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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破四旧、大串连兴起之后，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点火。对于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支持过的这些“孙猴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们更象旧小说中的钦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犹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但是形势很快变了。在沿京广线和沿海一带的串连途中，红卫兵看到没有一个党委领导不被“炮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不被“火烧”；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被“打倒”。到处是一片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是这种结果？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
帮助爸爸妈妈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并不等于他们是真正想把爸爸妈妈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火烧”、“油炸”加“炮轰”。从感情上，红卫兵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
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