公桌乱砸一气，木屑纷飞，纸张遍地。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造反的红卫兵面前，第一次丧失了威风。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红卫兵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厅的一幅朱德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在几排起装饰作用的松柏木雕图案上，红卫兵发现12根叶针组成一圈，无疑象征着国民党的党徽，当即撬下，作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谁是设计者及其家庭成分、社会背景；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横匾被倒了过来，并书上“批判馆”三个大字取而代之……。
1967年1月，红卫兵正式封闭了井冈山博物馆。
揪出黑后台
1966年12月30日，晚10点。中南海小礼堂里，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谁要不革命，就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等待陶铸的会见。
红卫兵的歌声在中南海上空回旋着。
时针指向11点。红卫兵不耐烦了，愤怒地喊道：“陶铸，快出来！”“陶铸，快出来！”“快！快！快！陶铸快出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声过后，又齐声唱起了《语录歌》：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歌声停止下来，满脸倦容的陶铸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匆匆忙忙赶到这儿来了。
以下是红卫兵和陶铸的对话：
红卫兵：（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王任重！打倒调和主义！打倒折衷主义！……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我不赞成。不能跑到中南海来闹事。
红卫兵：通令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
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
红卫兵：不开就不开。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被说成是斗争你，这个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80个人总不可能都谈，你们由5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
红卫兵：既然讲代表，就得15个代表。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会是15个代表。
红卫兵：按你的要求，15个代表座谈，其他红卫兵听一听，算哪门子事儿？看来，今天陶铸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代表都回绝了，怎么没有诚意？
红卫兵：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
陶铸：绝食我不赞成。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
红卫兵：晓得这个样，应该不吃饭，看你出不出来见。
陶铸：别扯这个。今天讲5个，超过了5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
…………
红卫兵揪王任重的原因和背景已是一笔混乱的历史旧帐，梳不清理还乱。红卫兵应用绝食的方式来求得陶铸的接见，其政治热情不能说不高亢，他们的全部过错在于，整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场错误，于是红卫兵所有严肃的斗争（包括拿生命赌博的绝食）就不仅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有些荒唐可笑了。
红卫兵不知道，仅凭他们的一腔热血是能于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课题的。何况，由于他们所冲击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的热血便像西班牙斗牛场上被刺倒的公牛身上淌下的血液，只配遭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例会上，陈毅在打瞌睡。朦胧中，陈毅感到有人在碰自己的胳膊，他扭头一看，是叶剑英元帅。叶帅使个眼色，递给陈毅一张纸条，努努嘴，没多吭声。陈毅戴上眼镜细看，叶帅递来的纸条上写着一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
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严冬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陈毅默读一遍，回过头来又默读一遍，心有所动。他提笔在信笺上飞快划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字：“绝妙好词！”后面的惊叹号又粗又重，浓缩进了陈毅此刻胸中的激昂情感。
过一会，陈毅再次伸手，要过信笺，掏出笔记本，把信笺夹进笔记本中，叶剑英明白，诗人陈毅一定是要唱和一首吧。
但是陈毅的诗始终没有唱和出来。红卫兵的冲击，使陈毅坠入惊涛骇浪中，而陈毅不屈服的性格，更是激怒了红卫兵，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掀陈”高潮。
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档案资料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红卫兵的谈话记录，其中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底，短短50天里，周恩来接见红卫兵达5次之多，累计20多小时，谈话记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红卫兵正确对待陈毅。陈毅生性直爽、豁达，敢说敢做，不是周恩来用身体挡住那些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已搁倒了。
1967年1月19日晚9时，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北侧的窗户前，周恩来总理揭开紫红色天鹅绒窗帘的一角，注视着人民大会堂正门前方万头攒动的红卫兵和卫戍区战士用身体组成的警戒线。
坐在沙发上的陈毅，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来说：“总理，还是让我出去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红卫兵。”周恩来说。
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还是被几万名红卫兵围困住了。红卫兵一次次冲击警戒线，一遍遍呼喊口号：“打倒陈毅！”“交出陈毅！”3个多小时过去了，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条喉咙管组成的喧嚣声浪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在天安门东侧，送面包和茶水的汽车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到汽车旁吃饭，同时，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仍被围得水泄不通。
周恩来心情沉重。一边，是要求造反揪斗的红卫兵；一边，是红卫兵要揪斗的对象陈毅。周恩来知道，情急之下，红卫兵是有可能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的。
在一次揪斗会上，陈毅被叫到台前讲话，刚开口不久，会场发生了打斗，骚乱中，一个腰扎皮带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重重打了陈毅一个耳光。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把陈毅带到了后台，骚乱才渐趋平缓。
还有一次，红卫兵当着陈毅和外国大使的面，把驻某国大使的皮鞋拉下，挂在他的脖子上，硬是勒令他下跪、爬行，陈毅上去制止，红卫兵毫不理睬，还扬言要将陈毅一起批斗。
这样的例子太多。周恩来觉得有责任要保护好陈毅。
负责警戒的卫戍区一位团长进来报告，第二道警戒线已被红卫兵冲垮，请求调来武装部队。
周恩来断然拒绝：“不行。”
在这个时候调来武装部队，无异于火上加油。周恩来侧过头对陈毅交待：“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
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广场上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红卫兵挥舞着密密匝匝的拳头，砸向手挽着手的军人。此刻，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只得用自己的头和脸，去承受一场非战争的战争。那堵人墙微微波动着、颤抖着，显然已经承受不住超负荷的压力，像洪水前即将坍塌的大堤。
周恩来心中滚过一阵复杂的感情，他猛地推开警卫员，走下台阶，扶起一个头上还渗着血迹的战士。一道探照灯雪白的光从面前划过，冲在前边的红卫兵看见了周恩来，飞向战士的拳头停在半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了。
处理过无数错综复杂情况的周恩来，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复杂的场面：
一边是红领章，红帽徽；
一边是红袖章，红语录。
周恩来深吸一口气，调理一下内心里的情绪，然后大步走过去，从一个军人手中夺过手提话筒，大声向红卫兵喊话：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进人民大会堂，那就从我周恩来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的眼睛微微有些潮湿。他的声音在几万名红卫兵中间传送着，冲到前边的红卫兵，一个个立信了，随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个旋，往回卷去……。
“别往前挤了，停下，停下！”
“安静，听周总理讲话。”
红卫兵冲击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
显而易见，红卫兵揪黑后台，是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