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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燥热沉闷的空气似乎要爆炸一般，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红卫兵命令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
8月23日，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
在此前后，破四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山东2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
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
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
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
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在破四旧中，牛鬼蛇神们理所当然遭到了打骂、凌辱、抄家等无端污辱。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查抄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仅仅一个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扫地了。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